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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猜怎么着？那位记者凝思片刻，立马对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过了些日子，那本杂志寄来样刊，封面上赫然写着《孙教授亲笔选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条公式》，孙大人手写的三条公式居然都榜上有名。你们想想，孙大人随手写个1＋12他们都如获至宝，要是写个长篇论述证明新中国党的合理合法性，那还不得全世界瞩目？”
杨永泰的这番话自然是说笑，而且他作为一个学习法政出身的文士，也未必懂得1＋12中所包含的丰厚意蕴。而且他也不知道在那选出的十条公式中，还有三条是孙元起自己的，若是放在后世，那三条公式应该分别叫做质能方程、薛定谔方程、德布罗意方程组。
让这三条公式入选不是孙元起自夸自诩，而是出于爱因斯坦、薛定谔、德布罗意三位大神的尊敬，并不能因为自己的剿袭而影响这三条公式的伟大以及三位科学家创立这些公式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且这三条公式也确实当得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称号，英国杂志公开刊登出结果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杨永泰的这番话也让孙元起有些触动，那就是从政这么些年确实让自己远离了科学界。期间卢瑟福、马丁、特斯拉、爱因斯坦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也都曾或明或暗地劝过自己，希望自己能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而不是浪费在官场的尔虞我诈之中。孙元起也觉得学术圈远比官场更单纯、更精彩，也更适合自己的发展。但孙元起从来没有为自己投身官场而后悔过，因为他亲眼看见通过自己在官场上的努力，让身边的学生和无数的少年儿童改变了命运。虽然这个改变未必是朝好的方向，但绝不会更坏！
如今自己终于闲下来，不应当再继续辜负至交好友的期望，或许是时候让全世界科学界再为之一震，彻底改变对自己“不务正业”、“江郎才尽”等负面影响了！
尽管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行为非常不地道，但在这个世界上，后世那些著名科学家都还没有出现，孙元起或许可以像孔乙己一样理直气不壮地争辩几句：“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何况这种剿袭还可以缩短人类发展历程、促进中国学术发展？即便背上“文抄公”的骂名，孙元起也都认了。
那抄些什么呢？
第三九零章上穷碧落下黄泉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类的知识总量每年都在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这种知识大爆炸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全世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十万篇、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中新书出版问世、电视网络无时无刻不在播报着最新的新闻……其造成的结果就是最近几十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
我们普通人在滚滚扑来的知识浪潮中，偶尔也能扑捉到费马大定理、希格斯玻色子、铁基超导材料、中微子实验等科技术语，但绝不会太过留意，顶多就是喜闻乐见。做研究的人却不同，在面临知识大爆炸时除了喜悦之外，更多的是愤懑与郁闷：比如自己费尽心思想到一个绝妙的idea，正准备摩拳擦掌大展手脚，结果上网一检索，发现早在数年前就有人已经想到，并且做出了非常好的结果。
这还算好的，顶多也就是懊丧几天，因为这种事情在科研途中司空见惯。要命的是自己想到了好主意，网络检索也没发现有人和自己雷同，然后开始废寝忘食地做实验，结果做到一半别人的论文发表了，思路完全和自己一模一样，那时候绝对会一口老血喷薄而出！
早些年因为通讯落后，信息交流不畅，遇到这种情况还好。比如日本的朝永振一郎，美国物理学家施温格、费曼几乎同时独立地解决量子电动力学中的发散困难，诺贝尔奖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将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同时颁发给了这三个人。可如今网络资讯如此发达，上午做出来的结果，中午全世界就能全知道。下午你再做出来结果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顶多就是验证别人的成功，所以大家都费尽心机、争分夺秒就是为了抢那个第一。就像前不久火爆一时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中微子振荡有三种模式，之前已经找到两种，第三种却一直未被发现。为了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早在2003年左右就有7个国家先后提出8种实验方案，最终进入建设阶段的共有3个，除了中国的大亚湾实验外，还有法国的DoubleChooz实验和韩国的RENO实验。大亚湾实验最新得出结果之后，法、韩两国的实验只能望洋兴叹，与荣誉无份。故而有韩国媒体称：“到手的诺贝尔奖飞了！”
最坏的情况还不是被人捷足先登。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天下英雄那么多，idea雷同的事情自然在所难免，被人捷足先登只能怪自己的手不够快。还有一种情况是自己想到了一个新奇想法，急忙向导师汇报，结果导师瞟了几眼后告诉你：你的想法非常荒谬。因为它和某某大牛的某某理论冲突。当然，如果真的是自己错了，自然无话可说；最怕的是你的想法是对的，老师的判断或者大牛的理论出了错误。那时候只怕恨不得杀人和自杀！
好比倒霉的克罗尼格，他曾率先提出“电子自旋假设”，十分不幸的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个时代公认最聪明的物理学家泡利。泡利确实非常聪明，洞察力也非常惊人。但更著名的是他的尖酸刻薄，埃伦费斯特称他为“上帝的鞭子”。西方科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据说泡利去世后灵魂升天遇到了上帝，他想到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而在自己学术生涯中正好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己，便问上帝道：“帝哥，你知道精细结构常数α为什么等于1/137吗？”上帝听完后写了几页纸交给了泡利：“答案就是这样。”泡利接过去看了几眼，马上不屑地撇撇：“纯属胡扯！”
你看，上帝都逃不过泡利的打神鞭，何况是区区的克罗尼格？
泡利匆匆看完论文，便尖刻地批评：“如果按照你的理论。电子表面的速度将是光速的十倍，这明显与相对论不符，所以电子自旋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你就不要在这方面耗费精力了。年青人有想象力是好的，也难免犯错。但决不能干这种愚蠢的傻事！”
克罗尼格尴尬万分，只好掩面而逃。谁知泡利平生多智，唯独反对错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萨拉姆的宇称不守恒，前面已经提及；另一个便是克罗尼格的电子自旋。这两个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重要科学发现。
之后的科学证明，自旋和静质量、电荷等物理量一样，都是描述微观粒子固有属性的物理量，不仅电子存在自旋，中子、质子、光子等所有微观粒子都存在自旋，只不过取值不同。你说克罗尼格知道结果之后，他的心情会是如何？是不是将泡利活剐了的心都有了？
比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家多经历了一百年，这期间的知识大爆炸让孙元起丝毫不担心这个时代会有人和自己“英雄所见略同”，更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剿袭，因为很多后世写进教科书的著名理论和粗浅知识，现在都还没有人提出，比如大陆漂移说、三圈环流理论、维生素及其作用、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等。
至于发表，那就更不算难事。一来现在发表论文没有什么版面费之说，像日本、美国、法国等报刊杂志为了吸引读者，甚至开出高价请求孙元起赐稿；二来凭借着孙元起的赫赫名声，姑且不说嫡系的《经世大学学报》，便是《Science》、《Nature》、《JACS》等国际知名刊物，对来稿也是万分欢迎的。
但具体应该写些什么，却让孙元起大费踌躇。
在孙元起看来，写出来的东西首先应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能在国际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否则小打小闹写些不入流的文章，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平白坠了自己之前赚得的偌大名头。
其次，写的东西要没有多大危害性。像坦克、原子弹、凝固汽油弹、沙林、火箭、雷达等可用于战争的发明，几乎无一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发表出来确实能取得石破天惊的效果。可是这些大杀器如果被英法俄日等列强研究出来，谁能保证中国不会成为受害者之一？当然，如果一战爆发，双方鏖战正酣无暇东顾，中国又率先研制出来能够对付小日本的话，孙元起倒不介意卖些到欧洲。
第三，写的东西最好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好比1904年在英国提到的正电子和反物质，惹得世界各国无数科学家利用各种仪器“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结果大家在云室里不止一次看到正电子的轨迹，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孙元起所说的“反物质”。
尽管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大家本着对孙元起一直以来言无不中的迷信，很少有人质疑反物质理论的正确与否，反倒以为是自己的探测方法不对。——看看人家马丁教授！人家就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发明数件具有重要价值的实验仪器，才成功地完成了约翰逊设计的实验，证明光是一种粒子，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大学物理教科书。既然他都可以成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如果我们没有成功，那也是仪器或者方法的不对！
为了根据欺骗性，孙元起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使用“伪科学”。
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与伪科学从来都是只有一步之遥的，我们现在许多认为是真理的科学理论，当年就是以伪科学的面目出现的；而当年认为是真理的学问，现在很有可能被证明是伪科学。其实，验证伪科学的过程也就是科学发展的过程。
比如“以太”，这是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所设想的一种物质，认为它是五元素之一。17世纪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的笛卡尔将它首先引入科学，认为空间中充满以太，虽然它不能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却能传递力的作用。甚至牛顿也承认以太的存在。到了19世纪，物理学家又认为以太是电磁波的传播媒质。后来的实验和理论表明“以太”就是个伪科学，但在此过程，人们对于引力、电磁力、电磁波的认识却逐步得以纠正和提升。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中国尽管在前沿科学上取得的成绩寥寥，伪科学却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什么水变油技术、大自然疗法、超感视觉、辟谷绝食试验等等，不一而足，而且上当的人不少，除了平民百姓，其中不乏高官、大科学家。要是在二十世纪初借用其中的一两项绝技，是不是也可以唬倒全球一大片？
孙元起认真想了想，觉得使用“伪科学”这种禁忌招数实在危害太大，弄不好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太不划算，还是另寻他途吧！
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突然收到经世大学来电，电文称在十月初公布的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中，经世大学的卢瑟福教授因为“发现中子、核裂变和链式反应”而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赵景惠则因“发现青霉素、磺胺等一系列药物及其临床效用”而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
第三九一章又向空庭夜听泉
孙元起看到电文中的颁奖词有些哭笑不得：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是怕经世大学师生霸占随后二十年的诺贝尔奖吗，所以决定一次性全部打包处理完？
像卢瑟福的研究成果，除开他自己因“研究元素的蜕变和放射化学”而获得的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不说，至少还包含了查德威克“发现中子”（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费米“用中子辐射产生人工放射性元素”（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哈恩“发现重原子核的裂变”（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沃尔顿和科克劳夫特“加速粒子使原子核嬗变”（195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等四五个诺贝尔奖级的伟大发现。
赵景惠的业绩虽然没有卢瑟福那么夸张，但除去呼声颇高的黄花蒿素外，同样包含多马克“发现磺胺的抗菌作用”（193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钱恩、弗洛里、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瓦克斯曼“发现链霉素”（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等三四项诺贝尔奖级的成就，绝对远远超出侪辈，当得上是“医药界的孙元起”。
就凭卢瑟福、赵景惠两人的研究成果，每人至少可以获得两次以上的诺贝尔奖。谁知瑞典科学院（颁发物理奖和化学奖的机构）和卡罗琳医学院（颁发医学或生理学奖的结构）居然沆瀣一气，来个“挥泪大甩卖”、“跳楼价处理”，决定用一次获奖将两人之前所取得的业绩全部清零。这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啊！
在感慨之馀，孙元起突然想起1910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科塞尔，他的贡献是“通过对包括细胞核物质在内的蛋白质的研究。为了解细胞化学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