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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中间，发现孙元起还大胆地提到了一个验证方案：观测螺旋星云，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星云的光谱线存在红移现象，以此证明宇宙空间仍在膨胀。疑惑之间，早有好事的物理学家，请天文台对此予以验证。现在天文台观测红移，通常分为三种：一，多普勒红移，这是由于辐射源在固定的空间中远离我们所造成的。早在1848年，就由法国物理学家斐索首先发现。并指出恒星谱线位置的移动是由于多普勒效应，因此也称为“多普勒斐索效应”。
二，引力红移，这是由于电磁波摆脱引力场时造成的。只有在引力场特别强的情况下，引力造成的红移量才能被检测出来。解释这种现象需要用到广义相对论，在二十世纪初还没有人明白。
三，宇宙学红移，由于宇宙空间自身的膨胀所造成的，这才是孙元起在文章中提到的“红移现象”。这种现象是由美国天文学家斯里弗在1912年发行的。他先后观测了41个河外星系的光谱，发现其中的36个存在红移。然后，哈勃发现它们的的红移和距离有关联性。在今天，宇宙学红移被认为是大爆炸宇宙理论的强而有力证据。
这种现象倒也不难观测，在此之前或许已经被发现，只是没人总结规律，并往这种思路上考虑。如今孙元起指明方向，天文学家用心观测，它就变得显而易见。在欧美几个天文台联手，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内，便得出了初步结论：至少在绝大多数星系的光谱线存在红移现象这一点上，约翰逊教授说得没错理论所推导出的结论，居然被实际观测结果所证实，这说明什么？
一时间，科学界有些失语。然后大家各抒己见，有捧有骂、有赞有斥，端是热闹无比。
这篇论文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科学界。要知道千百年来，吃饱饭的人们仰望夜空时，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宇宙究竟是什么时候、如何形成的呢？盘古开天地、上帝创造日月星辰，都是人们最初的美好想象。现代科技昌明，大家对于这些神灵创世之说早已嗤之以鼻，然而宇宙起源却更加困扰着人类。
在论文的结论被实际观测结果证实后，世界各国的主要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惊人发现：最新科研成果表明，我们的宇宙在数百亿年前是一个有着极高温度的小点，后来发生了大爆炸，才形成了今天的宇宙。不仅如此，现在宇宙仍在爆炸后的膨胀过程中。
这个劲爆的新闻，迅速成为世界人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为了证明消息来源可靠、满足大家熊熊燃烧的八卦火苗，报纸记者发挥穷追猛打的精神，将孙元起发明新式电灯、发现“炼金术”、原子核结构等丰功伟绩全够抖露出来。短短几周内，孙元起由科学界著名的青年科学家，变成了公众视野中的明星科学家。有些媒体居然把他捧成“牛顿之后最杰出的科学家”，风头一时无二。
尽管清末中国比较蔽塞，这等大事还是有些影响力的。上海几家报社为了获取独家信息，专程派记者来武汉采访孙元起，询问宇宙起源的来龙去脉。托尼的无线电台也不甘落后，连续做了好几期访谈。到最后，连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惊动了。在一次见面时，他饶有兴趣地问道：“百熙，听闻你研究出天地乃是数万万年前爆炸所成，究竟何解？”
孙元起在湖北学堂之事稍微齐备之后，便时时来往于北京湖北之间，一转眼到了1907年夏季。
不出杨度所料，在6月间，张之洞被授协办大学士。7月，改授大学士，旋又为体仁阁大学士，不过仍留任湖广总督。这让杨度和孙元起有些失算：难道他这辈子要老死湖南？
为了满足孙元起的愿望，也为了自己不老死湖南，张之洞也开始闹情绪。留任湖广总督旨意下达没几天，他就上奏朝廷，说自己身体欠佳，希望能请假养病。朝廷自然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好赏假二十日，假满迅速进京。
接替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的，是原四川总督赵尔巽。
这赵尔巽兄弟四个可不得了：老大赵尔震，同治十三年进士，曾任工部郎中；老2便是赵尔巽，和哥哥同榜进士，除了任尚书、总督等职外，还主持编纂了《清史稿》；老三赵尔丰，历任川滇边务大臣、护理四川总督、驻藏大臣等，武昌起义后被处死。老四赵尔萃，是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任县令、道员等职。
尽管赵尔巽很牛，不过初来乍到，还是让孙元起钻了空子，多申请了几万两学费，开始着手对中小学布局的调整、以及对自强学堂的改造。
就在雄心百倍，准备动手的时候，孙元起接到一封来自瑞典的电报：“尊敬的约翰逊教授，由于您‘对原子结构的探索，天才地预见了元素的本质，深刻地揭示了化学反应的原理’，您获得了1907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第一五一章飘摇亦是天际想
自从去年秋天出洋考察大臣陆续回国之后，中国进入了疾风骤雨般的大改革时期：改定官制、整理法律、预备立宪……立宪派一系列改革措施让人眼花缭乱，其目的无非想使大清统治千秋万代，结果却引起守旧派和派的强烈不满，对各项措施都予以抨击和阻止。
守旧派多是朝中官员，他们认为君主立宪会架空皇帝，进而丧失皇权；新设立的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把持朝政，一旦紊乱朝纲，便会行王莽、曹操之举，进行改朝换代。所以拼命加以阻止，便有了朝廷官员之间相互攻讦的“丁未政潮”。
派为了自己能够夺权，对于所有可能巩固朝廷统治的措施都持反对意见，也不管这些措施是否与民有利。由于派无权无势，只好采用最暴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志：造反。江南一带迅速成为火药桶：1906年12月，湖南爆发萍浏醴起义；1907年6月，广东发生七女湖起义；7月，安徽爆发安庆起义；9月，广东发生钦廉防城起义……
正是这两股势力捣乱，让清末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政局变成了摇摇欲坠。这好比大海上一条顶风逆行的破船，几个有眼光的船员发现风向不对、船体破裂，便劝船长一边调转船头、一边维修破船。刚提出自己的看法，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不行船是祖宗留下的，不能乱动；方向是祖宗指定的，不能乱改。”在两派吐沫横飞、各持己见的时候，却有些人拿出锤子斧头，对着破船就是一通破坏，用行动表示自己的看法：我们应该打倒一切，废旧立新就这样，本来还能多支撑几年的破船，在三伙人的角力下，在原地打转转，并出现下沉的迹象。
朝中乱局在湖北也有体现：
主流是立宪派，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声势最大。虽然主张君主立宪，其实心中还是倾向于确保皇权，所以他们和守旧的保皇派之间没有太大的冲突，反倒有合流的意思。
铁杆保皇派除了乡间士绅老儒，在官场上也有，不过影响力有限，毕竟张南皮在湖北呆了这么多年，不合自己意思的官员早被他扫地出门了。
至于派，主要是广大新式学堂学生、以及编练的新军，属于潜流，在正式场合完全没有任何声音。但在暗地里，却蠢蠢欲动。
作为生在风里、长在红旗下的新青年，孙元起在心底里是倾向于的。但来清朝这么多年，思想也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有了自己的看法：暴力必须在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发生在可控范围内，不能损害国家和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发生之后，国家应该迅速稳定下来，转向经济建设，改善民生，而不是社会动荡、军阀魂战。
年初偶尔一个机会，孙元起看到去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制定的《方略》，其中《对外宣言》有这么几条：在成功之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尽管孙元起明白，这是党人为了获取列强支持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心中依然愤愤不平，对同盟会颇为失望。
即便对同盟会失望，孙元起对于它的未来还是有所期待，希望它能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不是企盼满清政府立宪成功，华夏子孙永远做满人皇帝的奴才。
对立宪不免持有消极的观望态度，加上自己对于学校进行大胆改制，消减其中经学内容，在湖北官场上孙元起便成了另类。张之洞出任协办大学士之后，直接绕开孙元起这个湖北提学使，在武昌成立一所存古学堂，训词中说道：“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不忍睹闻。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尤不胜洪水猛兽之忧。谨于湖北省设立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而以普通科学辅之，庶经训不坠，以保国粹而息乱。”
这几乎是指着孙元起的鼻子，否定他在过去一年间的所作所为了。很多人以为孙元起会在短时间内灰溜溜地滚出湖北，谁成知很快离开湖北的却是张之洞。但人家是荣升大学士、军机大臣，在湖北他的影响力还在，足以让孙元起的一些改革措施遭受或明或暗的阻碍，甚至有些举步维艰。
政局波谲云诡，让人难以捉摸。据学生们反应，激进的党人甚至把自己改造学堂、提高教育质量的行为，视为维护清廷统治，大为不满。如果他们有机会，想来不会介意在自己的刺杀成果上增加一个提学使吧？按照张之洞等保守派的态度，如果杀一儆百维护朝廷稳固，想来清政府也不会吝啬革职拿办一个提学使吧？
孙元起本来就不耐烦做官，被张之洞批判之后，便萌生去意。谁知告病辞呈还没写好，张之洞先向朝廷请假养病。之后，便是张之洞北上、赵尔巽西来。乘着新旧交替的间隙，孙元起准备先把全省中小学布局做个大调整，顺便把自强学堂改建为武昌大学堂，等事情告竣后再辞职，也算善始善终吧。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
诺贝尔化学奖？从这个奖项来能看出…：卢瑟福的推荐没有白费；正统的科学家对于光电效应、量子力学、相对论等，还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作为物理系研究生，孙元起的中学化学没有白学。
按照惯例，诺贝尔奖是在每年的12月10日颁发，今年也不例外。既然有这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孙元起决定把自己的离职日期提前到11月中旬。想定以后，孙元起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回了一封电报，除表示感谢之外，还表示自己现在是官员，不便请假参加颁奖仪式，如果贵国能够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提出邀请，或许自己可以前往。另外，又给耶鲁、MIT发去电报，表示自己在明年年初有空，希望他们能利用美国政府向大清外务部提出访问要求。
自从1904年秋天孙元起离开之后，已经三年多没有踏上美洲大陆。耶鲁和MIT一再邀请，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耽搁下来，以至于今。尽管耶鲁、MIT派不少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到中国，与孙元起讨论相关研究计划，但中美遥隔万里，实验设备也不齐全，讨论的时候总有一种到喉不到胃的感觉。
孙元起非常自信，瑞典和美国一定会邀请自己。发出电报之后，便向朝廷递送了出国游学恳请开缺的折子。接着，迅速集中精力，投入到湖北教育改造大业中去。对于自强学堂的改造比较简单，只要对照经世大学的学科设置便可以，加上经世大学新一届毕业学生的到来，操作空间非常大。关键是中小学布局。
清末，湖北共两千四百万人，按照人口比例，应该就读中小学的人数至少在四百万人以上。即便每所学校有400名学生，全省也应该有一万所中小学。事实上，眼下湖北平均每所学堂只有数十人，总共在校学生只有五六万人足见形势艰巨。
张之洞非常重视教育，在他支持下，如今湖北每年教育经费达到两百万两白银，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这些银子对于人数超过四百万的庞大基础教育工程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何况这些银子里还包括各种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呢？
孙元起不是救世主，不可能一下子变出如许真金白银，来建设数以万计的中小学。他能做的，就是搭好框架，把每一分钱用到实处，正好比螺蛳壳内做道场。
和杨度、章士钊、刘师培等幕僚商量之后，决定按照每个县的人口来确定公立学校的数额：每十万人，设立两所小学、一所中学；不足十万人，仍为两所小学、一所中学；超过五十万人，则不再增设学校。鼓励地方乡绅自主办校，教学规模超过公立中学者由各府县予以褒奖。此外，孙元起还请蔡元培在湖北设立了两所经世大学附属学校，力所能及地减轻政府的压力。
公立学校参照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规矩，分两种班，采用同样的师资教学，一种面向家境比较宽裕的，收取学费；一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