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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韩拖古烈，此人亦是一时俊彦，可惜未生在我大宋。垂相可知他吹得一手好笛
子，只不知我能不能有此耳福一”
【1〕按：熙宁军制改革时，宋廷建神！营共八营，每营十指挥，每指挥2
oo人。神！营为直隶殿前司之器械部队，平时分驻四方要塞，兼受各府州长吏辖
制，战时则隶各行营主官直接调遣指挥。此详见《新宋·权柄》之相关章节。至宋
辽之战前，宋廷已增建神！营至十八营。至战争开始后，宋廷又增建两神！营，第
十九营即往河东援昊安国者。加上此处援东光者，神！营已有二十营矣。然各营所
配署器械不尽相同，有火炮者不过十之三四，兵员亦未必皆有满额十指挥，此亦古
来军队展中之常事，故者不必以为宋之神！营兵员已达四万之众。如前文所
叙，新建神！营或只有火炮数门者，其兵员自亦不过数百而已。又，战前宋朝神！
营之部署大体如下：京师9、西京1、陕西9、益州1、河东2、河北5、京东西
1。然宋时交通不便，神！营器械皆笨重难运，不仅如驻守陕西之神！营，现实上
断难支援河北之作战，便是京师、河北、河东之诸营，亦以协助守城为主，若非事
先准备筹划数月，仓促之间，亦难以机动。如河北虽有5营，然其中两营固守大名
府防线，乃大名府防线之重要构成：又有两营分守河间、真定二府，非可轻动：余
一营散布河北沿边诸城寨之中，更难声援。如此部署，宋廷非不知其弊，然河北门
户洞开，又兼平原广阔，无必经之道，无可守之险，与陕西情势大不相同，其势不
得不然，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者。故宋廷可用于机动之神！营者，若非新建
便只能是京师诸营。
【2〕注：韩维字持国。
第三十章自古和亲诮儒者（二之全）
虽然唐康对议和颇有腹诽，以至于韩拖古烈一行途经冀州之时，竟托病不见。但命运却仿佛在故意捉弄唐康，韩拖古烈前脚刚走，从大名府又传来命令，与辽人的秘密接触，正式搬上了台面，两国使节谈判的地点，便定在武邑县。韩拖古烈是要前往汴京对高太后进行礼仪上的祭奠，并向宋朝皇帝呈上国书，辽人显然有点等不及，要求同时在冀州或者永静军对和议的条款进行交涉。而石越竟也爽快答应。辽国派来的谈判使者是耶律昭远为的三人，而宋朝这方面，因唐康有出使辽国的经验，宣台选中的使者，便是唐康与吴从龙。
唐康心里面虽然老大不乐意，却又不敢抗命，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武邑。本欲以等待吴从龙为名在武邑多拖延几日，以待朝中生变——这在唐康看来几乎是一定会生的事情——但没想到吴从龙对这差遣十分卖命，竟是昼夜兼程赶来，还带来了宣台想要的和议条款。
在看到石越想要得到的条件之后，唐康几乎是目瞪口呆，若说此前对石越同意与辽人议和还有些许怀疑的话，此刻也是荡然无存。在唐康看来，石越提出来的条件，辽人实在没有理由不答应的。议和肯定能够成功，难怪吴从龙如此高兴与卖力——按宋朝的惯例，他办成这等重要差遣，回朝之后，必定高升。这等于是将一件天大的富贵送到他手上，他如何能不喜出望外？
然而唐康对这桩“富贵”却是没什么兴致，若非是石越的亲笔札子，他多半会托病拒绝，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只要想到石越要求的条件——辽国退兵并归还一切被掳百姓财物，罢免耶律信，两国重申熙宁年间之誓书，永为兄弟之国？并互遣皇子为一名为质——唐康心里面便平生满腹的怨气。
因此，当唐康与吴从龙在武邑见着渡河而来的耶律昭远之时，他心里面想的尽是战事结束之后，便要辞官去国，到南海诸国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让唐康无论如何都意料不到的是，看起来几乎是可以一拍即合的两国议和之事，在头一日，却是当场便闹了个不欢而散。
如此结局，吴从龙固然有些呆若木鸡，仿若被人从头到脚淋了一盆冰水；而唐康也是不知道该愤怒还是该暗喜。
辽人不仅完全无法接受石越那在唐康看来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开价，而且还开出了一份让唐康觉得简直是荒谬之极的要价——辽国要求宋朝放弃对高丽的宗主权、并“赠送”辽主黄金五万两、白银五十万两、缗钱二百万缗、精绢两百万匹——比起之前唐康曾风闻的要价，更高出了一百万缗缗钱。
唐康过文书，当时便拂然大怒，将文书掷还耶律昭远，转身就走。而那边三个使节，除了耶律昭远外，另外两人看过宋朝要求的条款，同样都是满脸怒容，并出言不善——为着谈判的需要，唐康与吴从龙商议之后，交给耶律昭远的条款，除石越的要求之外，又加了好些条，诸如：辽国赔偿宋朝损失计黄金一万两、白银一百万两，许以马匹牛羊折价偿付；沿界河以北五十里不得驻军耕种放牧渔猎；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割让辽国占领之河套地区予宋朝……
在唐康看来，这都已经是让辽人占了极大的便宜。然而在辽国的使者眼中，这却无异于羞辱。
若非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从中竭力转寰，和议几乎就此夭折。
最终，双方的初次正式交涉，由吴从龙与耶律昭远做主，双方勉强达成一致，各自回去酌情让步，次日再议。
然而第二天的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辽国做出让步，愿意重新接受熙宁之盟，互遣皇子为质，并将“赠送”辽主的钱帛削减一百万缗。但其余诸条，一条也不肯答应。吴从龙则和唐康商议之后，不再要求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同意将辽国的赔偿削减五十万两。
双方分歧之大，看起来根本无法弥合。
只是因为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仍然在竭尽全力的努力，这谈判才勉强维持了下去。
但从第三日起，唐康便干脆不直接参预谈判了。而辽国那边的情况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是从这天开始，便只有耶律昭远一个人过来，与吴从龙交涉。唐康知道，对于吴从龙来说，是战是和都是无所谓的，就算他心里有什么主张，那也是次要的。他此时大概也已经渐渐熄了做“和议功臣”的心思，只是能够参与甚至主持对辽国的谈判，这对于吴从龙来说，依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自然要好好把握，即使和谈不成，若他表现突出，日后仍是极重要的资历。而耶律昭远，唐康也早就认识，在辽国朝廷之中，他是主张与宋朝维持和平通好的文官阶层的代表之一。仅以谈判的这两个人来说，他们都是抱着想要达成和议的期望的。只是，仅仅靠着谈判者的诚意，是无法拉拢宋辽两国之间的巨大分歧的。
每天晚上吴从龙都会来找唐康商议，汇报白天的进展，认真的讨论哪一条可以继续让步，分析辽国君臣的心思，猜测他们真正的底线，撰写报告宣台的节略……谈判本来就是十分艰苦的事，尤其是自熙宁以来，宋辽两国之间的大小谈判数不胜数，双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分歧很大，而且事实上二人主持的谈判还要受到远在大名府的石越的遥控指挥，他们的实际权力小得可怜，但吴从龙并无半点抱怨，仍然假设辽国只是漫天要价，双方最终终可达成一致。
这种克尽职守的态度让唐康都不禁动容，想来耶律昭远或许也是抱着与吴从龙差不多的心思……但唐康自认为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每天都在武邑的诸军营寨中流连，整日的与龙卫军、两个神卫营的大小武官厮混。不是与种师中喝酒，便是找张蕴下棋，又或是在军中打马球、看相扑——这都是绍圣时大宋军中最时兴的娱乐活动之一。自从辽军渡河攻入永静军，当地百姓许多逃难不及，都被辽军掳走，如今武邑一带，几乎是十室九空，因此当地除了驻军便是随军的民夫，唐康也别无他乐，只好和一帮禁军校尉混得厮熟。以唐康的身份，武邑的禁军，自种师中、张蕴以下，谁不巴结？他既肯折节下交，出手又十分阔绰，众人自然更加拼命奉承，因此自到武邑，唐康倒也自得其乐，竟比在信都更快活十分。
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之间，唐康便已在武邑过了七天的太平日子。这一年的秋分也已经过去了十天，在深、冀、河间一带，一年之间那为数不多的秋高气爽的日子，眼见着就要结束，再过四天，便是寒露，天气便要开始渐渐转冷。掐指一算，至立冬也就是一个月多点了。
从气候来说，天气转冷，其实对于辽军要更加有利。而且战争的僵持不决，对于宋朝最不利的，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生产上——秋分前后原本是种植冬小麦的时间，然而受到战乱的影响，差不多有半个河北，田地完全荒芜。如此广大的产粮区整整一年没有收成，宋廷要面临多么沉重的赈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形成群寇蜂起的局面。尽管不能说辽国便不受影响，数十万的壮年男子长年征战不归，即使是纯游牧民族，在生产方面也是一个灾难，更何况辽国已经并非纯粹的游牧之国。然而相对来说，仍然是宋朝蒙受的损失更加巨大。毕竟战争是在宋朝的国土上进行，而辽军又是出了名的所过之处，砖瓦无存。
不过，看起来这些牺牲宋廷已经做好了承受的准备。从后方，开始源源不断的运来秋冬的棉衣与鞋子，宋廷以各种利益为诱饵，鼓励商人将棉花、秋冬衣鞋运往汴京与河北，以保障军队与灾民的供应，但即便如此，过冬物资仍是供不应求。此事还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宋廷从各地半强迫性的采购了大量的棉花，更导致了全国性的棉花紧缺，皇帝被迫颁布“种棉诏”，下诏全国各州县强制推广种植棉花，形成自熙宁以后的第二次种棉潮，从此彻底改变了宋朝的纺织品供应结构。
但在绍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武邑，唐康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太深的感受。他只知道，托石越极度重视后勤补给的福，武邑的驻军居然在八月中旬便全部领到了秋衣，而为了赶在河水结冰前运送更多的粮草，御河的运能更是几乎被宋军使用到了极限——如今的大宋，已非熙宁之时，更不似绍圣初年，现今决定前线粮草供应的，不是产量，而是宋朝的运输能力。
因为十几万人马能穿暖喝足，王厚又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着他的高垒深壕之策，各军的营寨，都扎得象一座座堡垒似的，寨门都是用合围粗的大木造成，其间偶有辽军小队人马过河挑衅，宋军虽然也出动骑兵驱逐，但王厚严令各军追击不得渡河。龙卫军有一个副指挥使率兵追击辽军，深入深州地界十余里，带了十几个级得胜而回，结果刚到营门口，便被王厚遣人全部逮捕问罪，自那副指挥使一下，所有军官全部处斩，传檄各军示众，连普通的百余名节级士兵，亦被杖责。更令诸军愤怒的是，王厚还将那个副指挥使的人头遣使送至深州韩宝帐中，申明宋廷愿谋求和好之意。虽然次日韩宝便也立即投桃报李，送了个人头过来，声称是率军渡河骚扰的辽将级，然这边宋军之中却是无人肯信，众将校全部憋了一肚子气，只是畏于军法，敢怒而不敢言。唐康曾将此事详细禀报石越，不料换来的却是一顿极严厉的训斥，石越亲笔回信，警告唐康，除非王厚有谋反之心，否则他纵是阵前斩了姚麟、种师中、贾岩，唐康亦不必向他报告。并称他已给王厚下令，若唐康敢有违王厚节制，便让王厚先将他斩于军中，然后再上报。更让他尴尬的是，石越还将这封信分别抄送给了王厚以下诸统军大将，并令王厚宣示诸军，“咸使知闻”。
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更进一步巩固了王厚在军中的地位。各军将领不料石越如此信任王厚，自姚麟以下，见着王厚都不敢抬头。
而王厚也更加恣意自得，每天在军中置酒高会，以犒劳诸军为名，往来冀州、永静各军之中，所到之处，必宰杀猪羊，赐酒军中，每天仅要杀掉的羊，就多达上千头。诸将凡言及攻战之策，他就只管用大话搪塞了过去：喝到高了，更会时不时漏出几句“归期不远”之类的话来；又常说什么“大事自有两府诸公安排”；甚至连提到辽国，也只称“北朝”，连句“胡虏”都不曾说过……
可石越与王厚纵是如此忍气吞声，辽军不耐烦的情绪仍是越来越明显，过河挑衅的小股骑兵，也越来越多。因为每次这些挑衅的辽军都很容易被宋军击败，而且他们的所乘之战马也有瘦弱疲劳之态，宋军中许多的中级武官也越来越看不起辽军，许多人都相信辽军已然“师老”，宋军绝对有能力击而破之。若非西军自熙宁以来，极重纪律，军中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