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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大为不满：“百熙，老夫已经年过半百，雄心早就消磨殆尽，不耐做官应酬，只希望在经世大学里老老实实做个教书匠。这工科监督，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张元济、罗振玉也道：“我们在经世大学不是好好的么？干嘛要去趟京师大学堂那湾浑水？如果说培养学生不够用的话，下一学年多招些便是，反正每年全国报考的学生那么多！”
孙元起摇摇头：“经世大学多招收一些学生自然可以，但绝不能把培养人才的希望寄托于某一所学校，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师生间没有竞争、近亲繁殖，很容易导致近亲的退化。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则是培养人才的不错选择，毕竟它是国立最高学府，身后有国家财力的巨额支持，学生素质也不差，老师又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只要假以时日，必然可以桃李满天下。”
严复有些伤感地说道：“当年我和鹿门（皮锡瑞）在西山痛饮醇酒、共赏红叶之际曾立下誓言，愿在学校著书教授终老一生。鹿门践行此誓，终生不渝。召集我岂能因为鹿门辞世而负心违愿，辜负好友于九泉？”
皮锡瑞因为疾病在去年冬天不幸离世，成为经世大学成立以来第一位逝去的教授。学校专门组织了治丧委员会，除了安排后世，还支持编印《皮鹿门先生全集》、在校园树立全身塑像等。作为生前挚友，严复在百忙之余，亲自董（原文就是这个字，太白走狗注）理皮锡瑞的丧事，还把遗属接到家里长住。
孙元起在建校之初便规定：学校给予老师的住宅，只允许老师在世时享有使用权；一旦老师去世，学校自动收回。但直到此时，这条规定才发挥作用。但规定毕竟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看上去有些不近人情。老师为学校服务那么多年，一去世便把遗属扫地出门，这也太令人寒心了吧？所以，这条规定随即被修正为：老师去世三个月后，学校收回房产。给了家属很长一段时间缓冲调整。
皮锡瑞先生也非常明理，去世之前特别嘱咐家人两件事：第一，把藏书、手稿捐给学校图书馆；第二，把半山居寓所退还给学校。
孙元起也有些默然，良久才说道：“几道先生，实在对不起，是小可鲁莽了！只是工科大学监督命令刚刚发布，一时之间不好替换。而且这个职位非同一般，对于培养工科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现在最紧缺的就是工程师，能够早一天造就，就能早一天发挥效用，我们是一刻钟也耽误不起啊！
“好在京师大学堂离我们学校不远，而且里面老师都是您的学生，只要您立下规矩、整顿学风，他们都会认真遵从。我再从经世大学教育系给您拨几个学生，负责参谋筹划，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半年！半年之后，我一定想办法找人替你，如何？”
见孙元起说得实诚，严复只有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张元济在经世大学建校之初就主持校务，对学校的感情深极了。此时皱着眉头问道：“我和叔言都走了，经世大学怎么办？由谁来主持工作？”
确实，他们俩一个是主持日常行政事务的校长，一个是主持教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如今都走了，谁来处理学校千头万绪的工作？
孙元起摩挲着下颌的胡茬，轻声说道：“京师大学堂衰败已久，非用诸位痛下猛药，则无法振聋发聩。经世大学在诸位鼎力扶持下已经渐入佳境，纵使离去后稍有停滞，也会渐此好转。而且两校相距不远，到时候还希望诸位相互帮忙，学校事务，静安如何？”
王国维是位多才多艺的学术宗师，不仅在历史学、文学等方面横绝古今，在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也颇具开创之功。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亦师亦友，所以了解极深，闻言答道：“静安才华横溢，惊艳绝伦，性喜学问而不耐俗务。如果让他安心做学问，十年之后必然名满天下。如果天天忙于校务，只怕十年之后他会变成一介俗人。不知百熙以为当如何抉择？”
孙元起苦笑道：“君子当然要成人之美。”
张元济道：“如果百熙不嫌弃，我倒可以推荐一个人选”
第229章沧桑朝市论新局
“哦？说来听听！”孙元起连忙说道。
张元济道：“我有位好友叫傅增淯，既是同年，也是翰林院同事。他们傅家也算书香门第，祖父先后做过曾文正公（曾国藩）、左文襄公（左宗棠）、李文忠公（李鸿章）的幕僚，父亲做过知县，他们共有五兄弟，更是了不起，其中三人中了进士！
“我要举荐的是傅增淯的三弟，名叫傅增湘，十七岁便以监生中顺天乡试举人。后师从大儒吴汝纶，并中光绪戊戌科（1898）二甲第六名，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六年间在天津创办了三所女学——北洋女子公学、北洋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以及八所女子小学。是津门一带赫赫有名的教育家。
“他不仅投身教育，而且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尤其爱好藏书。听闻我们图书馆藏有宋元刻本五百多种，更有敦煌遗书、安阳甲骨，早已心痒难耐，隔三差五到学校小住。因为他是袁项城的幕僚，如今正好赋闲，只要你肯折简相召，他必然万分乐意！”
严复也插话道：“老夫听碧城说起过这位傅叔和，很是不错的。”
傅增湘确实是个人物，在历史上，他多数以著名藏书家的身份出现，其实他还是教育家和政客，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一年半的教育总长，期间换了一任总统、三任总理，他这个教育总长却岿然不动！
孙元起没听过傅增淯，倒因为兴办女学的事，对傅增湘很不陌生。当下便点头答应了。
严复又道：“现在我们学校东西洋留学生占总数三分之一，洋教习也为数不少，百熙最好再挑个有留洋背景的副校长，以便沟通协调来往事宜。”
孙元起脑袋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妙人选：卢瑟福。
众所周知，卢瑟福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除此而外，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鼓励学生有新见解、新发现。在他的学生中，单单诺贝尔奖得主就有十几位，包括波尔、查德威克、科克罗夫特、卡皮察等。如果他来担任分管科研的副校长，经世大学的科学发展岂不是如虎添翼？
当然，学校里面的年青人也要给他们一些锻炼机会，像卢弼、李复几等人，都可以挂上校长助理的职衔，帮忙处理部分事务。
又商谈片刻，三位大佬才心平气和下来。送别之际，孙元起单独对张元济说道：“菊生先生，此次东山再起，希望能一帆风顺、鹏程万里！”
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时是一员健将，曾上书朝廷请求变革官制、革除跪拜。西太后政变成功后，便把他革职永不叙用。此次担任理科大学监督，重新进入大清体制内，确实算得上是“东山再起”。
张元济顿时停下脚步，回头望着孙元起：“百熙此言何意？”
孙元起似乎顾左右而言他：“刘潜楼过段时间该挪窝了。”
张元济出身名门望族，也在官场上打过滚，自然知道孙元起的意思：“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实缺京堂吧？只怕我资历太浅，难登大雅之堂。”
孙元起笑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菊生先生是光绪壬辰科（1892）进士吧？学部右侍郎宝熙应该是您的同年。而且在散馆之后，您还先后担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大学堂总办等职，怎么能说自己‘资历太浅’呢？”
清代官场所讲资历，首重哪一科登第、哪一年散馆，这不仅表明你的辈分先后，还能说明你手头有什么资源。“同年”可是比“同袍”、“同娼”、“同赃”还铁的同窗、同志加战友关系。同一科二三百人，经过十多二十年奋斗，总有几个爬上了高位，剩下的人只要和他们拉好关系，都可以混个肚子圆。
此外，在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站过队也是资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好比参加过长征、打过曰本鬼子、蹲过渣滓洞一样，参与维新变法并被革职也能成为一种显赫资历。
就张元济所在的光绪壬辰科中，眼下位居三品以上的就有学部右侍郎宝熙、宪政编查馆总务处帮总办汪诒书、云南按察使汤寿潜、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等人，这些都可以成为张元济上进的助力。最最关键的是，在分管京师大学堂的学部里，左侍郎孙元起、右侍郎宝熙都是张元济的熟人！
孙元起趁热打铁：“希望您在执掌大权之后，能洗刷旧习一整乾坤，使得京师大学堂成为能和经世大学媲美的京城第一高校！”
张元济莞尔一笑，径直去了。至于之后究竟如何打算，就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度久去不归，再也没人给孙元起分析朝中风云变幻。孙元起只得自力更生，在批改作业、撰写论文之余，抱着邸钞、报纸暗自琢磨。这一乱看，倒让他发现了某些清末不为人知的细节。
在历史书上，总会描述清末政府有多么颟顸无能、官员又是多么昏庸。孙元起却在新闻中看到一个举步维艰的政府为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做出的各种努力：颁布法律，兴办学校，抗洪救灾，修筑铁路，禁种罂粟……其中最让孙元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对于西藏事务的处理。
无论怎么说，在清朝以前，中原对西藏的关系除了和亲就是羁縻，谈不上什么有效而直接的管理。只有到了清朝，中央政府才开始涉足西藏的权力分配，并且越来越重视。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属都丢弃干净，对西藏的控制却更上层楼。
孙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钞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就在该年正月，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提出十九项改革措施，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后，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还有白话报馆、施医馆、商品陈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到了1908年春天，朝廷已经注意到西藏上层僧侣中存在明显分离主义的倾向，更是加强对西藏的经营。一方面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准备入藏；一方面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与赵尔丰密切配合，西藏所需各种费用由四川随时接济。清廷罕见地采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出现互相扯皮推诿、倾轧构陷等状况，让人、财、物各种接济均能落到实处。
西藏上层僧侣自然不可能坐视朝廷排兵布将而无动于衷，马上对赵尔丰进藏提出异议，并设法阻止。朝廷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喊了一声暂停。但另一位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小动作不断，又在西藏成立陆军小学堂，调四川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为教习，名义上是训练新式军队，实际上是培养亲朝廷力量。
就在这一年九月，经过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终于允许他来京觐见。此次进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还有许多小心思，比如窥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外国在京势力相勾结。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按照清初的规定，西藏所有事务必须先禀明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代为向朝廷转奏。如此一来，无论是、班禅，还是活佛、噶厦，都得蜷伏在驻藏大臣的脚下，不敢随意叫板。因为他们在朝廷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所有的是非曲直都要经过驻藏大臣的嘴巴才能上达天听。同一件事，不说添油加醋，即便是原原本本，“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之间还是有许多猫腻的。
一旦土登嘉措有了单独奏事的权力，他就可以把驻藏大臣一脚踢开，利用奏事的权力对各种事务指手画脚，把西藏这潭死水彻底搅浑，让朝廷辨不清黑白，自己从中渔利；而且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也不用再去讨好驻藏大臣，因为团结在土登嘉措周围也能达到同样目的，甚至可以获取更大利益。
西太后是人精一个，自然明白土登嘉措肚里的小九九，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不久后，西太后驾鹤西去，土登嘉措贼心不死，再次让理藩院代奏，要求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不错，刚即位的宣统皇帝是小孩，不懂事，可军机处各位大臣不是傻子呀！于是朝廷再次拒绝了土登嘉措的请求。
或许正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更加坚定了土登嘉措的反叛之心。离开北京后，便派人与俄罗斯、英吉利两国勾结，寻求援助，购买军火，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