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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没有提到自由、平等，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是伪命题。比如自由，什么样就叫自由？由自己作主，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不是这样的！自由是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底线和原则是保护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但个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你的一举一动都必然会对周围的其他人造成影响，不是你侵害他们的自由，就是他们要妨碍你的自由。当你极力主张自己完全自由的时候，其实你正在伤害自由本身。所以法国的罗兰夫人说过：‘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那平等呢？”他追问道，“现在很多欧美国家都在推行‘人人平等’，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我觉得中国现在也该效法。”
孙元起道：“诚然，人人平等是普世价值，但你看到哪个国家真正人人平等了？就拿最具典范的美国来说，现在妇女和大部分黑人还没有选举权。这能算人人平等么？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个人，这就是不平等的根源，而这种根源是短期内不可能消除的。”
见众人面目有些呆滞，孙元起笑道：“那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好多年前，我在经世大学任教的时候，10个男生和10名女生要到野炊庆祝学期结束。最初倡议人提议道，为了确保人人平等，每人交10个铜板。在座各位，你们觉得平等么？”
“平等！”众人齐声肯定地回答道。
孙元起继续说道：“结果很快女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男生胃口大、吃得多，理应多交；女生胃口小，吃得少，理应少交。为了确保平等，倡议人拟定了新方案：男生交12个铜板，女生交8个铜板。你们觉得这样平等么？”
“平等。”回答已经变得参差不齐。
孙元起又说道：“接着又有男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有的女生吃得比男生还多，凭什么少交？女生要是觉得不平等，完全可以平等分餐嘛！倒是同学之间贫富不均，为了确保平等，不如家境宽裕的交12个铜板，家庭拮据的交8个铜板。你们觉得这个新方案如何？”
“……”
“马上又有人提议道，应该野炊时干活多的人少交，干活少的人多交，这样才平等！”
“……”
“随后又有人提议道，应该按照每个人贡献的炊具、餐具数量来确定交款的多少，贡献多的少交，贡献少的多交。”
“……”
“还有人提议，不如根据大家的分数来确定交款数，分高的少交，分底的多交，以表明对优秀学生的鼓励。”
“……”
孙元起看着台下默默无语的记者，最后总结道：“看到没有？当我们可以追求自由、平等的时候，其实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只有当我们感觉有不自由的时候，才有真自由；承认有不平等的地方，才有真平等。我们确实应该积极追求并努力实现相对的自由、平等，但却不应该把它们挂在嘴边，成为蛊惑民众口号。”
屋内静寂良久，才有记者继续举手提问：“孙委员长，贵党中至少有川、陕、甘、浙四省都督，以及南京民国政府教育、交通、实业三位总长，可谓兼通朝野。请问你们对地方自治怎么看？”
在清末民初，由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削弱，全国各省份或多或少都出现了背离中央的迹象，在清末的典型表现是东南互保，在民国的典型表现是地方自治。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运动中，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但意图却各不一样，有的是想以自治反对军阀，有的是想以自治争取割据，有的是想以自治消除内战，还有的是想以自治把全中国的政治制度变成联邦制，真可谓各怀鬼胎。
而作为川、陕、甘三省的实际控制者，孙元起会如何表态呢？作为现在国内屈指可数的割据势力，他的态度无疑直接影响将来全国各省的政治走向。
第二九九章温柔乡是英雄冢
孙元起思考片刻，才朗声答道：“如果能够真正实行地方自治，那自然非常不错，不过我们对地方自治的前景并不看好。前清光绪、宣统年间，由于外国列强对国家不断侵袭，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渐薄弱，但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各省逐步实行地方自治，确实可以有效对抗朝廷的专制统治，解除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各种束缚，有利于推进政治、经济、民生等事业向前发展。去年革命过程中，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便是自治的成果之一。
“然而经过去年的革命，地方自治开始有些变味，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省份都是军人绝对控制军权，并积极插手地方政务，预谋军政合一独揽大权。他们对外宣称地方自治，对内则是窃夺民权、鱼肉百姓。就算有些省份着手建立国民议会、制定民生政策，但真正落实有几？所谓的地方自治乃至联省自治，实际上不过是披着自治外衣的军阀割据罢了。
“在现在中国实行军阀割据，不仅中央政府难以容忍，全国民众也不会答应！而且军阀不除，则政策难以制定，标准不能统一，各省纷争不断，对外屈膝求援，又如何谈及建设国家、改善民生？去军阀化、去封建化，是世界各国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过程中都必须排除的对象，中国也不会例外。真正的地方自治，只有在国家统一、军队国有、民众监督并排除军人干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然而一旦要求排除军阀，全国还会有多少人为地方自治大力鼓吹？所以我们对地方自治的前景并不看好。”
那位记者不顾每人一问的限制，急忙追问道：“那你们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现在打算怎么办？”
孙元起道：“诸位应该都知道，新中国党要求每位党员都信奉国家主义，作为党首，孙某自然也不例外。一旦我们认为合法的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四川等地将会认真遵守议会和中央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将通过华熙银行逐月向中央解缴税款，以示尊重。”
在这番表态中。孙元起打了很多埋伏。比如“我们认为合法”的民国政府，至于民国政府是不是合法，决定权不在北京、南京，而在四川。只要他们制定的法律法规、要求解缴的税款数额违背孙元起等人的意愿，完全可以用我们认为政府不合法这个理由来否定一切。再比如通过“华熙银行”“逐月”向中央解缴税款。只要哪天政府作出不当举动。下个月就可以拖欠税款以示抗争。
更重要的一点，孙元起没有承诺把军队所有权交给中央。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手里还掌有军队，就不怕袁世凯、孙中山等人打出什么翻天印来。
接着《北华捷报》记者提问道：“孙委员长。据今天早晨最新消息，光复会重要创始人、主要领导者之一的陶成章先生在法租界广慈医院遇刺身亡，请问贵党对此事如何评论？”
孙元起答道：“我们新中国党在大会结束之前刚刚通过一个提案，决定通电全国，对陶先生的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光复会同仁及陶先生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这一卑劣行径为成立未久的共和政体抹上了一层阴影，为即将到来的政党政治开了恶劣的先河。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们新中国党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在此我们郑重声明，我们新中国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举动，愿同包括光复会在内的国内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实现议会共和制，维护国内的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求吴淞军政分府、江苏都督府以及南京民国政府等迅速行动起来，尽快缉拿凶手。明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愤。”
——如果说陈其美指使王竹卿等人暗杀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是“始作俑者”，那么赵秉钧指使应桂馨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就是典型的一报还一报，而陈其美本人在1916年被刺身亡，更是印证了“其无后乎”一语。以后的民国政坛暗杀之事也不绝如缕。像廖仲恺、汪精卫、杨永泰、唐绍仪、李公朴、闻一多等，大家都耳熟能详。
之后，孙元起又回答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临到记者招待会结束，才终于有记者发现一直晾在边上的张謇、汤寿潜：“张总长、汤总长。你们二位觉得新中国党与预备立宪公会有哪些同与不同？”
杨永泰回到旅社后，稍作乔装打扮。坐上黄包车来到城隍庙。
中午时分，城隍庙一带人来人外车水马龙，尤其豫园门口，更是游人如织。穿着黑布棉袍、戴着黑色礼帽的杨永泰很快便融入人群，成为茫茫人海中不起眼的一份子，丝毫不显突兀。逛了半天，他发现身后没人尾随，才悠悠然来到南翔馒头店，点了一笼蟹黄包、几碟小菜，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饭还没吃一半，有个衣衫褴褛、面容刚毅却又有些斯文气的年青人站在了桌边，神情似乎是想请杨永泰帮忙。但他们说话声音很低，旁人根本难以捉摸商量的内容。杨永泰轻声问道：“亚樵，事情进展如何？”
原来这位年青人便是后世有“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
王亚樵答道：“事情非常顺利！大概是受陶成章遇刺身亡消息的刺激，我昨天下午化名之后与李铁仙联系，今天上午他们便一口允诺，并且主动把报酬从五千大洋提高到一万，看来李铁仙确实是慌了。不过陈其美这狗贼真是该死，居然敢肆无忌惮暗杀革命元勋，真是死有余辜！”
王亚樵去年十月在安徽合肥组建军政府，曾被同盟会孙品骖反戈一击，致使其麾下将士死伤惨重，本来就对同盟会耿耿于怀。现在又见同盟会刺杀陶成章，自然感同身受，对陈其美恨之入骨。
杨永泰道：“那你有计划没有？”
王亚樵干脆捡了一张凳子坐了下来：“最近，杨梅都督喜欢上四马路荟芳里的一个粉头，每天傍晚总要去那里缠绵几个时辰，等到半夜三更才坐车回去。我准备扮作黄包车夫在那家青楼附近等客，等他巫山云雨后出门时，出手把他除掉！”
杨永泰点点头：“那你有什么需要没有？”
王亚樵道：“据说我们手上有中工1911式步枪，射速快，射程远，杀伤力大，10发固定弹仓供弹，端是了得。如果有它，必定可以事半功倍！”
杨永泰立马否定了他的意见：“不行！中工1911式步枪现在主要是我们孙系军队装备，只有少量流散到黑市上。如果你用中工1911式步枪，必然会让人怀疑到我们头上，这样不好！最好还是用光复军制式武器，现在市面上容易买到，而不让人生疑！”
王亚樵也不坚持：“那就马牌撸子加手榴弹吧！最好再来几枚烟雾弹，撤退时用得上。”
杨永泰沉吟片刻：“如果在上海购买特制的烟雾弹，势必引起别人怀疑，以后追查起来也麻烦。我想最好不惊动别人，可以使用普通的滑石，在开枪之后粉抛出去，跟烟雾弹效果差不多。”
王亚樵同意了杨永泰的提议：“那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够准备好？”
杨永泰道：“那要看你什么时候准备动手。”
王亚樵答道：“如果东西能够准备齐全，我想在今天晚上就动手！一来陈其美肯定不会想到报复来的那么快，警戒会稍稍松弛一点；二来他刺杀陶焕卿成功之后，必然要去荟芳里找那个粉头乐呵乐呵；三来我怕迟则生变。”
“那好，我马上就派人准备东西，你下午四点去宝善街那个联络地点去取便是。这二十块银元是活动经费，你好去雇佣黄包车。”杨永泰知道王亚樵现在囊中羞涩，未必有钱去准备刺杀道具。作为幕后操纵者，他自然要多贴补一点。
王亚樵装模作样起身道谢道：“谢谢三世兄帮衬！”
杨永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又叮嘱道：“亚樵，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必要时完全可以放弃行动。如果发起行动，一定要尽快撤离到安全地点隐匿一段时日。无论刺杀成功与否，你都将是我们党党务委员会办公部调查科的副科长！”
1912年2月5日晚上十点多钟，腊月的上海也有些阴寒刺骨，除了四马路上还有些晚归的风流鬼外，只有寥寥几个还没做出生意的野鸡。王亚樵怀揣撸子、手榴弹、滑石粉，斜偎在黄包车上，眼睛微微眯缝似乎在打盹，其实却在打量四十米外一家青楼的动静。
就在这时，青楼中一阵喧哗，老鸨、龟公掀开门帘，鞠躬作揖让出一位三十出头的斯文中年人，嘴里还不停说着奉承话。就在这时，王亚樵慢慢站起身，拉着黄包车往前凑去。等到离陈其美二十米处，周围负责警戒的沪军都督府卫士以为他是揽客的黄包车夫，顿时喝骂道：“瞎了你的狗眼！往上凑什么凑？没看到我们爷自己有汽车！”
这年头坐得起汽车的非富即贵，都是黄包车夫能惹不起的。王亚樵装出一副惶恐的模样，赶紧往后撤了几步。在转身的一瞬间，从怀里掏出几枚手榴弹拉响后便往那家青楼门口扔去。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