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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卖，回航买杂货。每到秋季，沿着各码头，热闹异常。杜立三限令每只船，放下“买路钱”，船家或多或少放下银元或元宝，才准解缆上行。后来杜的力量渐大，索性在柳条岗子渡口岸上搭起席棚，公然设临时“官卡”，派人开捐，规定到营口卖粮下航船每只2元，由营口运货回航上航船每只5元，船商没人敢于违抗。（王寿山：《辽西巨匪杜立三》）
对那些具有金银财宝和有价值的“细软”的高官大吏、大粮户、大商人，土匪也自有办法对付：
“上饷”，即向当地富户筹措军饷。上饷者向上缴纳军饷之谓也。当盖着红色大印、写着“都督府某某先遣支队，为筹设军饷，以应急需……仰该民某某，限于几日以内，筹借现洋几千几万元，送交某处，如敢违抗，则火烧房屋，鸡犬不留”字样的布告文书贴在大门上时，有哪家还不赶紧乖乖地把钱拿出来？也有的土匪单独出马，向亲戚朋友或地方富裕大户以“借款”的形式来搞钱的。
爬山轿常常是土匪袭击的目标
“丢条子”，这是江汉平原向地方、富农及富裕的中农逼款的方式。
丢条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合丢”，几家或全村共丢一张条子，要款若干由大家共同负担。一种是“单丢”，按户丢条，要款若干由某户负担。
“贴票”，和“丢条子”有些类似。有贴一户的单独票和贴一保一村的集体票。夜间派人把写好的条子，上面规定款额、限期及兑票地址，贴在预定对象的门上，或投进屋内。
“收水”，“收水者，岁向商店收取例规也。”说白了，就是土匪强迫其势力范围内的商家店铺，每年向匪帮孝敬一定数额的钱财。土匪声称，按期将事先规定好的钱财恭送过来的，可以受到他们的保护，否则不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商家店铺为求安宁度日，岂有不服从的，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于是，土匪也理所当然地充当起税监的角色，年年敛取高额“税收”，坐享其成，从未上交政府。
“上饷”、“借款”、“丢条子”、“贴票”、“收水”同“吃票”一样，都可看作是土匪变相摊派勒捐的手段，因为这几种手段虽然在名称与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却同真正意义上的摊派勒捐毫无二致。
土匪劣迹种种贩毒
土匪为获取暴利，常强迫民众种植罂粟
四 贩毒
1、土匪与烟土
在旧时代，有不少人吸食鸦片或金丹、烟土等，久之成瘾，决难改掉。而贩卖毒品，又是一项一本万利的生意，许多黑道人物都把贩卖烟土作为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作为恶势力之一的土匪自然也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价高利厚的鸦片烟是土匪们的一棵摇钱树。
民国初年，许多地区每两烟土价格在黑市上已升至10块银元以上，甚至20块银元，接近黄金价格，这对于贪婪成性的土匪来说，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
为了得到鸦片，许多地方的土匪利用他们所控制或把持的地方政权，强令农民种烟，收取实物烟税，即交纳鸦片，虽遇灾祸也不得减免。
河北临漳县匪首郭清在他的管辖区内，强迫20多个村庄的农民种大烟，每年种1000多亩，然后以每亩5两的比例收取实物烟税，一年就收“大烟土”六七百斤。湘西匪首瞿伯阶利用他所控制的的几个区政权，分配各保种烟的亩数，然后收取40～80％的实物烟税。除此外，土匪为了得到鸦片，有的通过扼守烟商通道，大肆拦劫烟土；有的大量从种烟地低价收购烟土；有的通过绑架勒索鸦片，充抵赎金；有的干脆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更有一些股匪，竟强迫群众把大烟种在盆子里，把盆子放在背箩里，背着随土匪的行动转移。
有时土匪也直接经营罂粟地种植，自种自销。“狗肉将军”张宗昌就曾在黑龙江东宁县其驻军范围内，由他出资，令裕宁公司经营了2万垧土地，种植罂粟面积占5000垧。
东北地方的林区，半山区和偏僻的边远地区，凡胡匪盘踞出没的地带，只要有罂粟的种植，就有胡匪从中操纵渔利。有些烟农特别是豪绅官僚等巨富种植，为了确保产销的顺利，往往雇佣胡匪保护；还有些烟农因不堪查禁罂粟的官方、军方的侵夺，组成“烟匪”，伺机报仇。
吸食大烟是土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20年，在乌苏里江支流挠力河畔有个叫孙玉民的种烟把头，纠集了一伙人种植罂粟。这一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孙玉民满心欢喜，组织了上百把“烟刀”准备收割。正在这时，驻防吉林一带的吉林陆军第4旅旅长李少白，到挠力河一带查禁鸦片，与孙玉民谈判。孙玉民没有满足军方的要求，军方用镰刀将10亩地的烟桃全部涮光，收入全部化为乌有。军方撤走后，孙玉民被烟农推举为大当家的，组成了300人左右的匪绺，攻城占镇，成为著名一时的烟匪。
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的贵州省，土壤、气候特别适宜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都很有名。当时政府虽然装模作样三令五审禁烟，贵州省议会却借口该省地穷民贫，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所以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称作“赶烟会”。
除上述地区以外，凡种植鸦片的地区均有烟匪出没，如热河、云南诸地，鸦片种植业兴旺，围绕鸦片“要清钱”的土匪业也极为猖獗。
土匪得到鸦片，除了自用外，很大一部分是用来高价出售，换取现钞、黄金、白银，牟取暴利。1940年夏，郭清为贩买毒品，带十几个护兵全副武装，骑着马到崔家桥王自全那里，驮回白料面两包袱，一两白料面可换100块大洋。按这个标准来计算，郭清这一次贩的毒品价值就达4万块现大洋。福建大田县匪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把用低价从群众中收来的鸦片一面开设鸦片馆，供人吸毒。一面销往外地，获利甚巨。涂友清还同大田县城富商勾结，集股到仙游贩运鸦片，并由他派兵护送，每趟数十担，光收保镖费银元就达数千元。
土匪走私毒品
2、孙殿英贩毒
孙殿英，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东陵大盗”，世人皆以为他是靠盗墓发的财，贿赂权贵显要才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殊不知，贩烟才是他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真正奥秘。可以说，贩卖鸦片是孙殿英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
民国初年，在豫西有一绰号“仁义老张平”的悍匪，无恶不作。孙殿英在张平部下当了两年多的兵，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制造烈性毒品的勾当。后来，张平被刘镇华的镇嵩军收编为第二路军，孙殿英又在该部所属张明部下当马夫，他与张明沆瀣一气，合伙挪用库银，贩卖鸦片，制造金丹，牟取暴利。为了私拉人枪，发展自己的势力，孙殿英加入了在豫西群众中颇有影响的道门组织“庙会道”，为了收买人心，需要更多的金钱。
民国河南民权县公安局是查禁鸦片的重要力量
起初，他购买了一部分烟土，掺和其他药物，在极简陋、肮脏的磨坊制造了一种叫“红丸”的鸦片混合剂，捏成条状或块状，后又经改造，在封口上印上一个飞鹰标志，称之为“殿鹰”牌海洛因，在陇海铁路沿线出售，毒害广大人民。老百姓恨之入骨，骂他是害群之马。当时，凡是在豫西贩烟的贩子都曾遭到孙的抢劫，他不允许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出售烟土。
1922年，孙殿英投奔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丁委任为机枪连连长。从此，他更是借着军官的名义大干贩卖烟土、白丸的勾当。他贩毒的范围，北抵热河，西及河南，规模数量都相当庞大。
民初河北沧州缉私官兵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投降张学良，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在这里，他为了继续制造烈性毒品，派他的两个亲信李之朴、常川到陕西收购了大批制毒原料运往晋城，制造三种毒品，即白面（海洛因）、金丹和“二两三”。孙殿英买通华北铁路沿线各个关卡，烟土车都有宪兵押送，一路通行无阻，烟土行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甚至远达上海。人们都认为孙是靠东陵盗宝发了大财，其实黑金（烟土）比黄金、白金不知贵重多少倍。孙本人曾对人夸口说，贩运烟土，华北各地乃至上海帮会都有他的面子，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
孙殿英的军队士兵多吸鸦片，以致兵无斗志，遇敌即溃不成军。孙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倾销鸦片，毒害人民，牟取暴利。人们因吸鸦片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一个县城少说也有几百户。孙的军队因嗜烟成瘾，久之军纪松懈，到处扰袭百姓。他靠烟土发了大财，也因此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孙殿英购买烟土，制造海洛因都是为了赚大钱，牟取巨额利润。鸦片的畅销，使他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一时间，阎锡山、张宗昌，张作霖等割据一方的大军阀都与他交朋友，拉关系。
孙殿英用什么办法打通这些难关呢？这分两种情况：一是孙殿英与华北不少军警胥吏都有勾结，由晋、陕、到天津、上海都有他的狐朋狗友。他贩运的毒品，遇到有关系的地方，只要押运人出示他的一张名片，即可通行无阻。
二是当地没有熟人。对于这种情况，他就先派出亲信，逢关遇卡，详细调查、摸索岗卡情况，探查当地头目的好恶。人家喜欢烟土的送烟土，喜欢钞票的送钞票，喜欢文物、古玩的就依着他们，一句话，就是投其所好。孙殿英经过仔细研究，认识到“一物降一物、大虫吃小虫”的道理和妙用，先挑选大头头送钱送烟，然后再层层下送。大小关卡、头目一律都有。每到一处，不等人家开口，烟土未到，钱先送到。当地大小头目得了好处，心里清楚，自然不会张扬，还在外面讲孙殿英是江湖上的好汉、够意思。一回生，二回熟，这些地方被收买以后，就更方便了。给各地这么多钱，从哪里出呢？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大宗烟土、海洛因运到天津、北平后，他转手倒卖，一本万利，除掉沿途送出的一小部分，孙殿英得到的仍然是大头。
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孙殿英瞄准了上海租界这块风水宝地。他认为中国人想要钱，外国人更想要；中国人赚小钱，外国人赚大钱，所以下决心把烟土生意做到租界里去。
30年代的上海，是流氓、政客和帮会、道门以及各种军阀控制的世界，租界里的生意更是一片混乱。这里的码头、烟土、妓院、赌场都被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吴四保、张啸林等控制了。孙殿英在华北各地畅行无阻，初到沪上，也挤不进去。孙殿英苦思冥想，想了个主意，以重金收买了天津帮会头子，通过他的周旋与黄金荣挂上了钩，先用名片向其问好，因孙殿英曾制造东陵盗宝案，臭名远扬，国内许多大军阀都想从他那里弄到宝物。黄金荣接到孙的名片后，没有轻视，礼节性地回了一张名片。
杜月笙
黄金荣
事过不久，黄金荣知道孙殿英制造毒品很畅销，从上海汇给孙殿英10万元，要他帮助代买烟土。孙殿英仔细推敲，细心算计以后，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有利可图，便拿出老本为黄金荣买了价值相当于10万元的烟土，同时又将黄金荣汇来的10万元原封不动地寄回，并亲自送货上门。
这一招着实厉害，黄金荣叹服孙殿英的良苦用心，答应烟土只要在黄金荣的“辖区”内可以畅销无阻。就这样，孙殿英打通了上海的销售渠道，他在上海销售的烟土比天津还多。
孙殿英的烟土有商标，有的土匪还公然打出公司的招牌，进行贩毒的勾当。福建同安土皇帝高定国设立“同通号公膏公司”，专门推销他自制的鸦片烟——“铜盆膏”。
3、土匪的鸦片生活
为了出售鸦片，土匪往往在县城、集镇开设有酒楼、烟铺、商店，用以掩人耳目。在厉行烟禁时期，贩毒风险很大，一旦查出，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尽管如此，土匪贩毒之事仍然屡禁不绝。有的匪帮甚至并不把官方或军方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的头子要么与官僚、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本身就身兼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