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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历史中，欧美同学会是在1913年10月由顾维钧、梁敦彦、詹天佑、蔡元培、颜惠庆、王正廷、周诒春等人共同发起，联合京津两地的留学归国学人在北京创建，最初旨在对抗当时人员众多、势力庞大的留日学生体系。
随着后来留学欧美之风盛行，归国人员影响日渐扩大，欧美同学会也随之水涨船高，几乎中国近现代绝大多数著名科学家都是这个社团的成员，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胡适、严济慈、陈岱孙、竺可桢、茅以升、卢嘉锡、吴阶平、丁石孙、马寅初、李四光、王淦昌、朱光亚等等。
唐绍仪连连点头：“好、好，就依贤弟之见！”停顿了片刻，他突然说道：“近些日子，愚兄在上海的报纸和广播里听到贤弟不少高论，有些政见令人拍案叫绝，有些政见却让人大惑不解。如今旅途漫漫，不能愚兄能否请教一二？”
孙元起急忙道：“唐兄请讲！”
第三零三章点笔操纸为君题
唐绍仪缓缓说道：“贤弟希望南北双方通过和谈解决纠纷，消除地方割据，加强中央集权，推行议会共和，改善民生福祉……这些政见自然极好，可是如何实现呢？比如贤弟极力反对的地方自治问题，就颇难措手。如今各省都督手握军政大权，把持地方财税、人事，实际上已经算是地方自治。难道士绅民众在各级议会中投投票，就能让各省都督拱手让出手中的地盘、军队？
“如今确实有像李铁仙、彭凌霄（彭程万）这样推位让国的贤者，但更多人还是恋栈权力，不肯轻易去职。面对这种形势，中央政府究竟该如何处置？武力讨伐？全国各省都督都手握重兵，他们要是联合起来，中央政府也不敢直撄其锋！议会选举？他们有权有钱，完全有能力收买议员，把持议会，否决所有对他们不利的议案！
“而且地方自治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在民国以前，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辖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村里，都是依靠宗族礼法的力量维持自治，几千年来已经约定俗成。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地方自治全盘否决，必然会导致社会基层组织的长期混乱。而且添设乡镇、村里各级政府，会突然增加大量官员，对人民造成严重负担，也使中央政府与人民之间多了道隔阂！
“贤弟既反对地方自治，又不愿诉诸武力；既希望加强中央集权，又想要议会选举。还憧憬建设国家、改善民生，只怕有些想当然了吧？”
孙元起顿时有些哑然。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如今孙元起身居高位，他说出的话无论对错，总会有人鼓掌叫好。时间一长，难免有些飘飘然，甚至胆敢对国家大政方针指手画脚，连孙中山、袁世凯也得侧耳倾听。其实呢？他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半吊子的物理学家，顶多比大家多一点现代科技知识和半点历史发展脉络好在这时候正在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即使是精英分子用西方理论看中国社会。也对这个时代缺乏明确认识。而且辛亥革命这一代人，年轻有激情，思想单纯。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所以孙元起大放厥词，还能忽悠到一批青年人。但在成熟的政治家眼里，无疑显得非常稚嫩！
什么是成熟的政治家？就是知道怎么说，还知道怎么做。像北京的哥，说出国内形势、政坛风云来头头是道。仿佛是国策顾问在指点江山，连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也要甘拜下风。但真要让他们做实事呢？别说县长、乡长。就是当个居委会主任，他们都玩不转！
孙元起半晌才点点头：“唐兄见教的是，小弟确实有些想当然了！”
唐绍仪道：“再比如贤弟希望实行分税制，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以确保地方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由支配权，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但贤弟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实行分税制，各地方政府会不会在议会中极力要求减少上缴中央的部分？在征收中央税收的过程中，会不会虚与敷衍、多征少缴？万一地方少缴、不缴中央税款。又该如何处置？
“可以想见，一旦推行分税制，各省必然以地方税收的名义巧立名目，设置关卡，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到最后，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粮食十之七八都被政府征缴；商铺工厂只要开门，就会面临数十种苛捐杂税，只能歇业大吉；省内外关卡林立，处处征税。造成商品流通不便，物价腾贵……如此一来，何谈发展实业、改善民生？”
孙元起有些汗颜：“是小弟考虑欠周！”
唐绍仪接着说道：“愚兄听孙逸仙说，贤弟曾建议中央政府军队国家化，即军队既不属于某一特定人士，也不属于某一政党派系，而是属于全体国民或国民议会。如果袁项城不同意，便退后一步，要求允许各省议会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贤弟能以一省都督身份，提出如此大公无私的建议，不愧被大江南北青年学子尊之为‘当代圣人’！
“如今各省只有咨议局，并没有议会，而都督手中已经握有军政大权。将来成立议会，必然在都督一力掌控之下。这样一来，军队名义上归各省议会所有，实际上还是都督自己的，只不过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以军队国有之名，而行军阀割据之实，只怕与贤弟的初衷大相违背吧？”
孙元起觉得自己脸上已经开始流汗了。
唐绍仪这才话锋一转：“愚兄并没有责难的意思！贤弟以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去年年底才开始接触民政，纵使诸葛重生、萧何再世，也难免会有思路不周举措失当之处。何况贤弟在川陕一带谨言谨行颇有惠政？愚兄此番言论，其实大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愚兄之所以责全求备，是因为贤弟年未不惑已经名满天下，而且身居高位，难免有些骄傲自得，如果不稍加抑损，只怕会遇到什么蹉跌。
“贤弟既是前朝庆亲王内阁的学务尚书，又是袁项城内阁的学务大臣，还是南方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可谓举足轻重！如果没有什么蹉跌，你至少还可以在内阁里呆上三十年，在不远的将来，什么内阁总理、国家大总统，无不唾手可得！如果你能精通政务，擘画得当，不仅是四川、新中国党之福，也是全国民众之福！”
孙元起苦笑道：“谢谢唐兄抬爱，小弟实在愧不敢当！说到底，小弟只是个想从事教育的理工男，机缘凑巧才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对于国家大事一窍不通。您说的‘精通政务，擘画得当’，如今天下只有袁项城、孙逸仙等三数人当得，小弟现在、将来都不会在其列！”
唐绍仪摇摇头：“贤弟不要过谦！不错，现在环顾全国，确实只有袁项城一人最有把握掌控大局，孙逸仙等人还稍稍逊色。但是袁项城已经六十有三，孙逸仙也年近五旬，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们又能执政多少年？未来的政坛，终究是属于贤弟你的！”
孙元起道：“不过年青一辈，小弟还是更看好黄克强、宋遁初（宋教仁）、蔡松坡（蔡锷）等人。——本来陶焕卿、陈英士也是第一等人物，可惜他们英年早逝，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损失！”
孙元起说的这几个人都是1874年以后出生的，像宋教仁、蔡锷都是1882年生人，今年正好三十岁，已经分别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云南都督了，端的是锐气逼人！
唐绍仪微微颌首：“贤弟数的这几个人都是人中龙凤，尤其是宋遁初，愚兄在上海会谈过程中曾有幸一晤，领导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过贤弟与他们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贤弟有自己的大中小学，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学生；其次，贤弟有四川、陕西、甘肃等之地；第三，贤弟有五个协以上的精兵；第四，贤弟有自己的政党；第五，贤弟名满天下，三入内阁；第六、贤弟有自己的产业，任何时候不用担心经费掣肘。
“这六点，黄克强、宋遁初、蔡松坡等人或占其一，或占其二，却没有人能兼而有之。尤其是最后一项，他们更是难以企及。这年头，革命组党、练兵自卫、合纵连横，没有孔方兄开道，只怕是一事无成！而中央政府的席位就那么几个，你凭借实力、资历、名气等先行一步，占了内阁总理或大总统之位，纵使黄克强、宋遁初、蔡松坡等人再有能耐，也只能望洋兴叹！”
孙元起道：“奈何小弟实在不是当官的料儿！就像数学要从加减乘除起步、中文要从点横撇折捺开始一样，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或治国方案，必须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小弟自十多岁就开始学习物理，一直到现在，根本没有接触什么为官之道。这些年踉踉跄跄过来，全靠叔祖父孙文正公、中堂张文襄公及诸位幕僚帮衬，实在不敢觊觎内阁总理或大总统之位！”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小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定义学起，然后搭建起一个庞大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定义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中国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从基层做起，接触民风民情，为的就是逐步掌握处理政务的手段技法，形成自己的行止风格。经过逐轮淘汰，最终选出各级领导。偏偏孙元起缺少了这个环节！
唐绍仪笑道：“前朝李文忠公（李鸿章）说过，天下最简单的事莫过于做官，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是十分的无用了。贤弟聪颖特达，怎么可能不会做官？至于你说的治国方案，那倒是简单得很，愚兄便可以帮忙！”
第三零四章治大国如烹小鲜
“哦？愿闻高论！”孙元起非常好奇。
唐绍仪也不卖关子：“所谓治国，关键在一‘国’字。好比砍柴伐木，总要先知道砍什么样的木材，才好准备工具。如果是千寻铁松，你准备的是把柴刀，难免会无计可施；如果是连翘、黄杨之类的低矮灌木，你准备了宣花大斧，也未免大材小用。所以要想治国，先要明白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理想中的国家与现实中的国家主要差距在哪里？当前国家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眼下清帝刚刚逊位，南北和谈初成，国家政体尚未确定，好比一张白纸有待英雄豪杰涂抹。此时正是百年难遇的良机，一旦错过，则噬脐莫及！贤弟或许不信，愚兄就举李文忠公所言为例。李文忠公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眼光卓越，手腕敏捷，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独任，国家倚为重轻，是大清享国三百年少有的社稷之臣！但他晚年曾自言，终生所为不过是一裱糊匠的营生。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同治以来虽然陆续平定发匪、回乱，天下初定，民心思安，当时号称‘同光中兴’。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表象，大清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一百多年的折腾，早已病入膏肓。好比是间破屋，由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人东补西贴，居然成为窗明几净的干净屋子。如果遇到小风小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加以补葺，还可勉强敷衍一段时日。如果遇到狂风暴雨，只能房倾屋颓，沦为丘墟。
“裱糊匠自然知道纸片下面是何等材料，也知道破屋随时有倾覆危险，却不敢越俎代庖替房屋主人拿主意，把屋子推倒重建。而且房屋主人对旧屋恋恋不舍，总觉得还能支撑，心里也不愿随便拆建。裱糊匠只好听从房主的意见，尽力做些涂饰修补的活计。直到心力交瘁、油尽灯枯。这也是李文忠公晚年抑郁寡欢的原因。假如他要是生在立国之初，必然可以垂范立极、百世沐恩，又何至于此？
“如今你我生逢其时，即便不能一言而决国家政体，至少可以否决许多不合时宜的建议，为国家后世造福。尤其是贤弟你，名声广布倾动朝野，一举一动天下瞩目，只要提议建言。袁项城、孙逸仙也得虚心接纳，更应当认真思考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
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孙元起下意识就想起了后世的中国体制。
尽管有无数公知、精英抨击这种体制专制腐败。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权益受损等等等等，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具有强大的威力！在这种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间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让中国成为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迅速超越法、英、德、日等国，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