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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炕上跳下来就走。等走到他家祖坟地一看，当中果真摆着一口棺材，一些披麻戴孝的人正在哭哭啼啼，喇叭匠子还吹着丧乐《九条龙》。姜老抠气得破口大骂：“日你祖宗，是谁这么狂？”那伙人却好像没看见姜老抠似的，哭得更来劲了。姜老抠再也忍不住，撸起袖子就要动手打人。时机一到，哭声嘎然而止，土匪们一下把姜老抠按倒在地，其中一个把大红棺材盖一揭说：“来吧，就等你呢。”一下子把姜老抠给按到棺材里去了。就这样，姜老抠中了土匪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被“三江好”及众弟兄逮个老实，顺顺当当做了一回“肥猪”。（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宽城子有一个叫孟昭惠的接骨先生被绑票时也很有意思。
据说有一天，孟医生出诊坐火车回家。同车的两个人坐在他对面，有意向他脸上喷烟，他气得训斥了几句，那两人当即寻衅动手。这时，坐在不远的另一个人，作见义勇为状，三下五除二，几拳脚就把那两个家伙赶跑了。孟医生感恩不尽，和他聊了起来，那人自述家母不慎折腿，此行是去请接骨医生的，不巧医生外出。孟医生听后就跟他下了车，到了土匪窝，才知上当受骗。就这样，孟医生被土匪巧妙地绑了票。（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对于穷凶极恶的土匪来说，从富人那儿敲榨出大油水，固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当富户为免遭土匪祸害纷纷避居城内，或者富户已被敲榨勒索得没啥油水的时候，穷途末路的匪帮也会退而求其次，把穷人也列为绑架目标。
以山东为例证，据文献记载，1918年“山东土匪绑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可是进入二十年代，山东匪帮的绑架勒赎竟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的地步，票价也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河南的土匪也是如此，“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洛阳的土匪就曾经公开叫嚣：“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大规模的匪帮在洗劫村镇时，会不管贫富，顺手拉走数十成百的“肉票”。
刚到手的肉票
2、折磨肉票
绑票到手，“秧子房”（专门关押绑来的肉票的地方）要养票。首要的是要把肉票看牢看严，防止他们逃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
东北胡匪有个很是损人的折磨肉票的办法，美其名曰“熬鹰”。这种刑法常常在匪帮行走、转移的途中使用。比如，当土匪队伍停下来的时候，“秧子房”掌柜的会迫令所有肉票围着一堆炽燃的火坐下来，然后取出一只拨浪鼓或铃铛之类，逼使肉票每人摇五下再传给下一个，依次类推，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摇下去，传下去。如果谁偷懒打盹，铃铛传到他那里没了响声，立刻会挨土匪一棍子，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摇，这就叫“熬鹰”。如此煎熬法，个个精疲力竭，即使让跑也跑不掉了。据说有的人熬得实在受不住了，摇着摇着便一头扎进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福建土匪折磨肉票的方法更是别出心裁，叫“骑墙”，就是把墙凿穿个洞，将人锁在墙内，而将其一只脚由墙洞伸出，用木锁横锁着，使肉票不能够进退，也不能够转移，痛苦和倒悬一样。
枪决绑票土匪。当时这些天津土匪连续撕票三十多人。
有时变个花样，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回家也成了残废，这叫“戴眼镜”。还有“鸭子凫水”，就是将肉票四肢用细麻绳捆住，“飞行式”吊起来，背上再加以重物。也有的时候为了省事起见，用长钉或竹签将肉票的手脚钉在地上或木板墙上，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逃掉。最残忍的，是用细棕绳箍在人头上，另用小木棒一根插入绳中，渐渐扭紧，使人忍受不住，疼昏过去，这叫“临安套头”。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有的匪队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在乳房上系两个铃铛，强迫其去攒面条，铃铛晃动乱响，土匪把这种面条叫作“响铃面”。
在一般情况下，土匪不会把肉票无限期地“养”起来。因为他们流窜时得带着肉票走，这是挺麻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尽快出手。东北的匪帮，对那些长期无人来赎的肉票，随着活动淡季的到来，都要处决，而不是释放。这样做虽然残忍，但对土匪来说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被绑架者的家庭出资赎票，否则他们会抱有将来释放的幻想。处决所有的剩余肉票便断绝了任何其他门路，想要人就得拿钱来换。在一定意义上，土匪可谓是成功的民俗心理学家。
但有的时候，对更重要的肉票，他们会舍不得“撕”，转移时也带着。1913年，辽阳“徐老帅”绑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才4岁，花舌子送了7封信，他家也不来赎。他家是个老太太当家，极其吝啬，说：“孩子还小，长大也不知是个葫芦还是瓢。不赎！”可徐老帅又舍不得这个票，反正孩子也小，就让一个老胡子缝了个大皮兜子，把孩子装在里边背着，几个月过去了，两人也有了感情。后来看那家人真不要这孩子了，老土匪竟收下这孩子为干儿子，这孩子认老土匪为“继父”。（曹保明：《土匪》，第55页。）
有些舍不得撕的肉票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大腿里生了一堆一堆的蛆。土匪留着这些人质，既怕他们死，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常常用车轱辘采火烤肉票腿上的蛆。那火一烤，肉票疼得拼命嚎叫，爹一声娘一声，令人目不忍睹。
土匪犯下的暴行
在有些地方，肉票在匪帮之间甚至可以买卖。出卖肉票的匪帮多半是因为组织性较差，缺乏安全的藏身之所才卖给更有实力的匪帮的。比如在广东，就有专门的肉票市场，有专门充当这种交易的中间人。广州周围的肉票买卖现象已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有个叫利利厄斯的外国人在《我与中国海盗一起航行》一书中写道：“有时恰巧另一个海盗头子也希望得到同一个人，当他得知他所要的肉票已被别人绑架时，他常常会出价买下这个肉票。由于出现了买卖被绑架受害者的现象，便产生了暗探网络……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提到可能的‘主顾’的名字，情报无疑马上就会泄露出去，接着就会为占有那个受害者而大忙一阵。先得手的匪帮通常好处最多，尽可能迅速地使自己赎身也符合受害者的利益……”。
绑票的买卖在别处也很常见。四川广汉地区的土匪在出卖拉到的肉票时，有的几百元几元一个也卖。对于那些实在卖不上价钱的穷人，他们甚至说：“我们当拉了一只鸡一样，总要卖几个钱。”（侯少煊：《广汉“匪世界”》）
民国初年福建惠安巨匪汪柴水除自己派出匪帮绑架肉票外，还向仙游等地散匪“收购鲎仔（即肉票）”，每个“鲎仔”估计可以勒索赎身银多少，按20％为收购价收进，然后转手勒赎。他还把在惠安抓到的小孩卖给外县以获取钱财，拆散人家骨肉。1933年，有三个英国海员在东北遭到绑架，附近一个绺子愿意以200万元外加150枝步枪的代价换取他们，但是大当家的要求双倍的价钱和400枝步枪，最终因意见不一致，交易没有达成。
为换取银元，土匪也会把那些因家庭贫穷、无法筹足赎金的青少年男女卖作他处。雷州半岛的李福隆、妃陈仔、造甲三、蔡阿兰等几大股匪，就把青年男子当做“猪仔”贩卖到南洋群岛等处做苦工，把青年女子卖入妓馆：样子好看的被卖入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妓院为歌女或妓女，卖出的身价，大约为七八百银元；样子不那么好的，则四五百银元卖到江门、海口、安铺、北海等地妓馆为娼妓。不少女子，因此挨皮肉之苦，身心受到摧残。从1913…1933年间，仅徐闻一县的青少年男女，被土匪缚掠辗转倒卖者，就达四五千人。（梁国武：《雷州半岛匪祸见闻》）
如果绑票的目的是为了钱，就要设法通知其家人赎回去，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现代劫匪通常以充满威胁恐怖的声调给受害者家人挂电话。旧时代可没这么方便的通信联络手段，一般由受害者或匪帮内精通文字的人写封信，找“花舌子”送信上门，约定日期、索价，带足赎金到某地点赎票。届期不前来赎票，若绑的是小孩，就砍掉小孩手指一个，装在信内送到被绑小孩的家中，再约定赎期和地点，促使其家人遣人前来赎票。届期再不前来换票，就再砍掉小孩一指，再去送信，直到砍掉五指。土匪这样做，是为了使人恐惧，促使其他被绑票人的家中前来赎票。这同处死家人不来赎的肉票有异曲同工之处。价码一般由土匪开，他们遵循的原则是：一要榨出最多的钱；二要留有余地；三是打出讨价还价的部分。价码过高，票主家拿不出钱来，横下一条心舍命不舍财，匪队前前后后的心思、功夫都算白搭；价格过低，捞不到大油水，白忙活一回，也是一件窝囊的事。只有出个不多不少的价，才可靠，这也全靠“花舌子”去周旋。
“花舌子”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把死马说成活马，将稻草说成金条，对票主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常常能让票主家按他的意见去做。他见了票主家往往说；“你家摊上事了，我也挺同情。不过你家也要想开，把人赎回来是大事。有了人不怕没有钱，好歹这是一条命。再者说了，这是你们当家人，古语说的好：家有万贯，主事一人。不能不去赎。”末了，眼睛里果真流下几滴眼泪来。反正，大凡匪队绑到票，不捞足捞够是决不撒手的。
赎人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事，小户人家自不必说，一般中等人家摊上这种事，不落个倾家荡产，也得大伤元气，几年翻不过身来。就是大户人家也难以招架这种打击，有的人家往往从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更糟的情况是，财产全搭进去了，可赎回的亲人也早已被土匪折磨、摧残得伤痕累累，甚至终身残疾。
3、洋票
土匪除绑架本国人，也绑架洋人。本国人质称“本票”，抓来的老外则称“洋票”。民国时期，洋人遭绑架勒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土匪绑架洋人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什么民族仇视，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也不完全是为了赎金，而是利用政府恐洋、惧洋心理，把洋票当作对付当局的“王牌”，带在匪帮里，前来剿匪的政府军就不敢随意开枪放炮，或者在谈判改编成军队的条件、索取高额赎金时，当作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洋票
最成功地利用洋票这一法宝的是老洋人匪帮。在老洋人之前，白朗也绑架过38个外国人，但白朗既没有得到赎金，也没能保证自己的匪帮不被剿灭。老洋人却很善于利用这种对付官兵的特殊武器。1922年6月9日，在开始行动后l个月，他的部队洗劫了一个传教场所，抓走了一位挪威传教士。8月24日，他们绑架了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希腊人，然后又绑架了一个意大利人。10月13日，他们袭击了一个美国传教团，绑架了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瑞典传教士。在同一个月里，还有三个英国人被绑架。在11月初，又有一个美国人巴牧林和他6岁的儿子遭到绑架。到11月底，老洋人已经拥有14个外国人质。在遭到官军的猛烈进攻时，老洋人不仅利用肉票来充作战场上的挡箭牌，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使得官兵不敢开枪，而且利用“撕票”来威胁官军不得过分追逼。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外交压力面前，诚惶诚恐，生怕洋票出事，并不急于发动总攻，而是派人前往招安。
营救洋票
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官匪双方达成协议：老洋人释放所有洋票，手下匪徒改编为12个营的正式军队。老洋人本人也获得很高的军衔，并获准继续统帅自己的人马。
各地匪帮从老洋人的范例大受启发，纷纷群起效尤，1923年5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这一次，有20多个外国人被当作人质。“临城劫车案”之后在整个华北接连发生了大量类似的绑架拦劫火车的事件，结果使外国人都不敢坐火车。同时，这种绑架“洋票”的活动波及到了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