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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也担心借不到。但相公请看这个，这乃是曾、蔡、李三人给我写的信。”他一面说着，一面从袖中抽出三封信笺来，递给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信来，仔细读去，原来三人信中之意，竟都大同小异。都是力劝石越向南海海商，东南巨商举债，以渡此难关。三人在信中，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东南、南海的巨贾是如何富裕，而这次交钞、钱庄的双重危机，对东南、南海的巨贾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亦最为敏感，若朝廷有合适之方法来应付，这些巨贾们定会支持。而三人都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没钱；故成败之关键，便在于借重执政三公的声誉，由朝廷向商人们借钱。在蔡京的信中，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他自称受到秦观与高丽在杭州谈判之启发，想出此策——即朝廷向商人借钱，约定之还款时间、还款利息，可以各不相同，如此安排合理便可以减轻未来朝廷之还款压力……
石越知道司马光对于这种事情，定然非常谨慎，又道：“对商贾来说，此番名是帮朝廷渡此难关，其实亦是自保。何况据我所知，南海海商还有求于朝廷。只须朝廷妥善行事，钱一定是借得到的。”
司马光并没有着急表态，只是将信折好，还给石越，沉默了一会儿，才简单的问道：“如此子明想以何物为担保？”
“盐税与盐场租金。罢榷盐之后，朝廷每岁在盐税、场租上之收入，可达一千万贯，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每年便用这笔收入来还债。虽说如此一来，以后十年，每年朝廷之税收便要少一千万贯，但这亦只好另想他法。”
改革盐政后，食盐产量大增，食盐需求更加旺盛，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亦是蔡京最大的功绩。若单从每年在食盐上一千万贯的账面收入来看，熙宁初年榷盐的平均收入，都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左右，这笔收入较榷盐要少。但是，虽说食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这中间官府要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开支，却也不容忽视，即使工艺最简单的畦盐法，生产周期便要超过半年。这样折算下来，反倒是通商法的收入更多。
实行榷盐法时，尽管熙宁初年全国食盐总产量较之过去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最高曾经达到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万宋斤，但却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食盐需求，官盐每宋斤要卖到四十多文，有些地区甚至贵达四十七文，不仅缺斤少两，质量亦极差。而贩卖私盐不仅质量好，而且每宋斤才卖到二十文，有时甚至一宋斤半才卖到二十文，是以虽有严刑峻法，亦无法禁绝。而改革盐政后，虽然官府的盐税、场租成本，每斤高者二十文，低者亦要十文十五文，但盐场主通过各种方法控制成本，竭力提高技术，增加产量，盐价在各地亦低至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食盐质量远远要比过往的官盐要好，甚至还出现了各种精加工的精细盐，大大积压了四私盐贩子的生存空间。而食盐产量在几年之内，更是迅速暴增，全国每岁产盐超过六万万宋斤。
更让人吃惊的是，宋盐还成功地将便宜的契丹盐赶出了河北路，甚至还一度反攻契丹市场。在契丹境内，原本有两个天然的大盐场，不仅开采容易，而且几乎不用加工，便可食用。因此盐价极其低廉，其在宋朝河北路通行一百多年，宋朝都无可奈何——过去宋朝在全国各路都榷盐，唯独在河北路，却只能实行通商法。一百多年来，宋人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他们竟也会迫使辽主禁止宋盐入境。
这件事情在司马光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盐税与盐场收入，不仅超过朝廷岁入的一成，而且还是一笔非常稳定、并且持续增长的税收。连司马光都相信，迟早有一日，宋盐能通行周边各国，盐税超过两千万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要将这样一笔收入挪腾出来，而且时间长达十年，这令司马光十分心疼。他并非蔡京，随时都抱了个赖账的心思。在司马光心里，官府信用不佳，借不到钱是一回事，但既然借了钱，那就一定要准时归还；而既说了盐税是担保，那么朝廷就不能再挪用这笔钱。这些在司马光心里，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对商人的确抱有一些成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随意欺侮商人。
“先发行五千万贯盐债，以一百贯为面额。还款期限与利息，可着太府寺商议以闻。为策万全，我还有一个想法，凡是购买两万贯盐债者，可以请朝廷赐其祖母、母三代以内亲诰命；十万贯者，可请朝廷赐其本人或三代以内亲男爵；五十万贯者，赐本人子爵。无论这命妇，或是男、子二爵，皆不受俸禄，仅为荣衔……”
“这……”司马光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石越生怕他反对，不待他继续说下去，又说道：“此不过都是些虚衔，并非卖官鬻爵。如此亦不过是投其所好。那些富商巨贾，一生最为耿耿为怀者，便是地位低下。如今买点盐债，或荣及高堂，或得封爵，亦觉体面。人好攀比，比如若有两家商贾，同在一城，家产相当，一家若买了这盐债，封了爵位，另一家不买，不免便觉低了一头。皇上常说，为政者当弃虚名而取实利。朝廷重名爵，不以之轻许人，此为正理。然今日之事，却不得不从权，只取实利。况且，费五十万贯巨款，而只得一虚名子爵，亦能使天下知真子爵之贵。”
“老夫所虑者，是惧为后世开一坏的先例。无论是借钱、封爵，在今日看来，自无不可。然奈后世何？”
“正因如此，我才望能与相公、荆公同心协力，为后世留一典范。”石越诚声道，“为政者不能不顾及天下后世，但亦不能因为担心后世，便束手束脚，不敢为天下先。愿相公思之！”
司马光一时默然。
石越也只是默默地望着司马光，耐心等待他的回答。他并没有想过司马光马上便会给他答复。这些办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他甚至想过发行国债筹钱，但在这个时代，想要普通的老百姓购买国债，那简直便是异想天开，而且最后肯定会演化成另一种苛捐杂税。那样的方案，不仅无法说服司马光，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但是他却知道，宋朝朝廷向商人借钱，是有“先例”的，不过这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罢了。而他提出来的方案，更加完善，更加负责任，但数额却也更加庞大。所以，如果司马光最终反对，他也不会觉得意外。他已有心理准备，如若司马光能答应考虑几天再答复，便已经是巨大的成功。
然而司马光却让他惊讶了。只是考虑了一小会儿，司马光便抬起头，望着石越的眼睛，平静地说道：“既然此前已经议定，由子明来负责此事，那子明便放手去做吧。”
“多谢相公！”一时间，石越的眼眶都湿润了。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万万没想到，会如此容易得到司马光的支持。
司马光轻轻点了点头，端起炉上温着的酒壶，给石越和自己斟了酒，双手捧起酒杯，温声道：“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石越默默念着，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
第十二章三朝元老心方壮（三）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然而石越与司马光，在熙宁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次日会接到什么样的报告。面临着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励精图治的成果的危机，石越与司马光前所未有的赤诚相见。司马光许诺全力支持石越的危机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马光全面战略收缩的建议。
为了打消司马光的疑虑，石越痛快的接受了司马光提出来的三项主张：节省朝廷开支，立即结束对西南夷的用兵，与西夏议和。后两项主张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为了节流。
石越知道，在司马光心里，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管司马光已经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变的一面，但他同样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维定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
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必须尽可能地安抚司马光，以尽可能避免在将来的某一天，司马光突然出现动摇。而且，适当的战略收缩，在石越看来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司马光主动提出接纳西夏使者，与西夏议和，更是中石越下怀。石越在取得战略优势后，并无对西夏赶尽杀绝的想法。而宋朝却在灵夏地区驻扎了太多的军队，使得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倘若能与西夏议和，便可以减少在灵夏地区的驻军，化兵为农，裁减西北军队数量。。。。。。可以说，只有实现这一点，当年与西夏战争的目的，才算是彻底达到了。宋朝财政状况可以因此得到立竿见影的好转。
司马光提出的严禁边将生衅，减缓两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进度，加快厢军屯田与裁汰厢军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够接受的。
但是司马光对益州，尤其是对西南夷的态度，却让石越心里感到不舒服。
司马光一面坚持镇压陈三娘之乱，但在西南夷的态度上，却出现了大动摇。他要求果断结束对西南夷的战争——这个主张，背弃了此前王、马、石三人达成的先取得军事胜利再体面议和、结束战争这一共识。司马光并非不明白在军事胜利后再谋求妥协是正确的，但交钞危机爆发、扩大，却还是让司马光改变了态度。
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开支。
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地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在司马光眼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任何战争，除非有足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徵，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是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入胜闷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至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问题，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放弃那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这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心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石越来说，他脑子里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司马光心中，那里可能不算是“中国本土”，而只是“化外之地”，是可以抛弃的；但在石越心中，那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本土”！这道选择题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取舍。
所以，十月不动声色地答应司马光，他将与他一道说服皇帝与两府，“尽快”结束对西南夷用兵。一定要抢在说服皇帝之前，督促王厚与慕容谦尽快出兵进剿。
当天一回到府上，石越就立刻修书一封，派人五百里加急，送往王厚慕容谦军中。一面又筹划着要尽快与曾布等人商议发行“盐债”的细节。
然而，一月三日从辽国传回来的急报，却给了石越与司马光当头一击。
职方馆河北房侦知，大约从去年十二月十日起，辽军开始大规模地向西京道与南京道集结！职方馆的细作更言之凿凿地说，辽军还在南京道集结了十门以上的火炮！而种建中调阅陕西房的情报后，赫然发现辽国名将耶律信在熙宁十七年十一月，已经离开河套，前往大同府。更往前，陕西房的细作还侦知，熙宁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军中竟有辽使随行。
种种迹象显示，辽国将有大规模的佣兵，而兵力集结于南京，西京两道，目标所指，不言自明！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这天，宫中又传来坏消息，皇帝一度出现昏迷。
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新年才刚刚过了，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得到，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
“此时暂时不能公开。”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而更像是在颁布命令，“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昼夜兼程，前往两北各镇，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禁军立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