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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5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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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纯仁看了一眼石越,章惇也许已经开始怀疑石越。石越还能不能带给他进一步的权力?还有,章惇甚至还不是一个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满足的人,他还会衡量石越是不是真的能给他实现他政治抱负的机会!

皇帝今日出现在宝相寺,在章惇心里的震动,一定比他和石越更大。他一定看到了重新下注的机会,但刚刚说的话也透露了他内心的懊恼——几年前,是他与辽人谈判达成的协议!

范纯仁又有点不快地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陈元凤从河北路寄来了一封奏折,在奏折中,陈元凤表达了他对国家内外之事的一些看法,并提出改革之法。他对益州之事耿耿于怀,再次力陈当年的“熙宁归化”不可因为失败而全面否定,宣称当年的失败只是因为时机与策略的失误,并再陈进取之策。他还公然指责司马光与石越耗费国力构建大名府防线,是“不思进取”毫无用处,建议加强对河朔禁军的训练,积极谋划规复幽蓟之策,以图“万世之利”。此外,他还措辞强烈地批评现今的食盐政策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的收入,而利益全被商人垄断,要求恢复禁椎,以筹略更多的军费……

但那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陈元凤提出的变科举之法以革吏治。

陈元凤在奏折中献策,变革现今的科举之法,部分恢复唐代的办法。即在考中进士之后进士还要再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才能真正做官。而吏部的考试,则要考法律条文、钱粮支用之法、公文格式等等,使这些进士们不至于到了地方州县后,一无所知,空有报国为民之心,却经常被胥吏所欺。另一方面,他在建言在各路举行“路试”,这种路试只考法律条文、钱粮、公文格式等庶政之法,通过这些考试的读书人,即委派回本州本县,担任胥吏。陈元凤认为,只要继续执行熙宁之法,进一步提高胥吏的俸禄,那么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读书人加入,从而既解决了许多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能提高胥吏之素质,是国家大治之良策。

并且,按大宋现行之规定,胥吏虽然积功累劳,也有机会升迁到主簿,甚至是县令,但实际上却是万中无一能有此幸运。因一无升迁之望,二无优厚俸禄,胥吏欺上瞒下,虐民,也是情理之中。但陈元凤认为,若推行他所献之策,则读书人做胥吏,不仅本身更有节操,而且因为还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进士的机会,也就是实际上打通了官、吏这两个阶层间流通之关节。会有不少读书人将此当成暂时谋生之法,而当他们真的考上进士后,也是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深知下层情弊的能吏。

但陈元凤的这份奏折,被司马光断然拒绝。

司马光坚持官司与吏是清浊两流,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指责这是将士大夫与胥吏们混为一谈,“大乱国体”,他们并且宣称这个献策,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改革是不是能取得成效不好说,但是若用此策,则各路增加考试,增加胥吏的俸禄,单是就这两样,国库就又要支出一大笔钱财,因而不肯接受这个建议。

但是范纯仁心里知道,这个建议之所以被拒绝,除了这些原因,还因为陈元凤所献之策,乃是“王安石遗法”。

这实际上是当年王安石致力于改革胥吏把持县政的继续。

若论此策本身,范纯仁是赞同的;石越虽然态度微妙,但是范纯仁知道他也是支持一试的。

但是,二人也深知此事在朝中反对的声浪会有多大。已经中了进士,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的人,绝大部分不愿意和声名狼藉的胥吏们沾惹上任何牵连的。只要一想到将来会出现一大批胥吏出身的士大夫,他们便已经恨不能把陈元凤活吃了。

而这些“士大夫”们,至少太皇太后坚信,他们才是大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因此这份奏折最终被束之高阁,太皇太后反而下旨将陈元凤训斥了一通,要他安份守己。

然后,范纯仁知道小皇帝却对陈元凤的这份奏折公开表示过欣赏之意。那就是在他主持经筵之时,那天讲的是汉朝吏治,小皇帝似乎知道陈元凤与他往来甚密,因此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询问他的看法。当时太皇太后、所有的宰执、翰林学士都在场,范纯仁被小皇帝问得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去。

但他当时,分明看到了小皇帝眼中的不满意。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中的欣喜、许将的得意、还有章惇的异样……

也许真是冰冻三尺!

范纯仁转过头来,看到石越正在望着他。他不找算告诉石越他在想什么。尽管这些年来,两人在政事堂内合作无间,互相欣赏、敬重、体谅,也相互影响着。但也是正因为如此,范纯仁在石越那里学会了妥协与保留。

君子爱人以德。如果石越身边真有形成一种朋党,对石越来说,可未见得是好事。身处朋党之中,哪怕你是被他们奉为首领,但有时候,你是会被这朋党裹胁着,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的。而且,朋党的势力越大,就越是祸害。

范纯仁自己就努力地与所谓的“旧党”们保持着距离,只是秉承自己的理念来做事。他觉得,如果章惇真的与石越分道扬镳,对石越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让思绪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子明相公,若是君实相公判断失误,辽人真的南下,你以为我们付得起这个代价么?”不管怎么说,范纯仁还是有些担心的。

石越知道他的心意,沉吟了一会,道:“也许我们得做好辽人已经攻到大名府的准备。”

“啊?”范纯仁吃了一惊。

石越知道范纯仁与此不太熟悉,又解释道:“范公,河北防线,要防的地方太多,而有险可守的地方太少,因此就必须屯集更多的兵力方能形成有效防御。而最糟的是,大部分所谓‘关隘’,竟然是辽军可以设法绕过的。除非我们处处布置重兵,否则总有兵力薄弱之处,但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因此,除非辽军蠢得见城就攻,逢寨必战,否则就算辽军一动我们就得到消息,并且马上下令征调西军,西军还要安排防务,还要进行必要的行军前的准备,等他们赶来支援,最快也要两个月,若有意外,花上三个月也有可能。那时辽军多半是攻到大名府了。”

“那河朔禁军?”

“河朔禁军重兵集结于大名府防线,不管是对是错,这是既定策略。临战变阵,兵家大忌。因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石越其实只是不信任河朔禁军的野战能力,害怕未疏战阵的河朔禁军碰上辽军崩溃,从而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但他却不便将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到时候能依靠的,只有前线州县驻军将领的才具,还有驻扎在汴京附近的禁军。但是……”

石越的“但是”后面是什么,范纯仁心里也是知道的。要调动拱卫汴京安全的禁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用询问的语气问道:“若是现在开始准备……”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安排西北防御,令将要抽调的西军、蕃军预作准备,吩咐沿途诸路做好供应军粮之准备,一旦有事,西军就能迅速驰援。”石越迅速说完,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甚至,辽人知道我们有备,也许就会打消南犯的主意。”

那可未必是好事。范纯仁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若是劳师动众,而辽人却不来了,到时候谁来承担这政治后果?毕竟,谁也不能证明辽人原本是准备南下的。

他看了一眼石越,突然想到,石越不肯在这件事上过于坚持,而是希望能够说服司马光,是不是也是因为知道这个后果呢?

反对司马光,最后还注定会被证明司马光才是对的。就算是石越,也不会愿意做这种大损威信的事吧?

“此事朝会还会再议。”范纯仁决定再去找一次司马光,但他也不必向石越承诺什么,“我以为朴彦成的意见送回来之前,不会有结论。在此之前,只能是责成职方馆多刺探点有用的情报。”

第二十二章:君王有意诛骄虏(四之全)

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机器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上开始后,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的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佣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2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报纸,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某个生计。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他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洁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候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瀚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有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比较的伎俩,根据卢之瀚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论,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者之尽也”。

连卢之瀚,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更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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