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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纯仁看了一眼石越，章惇也许已经开始怀疑石越。石越还能不能带给他进一步的权力？还有，章惇甚至还不是一个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满足的人，他还会衡量石越是不是真的能给他实现他政治抱负的机会！
皇帝今日出现在宝相寺，在章惇心里的震动，一定比他和石越更大。他一定看到了重新下注的机会，但刚刚说的话也透露了他内心的懊恼——几年前，是他与辽人谈判达成的协议！
范纯仁又有点不快地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陈元凤从河北路寄来了一封奏折，在奏折中，陈元凤表达了他对国家内外之事的一些看法，并提出改革之法。他对益州之事耿耿于怀，再次力陈当年的“熙宁归化”不可因为失败而全面否定，宣称当年的失败只是因为时机与策略的失误，并再陈进取之策。他还公然指责司马光与石越耗费国力构建大名府防线，是“不思进取”毫无用处，建议加强对河朔禁军的训练，积极谋划规复幽蓟之策，以图“万世之利”。此外，他还措辞强烈地批评现今的食盐政策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的收入，而利益全被商人垄断，要求恢复禁椎，以筹略更多的军费……
但那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陈元凤提出的变科举之法以革吏治。
陈元凤在奏折中献策，变革现今的科举之法，部分恢复唐代的办法。即在考中进士之后进士还要再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才能真正做官。而吏部的考试，则要考法律条文、钱粮支用之法、公文格式等等，使这些进士们不至于到了地方州县后，一无所知，空有报国为民之心，却经常被胥吏所欺。另一方面，他在建言在各路举行“路试”，这种路试只考法律条文、钱粮、公文格式等庶政之法，通过这些考试的读书人，即委派回本州本县，担任胥吏。陈元凤认为，只要继续执行熙宁之法，进一步提高胥吏的俸禄，那么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读书人加入，从而既解决了许多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能提高胥吏之素质，是国家大治之良策。
并且，按大宋现行之规定，胥吏虽然积功累劳，也有机会升迁到主簿，甚至是县令，但实际上却是万中无一能有此幸运。因一无升迁之望，二无优厚俸禄，胥吏欺上瞒下，虐民，也是情理之中。但陈元凤认为，若推行他所献之策，则读书人做胥吏，不仅本身更有节操，而且因为还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进士的机会，也就是实际上打通了官、吏这两个阶层间流通之关节。会有不少读书人将此当成暂时谋生之法，而当他们真的考上进士后，也是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深知下层情弊的能吏。
但陈元凤的这份奏折，被司马光断然拒绝。
司马光坚持官司与吏是清浊两流，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指责这是将士大夫与胥吏们混为一谈，“大乱国体”，他们并且宣称这个献策，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改革是不是能取得成效不好说，但是若用此策，则各路增加考试，增加胥吏的俸禄，单是就这两样，国库就又要支出一大笔钱财，因而不肯接受这个建议。
但是范纯仁心里知道，这个建议之所以被拒绝，除了这些原因，还因为陈元凤所献之策，乃是“王安石遗法”。
这实际上是当年王安石致力于改革胥吏把持县政的继续。
若论此策本身，范纯仁是赞同的；石越虽然态度微妙，但是范纯仁知道他也是支持一试的。
但是，二人也深知此事在朝中反对的声浪会有多大。已经中了进士，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的人，绝大部分不愿意和声名狼藉的胥吏们沾惹上任何牵连的。只要一想到将来会出现一大批胥吏出身的士大夫，他们便已经恨不能把陈元凤活吃了。
而这些“士大夫”们，至少太皇太后坚信，他们才是大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因此这份奏折最终被束之高阁，太皇太后反而下旨将陈元凤训斥了一通，要他安份守己。
然后，范纯仁知道小皇帝却对陈元凤的这份奏折公开表示过欣赏之意。那就是在他主持经筵之时，那天讲的是汉朝吏治，小皇帝似乎知道陈元凤与他往来甚密，因此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询问他的看法。当时太皇太后、所有的宰执、翰林学士都在场，范纯仁被小皇帝问得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去。
但他当时，分明看到了小皇帝眼中的不满意。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中的欣喜、许将的得意、还有章惇的异样……
也许真是冰冻三尺！
范纯仁转过头来，看到石越正在望着他。他不找算告诉石越他在想什么。尽管这些年来，两人在政事堂内合作无间，互相欣赏、敬重、体谅，也相互影响着。但也是正因为如此，范纯仁在石越那里学会了妥协与保留。
君子爱人以德。如果石越身边真有形成一种朋党，对石越来说，可未见得是好事。身处朋党之中，哪怕你是被他们奉为首领，但有时候，你是会被这朋党裹胁着，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的。而且，朋党的势力越大，就越是祸害。
范纯仁自己就努力地与所谓的“旧党”们保持着距离，只是秉承自己的理念来做事。他觉得，如果章惇真的与石越分道扬镳，对石越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让思绪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子明相公，若是君实相公判断失误，辽人真的南下，你以为我们付得起这个代价么？”不管怎么说，范纯仁还是有些担心的。
石越知道他的心意，沉吟了一会，道：“也许我们得做好辽人已经攻到大名府的准备。”
“啊？”范纯仁吃了一惊。
石越知道范纯仁与此不太熟悉，又解释道：“范公，河北防线，要防的地方太多，而有险可守的地方太少，因此就必须屯集更多的兵力方能形成有效防御。而最糟的是，大部分所谓‘关隘’，竟然是辽军可以设法绕过的。除非我们处处布置重兵，否则总有兵力薄弱之处，但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因此，除非辽军蠢得见城就攻，逢寨必战，否则就算辽军一动我们就得到消息，并且马上下令征调西军，西军还要安排防务，还要进行必要的行军前的准备，等他们赶来支援，最快也要两个月，若有意外，花上三个月也有可能。那时辽军多半是攻到大名府了。”
“那河朔禁军？”
“河朔禁军重兵集结于大名府防线，不管是对是错，这是既定策略。临战变阵，兵家大忌。因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石越其实只是不信任河朔禁军的野战能力，害怕未疏战阵的河朔禁军碰上辽军崩溃，从而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但他却不便将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到时候能依靠的，只有前线州县驻军将领的才具，还有驻扎在汴京附近的禁军。但是……”
石越的“但是”后面是什么，范纯仁心里也是知道的。要调动拱卫汴京安全的禁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用询问的语气问道：“若是现在开始准备……”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安排西北防御，令将要抽调的西军、蕃军预作准备，吩咐沿途诸路做好供应军粮之准备，一旦有事，西军就能迅速驰援。”石越迅速说完，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甚至，辽人知道我们有备，也许就会打消南犯的主意。”
那可未必是好事。范纯仁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若是劳师动众，而辽人却不来了，到时候谁来承担这政治后果？毕竟，谁也不能证明辽人原本是准备南下的。
他看了一眼石越，突然想到，石越不肯在这件事上过于坚持，而是希望能够说服司马光，是不是也是因为知道这个后果呢？
反对司马光，最后还注定会被证明司马光才是对的。就算是石越，也不会愿意做这种大损威信的事吧？
“此事朝会还会再议。”范纯仁决定再去找一次司马光，但他也不必向石越承诺什么，“我以为朴彦成的意见送回来之前，不会有结论。在此之前，只能是责成职方馆多刺探点有用的情报。”
第二十二章：君王有意诛骄虏（四之全）
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机器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上开始后，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的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佣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2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报纸，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某个生计。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他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洁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候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瀚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有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比较的伎俩，根据卢之瀚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论，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者之尽也”。
连卢之瀚，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更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