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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已经得到过曾布、蔡京、张商英、李敦敏等人不止一次的警告——官府在赵顼的丧事上越是节省，就越会打击到商人们的信心。如果商人们真的认定国库已经空空如也，那么即使赋税坚持收交钞，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人人都知道，那样的话朝廷将不得不发行更多的交钞，而从此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如若商人们对国库完全丧失信心，甚至会影响到石越发行“盐债”的计划。
国家也罢，个人也罢，都是一样，越是穷，越是借不到钱。更何况，宋朝政府的信用，好得非常有限。
然而，尽管知道背后的风险，石越也无可奈何。即便赵顼的丧葬之事将是一个长达七个月的过程，但没有钱便是没有钱。别的事情可以瞒天过海，把表面功夫做得漂亮一点，但是赏赐遗物这一样，按例无法拖延，涉及面又太广，却是无法打肿脸充胖子的。
另一方面，石越也知道，到目前为止，宋朝为应付危机所做的事情还是太少，并且主要都集中在钱庄方面——消极的下令限制取款额度，虽然让许多钱庄得以苟延残喘，却也同样加剧了信用危机；至于结算钱庄，它的确可以加强流通，但在目前的情形下，根本不是对症之药，它着眼的是将来。
而更多的方案，却一件件被拖着。钱庄兼并法被搁置；与钱庄总社的妥协，一直没有具体的行动……至于针对交钞、作坊、物价，更是全无反应，连石越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自暴自弃了。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东南作坊破产的消息——当然，这不过是因为消息传递的延迟所致，此时已经过了年，破产的作坊数量会慢慢减少，而大量的作坊会暂时停工，等到六月西南季风刮起后，海商大举回国，这些作坊若能够顺利的讨到钱，拿到订单后，就会慢慢恢复元气。只不过那时候压力就会转到海商身上，“订金”这物什还能不能存在，都将成为疑问！
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作坊雇用的工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无地的农民，东南许多地方本就地少人多，这半年之内，这些人若没办法养活自己，益州的，就保不定会在东南出现……
必须要做点什么！
石越一把推开案头的文牍，站起身来，吩咐道：“备马！”
侍中王安石赐第。
“伏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淡然无极，而不可强名者，天也……”王防恭敬的双手捧着一叠写满字的纸，站在王安石面前，朗声诵读着，“……天下之治，必以三王五帝为法，若秦汉以下，局促狭隘……”
王安石穿着丧服，坐一把交椅上，微合双眼，认真的听着王防读出来的每一个字。这数千字的文章，非同小可，乃是大行皇帝赵顼的“谥议”。在这数千字里，要说明赵顼一生的功过，议定谥号、庙号，并且说明理由。大宋朝皇帝的谥议，一般都是由翰林学士撰写，然后交由两府宰臣议定，最后再南郊向上天请谥，通过这样的形式，表明皇帝的谥号、庙号，乃是由上天赐予。对于皇帝的谥议，表面上看来，绝大多数都是歌功颂德，议定的谥号、庙号，也大都是美谥。但是，它绝对不象表面上的那样毫无意义，在谥议中，往往充斥着“春秋笔法”，而在熙宁十八年，就更显得敏感——如何评价赵顼的功过，可能就暗示了高太后垂帘期间的政治态势的走向。
如今新党在朝堂中几乎已经沦为第三势力——赵顼死前的布局，令得朝中三大势力都不可能一党独大，而其中势力削弱尤其厉害的，就是新党。今日之新党，早已经不是王安石执政时的新党，它早已经由一个主张推行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集团，迅速的变异成一个因支持新法而获得既得政治利益的官员派系。与王安石执政时全然不同的是，他们在政见上与旧党、石党的分歧日益淡化，反倒是充满了个人的恩怨，个人政治利害的冲突……但是这个新党依然有其立场鲜明的一面——他们完全肯定赵顼在位十八年期间所施行的政策，将赵顼视为大宋朝建国以来最伟大的皇帝，反对因循守旧，主张继续变法，充实国库，开疆拓土。
也许正因为如此，不管这些人是真心这么想，还只是出于政治算计，对于他们，王安石都有天然的亲近感。因为他们最根本的主张，依然是王安石的“法三王不法秦汉”、“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而且，今日的新党，虽然表面上势力不那么强大，却也前途无量——在五十岁以下的菁英官员当中，新党依然有强大的势力。旧党太老，石党太年轻，新党在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中，却还沉潜着一大批看起来寂寂无名，却随时都有可能跨进政事堂的官员……新党绝非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经历长达十年的在野生涯，王安石早已经承认自己当初推行的新法，确有不周到之处，但这十几年的成果，亦令王安石同样坚信，变法本身是对的！没有变法图强，就没有今日之大宋。大宋朝应当继续变法，应当继续开拓进取！
但旧党谨慎有余，却全无进取之心——王安石已经看出苗头，他已经预感到司马光将会全面收缩。旧党号称“君子”，但也就是这点本事，给一个家大业大的好家产，让他们好好守着，他们能够做到；但叫他们将家业发扬光大，或者在国家危险之时，转祸为福，他们便只能束手无策。如今之局势，若无石越，只是交给司马光处理，司马光的本事，也只能废除交钞，打落牙和血吞了，然后慢慢将养着，恢复元气，虽然亏馈一些家底，却也能保住家业还能流传下去。说到底，这些人名为儒家弟子，实际上遵循的，却不过是汉朝文景之治时无为而治的不二法门，外加一点盐铁会议时贤良方正们的老生常谈——这已是司马光和旧党的全部本领。
在这方面，王安石永远都没办法看得起旧党的那些君子，哪怕司马光也不例外。那些个老调，王安石闭着眼
睛都说得出来——选贤任能，节俭去奢，移风易俗……一千多年来，腐儒们所谓的“治道”，从来都没有变过。
而且，在王安石看来，旧党正在依赖司马光的个人威信，维持住内部的分歧；而石党的情况则更加严重。王安石承认石越的能力，也赞赏石党大抵都是些有能力，而非仅仅只会唱高调的人，但是，石越的温和变法只能是暂时的，无法长久维持，总有一日，它不是归于旧党的保守，便是与新党合流——也许是互相靠拢。王安石不能肯定它最终会走向哪里，但他却肯定，石党迟早会分裂，会变异……
自从接受侍中、平章军国重事的任命以来，王安石知道自己的角色其实变化不大——他只是由一个在野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在朝的旁观者。
他始终保持着身在局外的清醒。
以王安石之智慧、识度，只需外界与他自己都不逼着他走上牛角尖，他就依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眼界。何况在野十年，王安石并非在固步自封，慢慢走出爱子早逝的悲痛之后，王安石便渐渐开始自省，接触所谓的“石学”，了解白水潭与西湖学院的学者们的学术。
他的视野也因此更加开阔。
他渐渐发觉，石党在本质上只不过一个温和的新党，其中一个证据便是，各大势力都已呈现出地域化之征兆。旧党主要来自北方，而新党与石党则以南人为主力。长期控制中央政权的北人，不希望变革，希望依徇旧章；而来自南方的新兴势力，如果想要全面掌握权力，就一定要打出变法的旗帜。但南方与北方是如此不同，当新党还在的时候，石党尚可以依违其间；如今新党既已沦为第三势力，石党与旧党的合作，也就是“共患难”而已。一旦危机度过，双方是绝对无法共富贵的！
因为这些认识，王安石能够心态平和的接受新党目前状况。但是，他与赵顼名为君臣，实则情同父子，对于赵顼的盖棺定论，他却不能不关心——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赵顼去逝之后，王安石又衰老了许多。
关于去逝的皇帝，无论君臣之间发生过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和王安石一样，与赵顼有过那么多独特的回忆。王安石第一次见到赵顼的时候，赵顼还非常非常的年轻，君臣之间谈话，是真正的开诚布公，双方都不时的使着小性子。王安石还记得他们曾经约定，君臣之间绝不互相欺瞒——曾经有一次，王安石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事情了，但他记得，是赵顼瞒着王安石去调查某项新法的执行情况，然后孩子气的质问过王安石为何欺骗他？然后被王安石反问，他瞒着自己去调查新法，难道不是欺骗么？王安石至今还记得赵顼哑口无言恼羞成怒的样子。
那件事情不久后，君臣之间又和好如初。但后来终于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蝗灾与流民。
在金陵的王安石经常感到后悔——也许这个世界上，谁也会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皇帝，他一心一意希望能与他信任的宰相坦诚相待，共同创造一个富强的国家。但是天真的皇帝却一次次被他的宰相欺瞒，终于慢慢成长、变化，成为一个精通所谓“帝王之术”的英主。
但是，即使在他那所谓的“帝王之术”的背后，王安石依然能看见他的赤子之心——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惯于猜忌的君主，会在被王安石如此欺瞒之后，依然还保持着信任么？还有石越，若赵顼果真是个猜忌的帝王，石越的头早已经被砍过十次了。
在赵顼中风之后，王安石是陪伴他最多的臣子，也只有他知道，在赵顼那身龙袍之下，还隐藏着最纯粹的感情。
皇帝是一个真正念旧情的人。
只要有情份在，他就不会轻易忘记。所以他才会最终放过吕惠卿一马。
如果不是王安石转变了心态，如果不是十年的在野令王安石的眼界、心情都发生变化，如果不是经历过那痛心彻骨的丧子之痛……即使是复出，王安石也是感受不到这些的。
石越、司马光们，王安石了解他们的本质，他们在本质上都并非热衷于玩弄权术的人，但是，他们从未离开过汴京的庙堂之高，所以，他们都被蒙住了双眼。
“庙堂”这种东西，只会在不知不觉中，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
只有熙宁十八年的王安石，才会如此坦然的，将去逝的皇帝，看作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他又死了一个儿子！
王安石知道，朝堂之中，有许多的旧党官员对赵顼心怀腹诽，难保他们不会在谥议、谥号，尤其是庙号中卖弄小聪明，搞点春秋笔法。而且，在谥议中，虽然王安石可以肯定，没有人有胆子敢批评赵顼，却一定会详细提及赵顼在位时的功绩，提到哪些功绩，不提哪些功绩，提到某项政绩之时，用的又是什么样的赞美之词，却是大有讲究。
王安石绝对不容许出现“谤书”！
皇帝理所应当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是王安石于公于私，都要捍卫的。
王防读的这篇谥议，乃是由翰林学士们商议所作。此时学士院一共有三个翰林学士——安焘、许将、蒲宗孟。安焘不属于任何一派，却是赵顼一手提拨的臣子，赵顼死前，还令他与李清臣一道写遗诏；许将乃是状元出身，在熙宁一朝，曾经颇受赵顼与王安石器重，王安石当年曾特意让他主持《新义报》，他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兼知开封府，几乎一只脚跨进政事堂，后来为吕惠卿所忌，被寻了个过失，贬知地方，直到熙宁十七年下半年，才重新被召回京，又拜为翰林学士。许将时年还不到五十，文武双全，不仅是大宋朝有名的神射手，还通兵法、晓军政，又善吏治、懂外交，在熙宁朝已然崭露头角，如今资历渐深，又经历过挫折磨练，是新党中极有前途的青壮派。而蒲宗孟更是不折不扣的新党，但此君与吕惠卿交好，又因生活奢侈得过份，屡受言官弹劾，几无前途可言，在学士院之地位，亦无法与安、许相提并论。因此这篇谥议，绝不可能出自他之手。
王安石听到王防一字一字读来，满篇四六之文，竟全是对赵顼的歌功颂德，而所谓“秦汉以下……盖不足论”云云，名是说赵顼之文治武功，直追尧舜，实则却全是新党的论调。他又听到谥议中，大赞赵顼“奋威武，饬边备，正马法，实府库，利器械”，又有“以兵法授诸将，以什伍教人民，诛奔军叛帅以作士气，推高爵厚禄以劝有功”云云，这其中论调，竟已不只是称赞兵制改革了，而是隐隐连保马、保甲二法也一起肯定了！他又认真听下去，却见后文更是大赞赵顼在位时，励精图治，规复河湟、灵武之不世之功，经营南海、万国来朝之深谋远虑……
王安石听得虽然极为顺耳，却也同时大感惊讶，他忍不住打断王防，问道：“究竟谥号、庙号是什么？”
王防连忙拣起最后一页纸来，细细看过，“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