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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严复、赵秉钧所言，第二天上午孙元起刚在学校办公室里坐定，傅增湘就找上门来。
寒暄过后，傅增湘便正色说道：“傅某承蒙大人看重，被聘为经世大学校长，至今已有两年。自就职以来，一直夙兴夜寐、战战兢兢。期望做出些微业绩，以报大人知遇之恩。然而经世大学高士如云、学者如海，人人皆有立身之本，中外青年望门求教，在校学子数逾三千。傅某自觉才疏学浅，实在无法胜任，特恳请辞去校长一职。”
尽管孙元起之前已经知道他要辞职。此时闻听仍然颇为错愕：“沅叔校长何出此言？先生自就任校长以来，教师安心任教，学生安心求学，学校获得长足发展，科研成果层出不穷。沅叔校长声誉远播全国教育界，在师生之间有口皆碑。怎么突然想要辞职？难道学校有什么不如人意的地方？”
傅增湘期期艾艾地说道：“学校一切都好。只是傅某志不在教育，所以……”
孙元起心中了然，看来袁世凯送来的教育次长官帽已经勾走了他的魂魄，留是留不住的，只好说道：“沅叔兄不妨回去静思数日。如果去意已决，可以向董事会递送辞呈。总之。如果你有远大前程，你走小弟也不强留你；如果你那天厌倦尘俗，经世大学的校园也永远为你敞开。”
傅增湘有些动情，起身深鞠一躬：“是傅某有负大人厚爱！此番深情厚谊，傅某一定永远铭记在心。”
孙元起连忙扶住：“沅叔兄这两年为学校殚精竭虑，贡献良多，应该是我谢你才对！”
傅增湘道：“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职责所在，‘谢’字实在愧不敢当。以后还请大人多多关照！”
以后他是教育次长，孙元起是教育总长，自然需要孙元起多多关照。
送走傅增湘之后，孙元起心绪大乱，再也无心撰写明日的讲演稿，只好先给蔡元培、范源廉、梁启超等人写信。信没写到一半，就听冯基善敲门：“孙大人，王静安先生求见！”
“快快有请！”孙元起急忙起身迎到门外，见面笑着说道：“静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转眼看见王国维身后跟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西洋人，便问道：“静安，这位先生是？”
王国维介绍道：“这位就是原《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先生，现任袁项城的政治顾问。”
孙元起赶紧拱手作礼：“啊呀，原来你就是‘中国的莫理循’，久仰久仰！”
莫理循，苏格兰人，186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自幼喜欢冒险，青少年时期曾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随后撰写成游记《中国风情：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引起西方广泛关注。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被聘为驻华记者，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记者生涯。
莫理循来自北京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当之无愧的权威，而莫理循也成为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北京政坛与西方新闻界最为重要的“中国通”，被称为“中国的莫理循”、“北京的莫理循”。据说很多刚到中国的外国人，一下火车就会被黄包车夫不由分说径直拉到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家。因为在车夫们看来，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必定是来找莫理循的。
莫理循曾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袁世凯称帝后，将莫理循居住的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这个英文名称一直使用到1949年。由此也可见莫理循在华的影响力！
莫理循也学着孙元起的模样拱手作礼道：“孙大人乃是世界鼎鼎有名的大科学家。在下不过一介卖弄笔墨的记者，萤火之光岂敢与皓月争辉？”
孙元起笑道：“记者号称‘无冕之王’。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我等凡人的生杀荣辱，完全在你一念之间。如此说来，你岂不就是那轮皓月？”
莫理循道：“伽利略还是名垂万世的伽利略，罗马宗教裁判所却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机构。所以，伟大的科学家才是那轮清光夺目的皓月。”
孙元起哈哈大笑：“我们就不用互相吹捧了，来来来。屋里请！”
坐定之后，孙元起有些奇怪：“静安，你怎么认识莫理循先生的？”
在孙元起看来，莫理循是追寻政治新闻的西方记者，王国维则是埋头青灯黄卷的东方学人，他们两人应该没有任何交集才对。
莫理循主动接过话头：“我自1897年定居北京开始，就有目的的系统收藏西方各国关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图书。几乎每个月的薪水都花费在这上面，至今已有两万四千余册各类书籍、报刊、地图等。但我今年准备结婚，婚后生活需要大笔资金，在精力与财力上都已难以维持这一昂贵嗜好。所以我决定出售我的藏书。
“经世大学图书馆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亚洲藏书量最丰富的图书馆，包括绝无仅有的殷商甲骨、敦煌遗书，以及数以百计的宋元珍本。我的所有藏书由它来收购无疑是最好的归宿。更重要的一点是，经世大学图书馆给出了令我心动的价格。而王先生是图书馆馆长，一来二去，我们就熟识了。”
今年结婚？
孙元起祝贺之余，不由得再次打量起莫理循：从面容的轮廓上看。年青的时候他应该是个英俊而魁梧的帅小伙。可他现在已经四五十岁，怎么才结婚？——事实上。在1910年之前莫理循一直单身，直到21岁的珍妮应聘成为莫理循的秘书。就像后世俗套的社会现象一样，小秘和老板情愫暗生、勾搭成奸，然后两人于1912年结婚，五十岁的莫理循也就此结束了他的单身汉生活。
王国维接着道：“莫理循先生的藏书内容丰富，品种多样，而且角度独特，都是西方各国关于远东的资料，其中包括18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关于亚洲的定期刊物，各类地图和画册及原始照片，欧洲基督教各教会在华传教士的著作等等。其中不乏海内孤本和存世精品，比如1485年出版的第一版《马可波罗东方游记》、1600年绘制的中国地图。我们图书馆经过权衡，决定以15万元的价格购买全部藏书。”
历史上，莫理循在华收藏的这些东方学文献将于1917年被日本三菱财阀以3。5万英镑买下，运往东京，最初名为“莫理循文库”。后来以此为基础，扩建成有“东方学家的麦加”之称的东洋文库。后世藏书家把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敦煌文书、皕宋楼藏书相提并论，将莫理循文库的东流视为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孙元起道：“感谢莫理循先生对学术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你的藏书将极大丰富经世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也将填补我们图书馆藏书中东方学文献的空白。只是不知您今天到访有何指教？”
莫理循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纸笔：“在不久前我已经辞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职位，不过我从1897年开始已经为它服务了16年，虽然期间有很多不愉快，但感情还是难以割舍。我还想为它做最后一件事，好给我的记者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就是采访你。”
“采访我？”
“对！”莫理循目光灼灼，“要知道，你不仅是当今世界最有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中国著名的政治人物，这种错综复杂的身份看似矛盾冲突，却又合而为一，让英国民众也为之大惑不解。如果你能接受采访，亲自解答我们的困惑，必定可以吸引大量的读者！”
第三一五章书生挟策成何济
孙元起眨眨眼睛：“莫理循先生，与其谈论我的个人经历来满足英国民众的猎奇心理，不如我们来探讨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以及近年来遭受列强的凌辱，让你的封笔之作发表在《泰晤士报》上以正视听，揭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消除英国民众对中国的歧视，那岂不是更好？”
莫理循愣了片刻才答道：“自从有了约翰逊博士，欧美有志之士谁还敢歧视中国人？而且你所经历的三十年正是中华帝国天翻地覆的时期，如果能够结合你的人生历程，向英伦民众介绍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以及近年来遭受列强的凌辱，相信效果会更好！”
孙元起沉吟片刻，点了点头：“也好，那就开始吧！”
王国维见采访正式开始，便起身告辞。
在王国维出门后，莫理循很快抛出了第一个问题：“根据西方科学史学者的考证，‘扬克？约翰逊’这个名字为世界所知，开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名为《铀、钋、镭辐射射线的实验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开启了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新纪元，也开启了近代物理学发展最光辉、最灿烂的‘约翰逊十年’。
“但令学者们大惑不解的是，在此之前‘扬克？约翰逊’完全寂寂无闻，不仅没有任何文章发表，甚至在耶鲁大学也很难发现任何印迹。按照道理来说，在遍地美国人的耶鲁大学校园里出现一名中国学生。就好比在鸡群里站着一只仙鹤、沙堆上摆放一块金子，应该绝对引人注目才对。请问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孙元起道：“当时我在耶鲁大学的时候非常平凡。也非常低调，丝毫没有任何人关心我，我只是默默地学习。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韬光养晦或者厚积薄发。中国经典著作《庄子》里说：‘若夫积水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正是那些年的辛苦努力，才有后来许多论文的发表。
“鸡群里站着一只仙鹤、沙堆上摆放一块金子或许非常引人注目，但是仙鹤群里夹杂一只火鸡、金库里落了一粒沙子，或许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了。正如大名鼎鼎的牛顿爵士，他躲避鼠疫回到林肯郡乡下之后才对万有引力、微积分、光的分析等方面做出杰出成果。但在此之前谁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名叫‘艾萨克？牛顿’的小伙子？”
莫理循弱弱地答道：“事实上，在此之前牛顿爵士因为发现了广义二项式定理，已经在剑桥三一学院名声大噪了。”
“那更早之前呢？”孙元起追问道。
莫理循道：“在牛顿爵士的故乡林肯郡，以及他就读过的国王中学，现在还流传着他的奇闻轶事！”
孙元起哂笑道：“这些奇闻轶事不过是后人的附会罢了！在《圣经》中，诺亚遭遇了淹没地球的大洪水；在中国的神话里，女娲、鲧、禹等圣贤也遭遇了毁天灭地的洪水。这在文学上被称为‘母题’或者‘故事类型’。在中西方都有不少共同的故事类型。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伟大的人物总会有一个不平凡的童年，然后被附会上无数奇妙的小故事。
“如果你现在到我的故乡淮安，那里肯定也会有很多关于我的小故事，你能认为它们都是真的吗？如果不刻意批驳，这些故事将一直流传，直到数百年后被学者们写进课本。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这些历史是真实的么？事实上，我的青少年就是一个普通到被人忽略的学生，仅此而已！”
莫理循运笔如飞，记下了孙元起的奇妙言论。虽然他觉得这番言论很值得商榷，但他并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因为他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以及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需要完成。
他接着问道：“英伦民众非常感兴趣的另外一点是。你在1898到1908的十年里，对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电子学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成就足以比肩伽利略、牛顿，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人’、‘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但你在科学研究的黄金年龄，兴趣爱好却从科学技术逐渐转移到教育乃至政治上来，令全世界无数科研工作者为之扼腕。请问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江郎才尽’？”
孙元起道：“你可以认为我是江郎才尽，当然也可以认为我是在进行另一次厚积薄发。但不可否认，每位科学家都有自己最光辉的黄金阶段，过此之后就会走上下坡路。比如牛顿爵士躲避鼠疫回到林肯郡乡下的那两年，他毕生的杰出成就都发轫于此，以后再也难以超出那个范围。”
莫理循道：“那你为什么选择从事政治？从事政治和科学研究不是对立的么？科学界就不止一个人指出，你从事政治是误入歧途，是有史以来科研人才的最大浪费。”
孙元起道：“首先，不是我选择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我。而且我也不认为从事政治和科学研究是对立的。在我看来，从事政治和科学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人们遇到的难题，只不过一个是生活上的、一个是知识上的，两者并不矛盾。至于‘从事政治是误入歧途’的批评，我也认为有些偏颇。
“牛顿爵士晚年研究神学，算不算对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