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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孙元起之前和孙中山说过的：“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在袁世凯掌握优势兵力的前提下，任何企图夺权的谋划都是徒劳。从南北和谈达成到二次革命爆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革命党曾尝试过各种手段想要执掌中央大权，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次次失败中，革命党也一点点重新燃起武装夺权的念头。
而在南方，当初为推翻满清政府出生入死的革命党人。现在生活依然困窘；曾经参加辛亥之役的革命士兵，很多被政府勒令解散卸甲归田。这些人心里早就愤懑不平，在经过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刻意煽动，革命再起的风潮越来愈紧，这需要一粒火星就可以变成燎原大火。
由此可见。二次革命的起因，说好听点的。是因为之前的革命不够彻底。如果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革命党人还没有捞够好处。
袁世凯对于二次革命的态度也颇堪玩味，一方面他想招抚革命党人，让国家保持和平稳定；一方面又想长痛不如短痛，不如现在用武力一举荡平南方，以免后患无穷。随着革命党人步步紧逼，“二次革命”的言论甚嚣尘上，他开始渐渐趋向于用武力解决。
武力解决似乎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尤其是对于拥有中国最强大兵力的袁世凯来说。然而个中滋味，只有袁世凯自己才能体会到。
首先，他的军事优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尽管他麾下的北洋精兵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和机动性，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总数只有八万人左右。他这八万人除了要拱卫京师，还得驻扎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等地，能抽出南下的部队并不多。南方军队虽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政治上也难以步调一致，而且训练不足，根本就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但在数量上却比北洋军多出几倍，“蚁多咬死象”的道理袁世凯还是懂的。如果南下的军队太多，不排除孙元起在鏖战正酣之际派兵直扑自己腹地的可能。
有人或许会说，既然兵力短绌，那就扩编军队嘛！袁世凯也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面临着第二个难题：财政困难。
扩编军队哪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人吃马喂、每月饷银、枪械弹药、军装被服，这些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养这些兵已经费用巨万，打起仗来更是个无底洞，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就大把大把往里面填真金白银吧！清朝末年以全国的财力供养政府军队、支付各国巨额赔款尚且会出现亏空，现在国家形势更加衰弊，支付外国赔款一分没少，军队数量又远超前清，再加上各省不断截留税款，中央政府的财政怎么会不困难？所以自民国元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以举债度日。
还有一点就是，打仗并非袁世凯、革命党、孙元起三方的事情，也关乎各国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战前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也得是默许。在袁世凯看来，自己能够得到英国公使的鼎力支持，孙中山旁边站着的是日本人，孙元起背后则有美国的身影。最浅显的道理，日本人在孙中山身上压了那儿多赌注，结果你袁世凯把他打得灰飞烟灭，日本人找谁要账去？
现在孙元起主动表示要和袁世凯站到同一战线上，如此不仅可以解决他担心的问题，甚至还要亲率大军南下平乱，这让袁世凯如何不心花怒放？
但孙元起话锋旋即一转：“当然，孙某觉得真正妄图称王称霸、祸乱国家的野心家毕竟少数，绝大多数民众还是渴望和平向往安定的，所以我们在策略上应该是拉拢一批、打击几个，积极对谋乱者进行分化，争取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至少，我们不能主动挑起战争。”
“你的意思是？”袁世凯有点不明白孙元起的意中所指。
孙元起说道：“孙某突然间想起前年年底的一则趣闻。据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推举您为临时大总统，但要求必须到南京宣誓就职，并派蔡鹤琴、宋遁初等人为专使北上迎接。众所周知，那时禁卫军围攻经世大学，经世大学迫不得已出动飞机以轰炸紫禁城加以反制，京城中人心惶惶一夕三变，正需要大总统坐镇京师弹压局面，须臾不可离开。
“宋遁初曲谅大总统的难处，迅速返回南京报告了情况，并提议取消南下的要求，准许大总统在北京宣示就职。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马君武呵斥道：‘尔为袁项城作说客耶？’话音刚落便挥拳相向，一拳打在宋遁初脸上，顿时鲜血横流。他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但正因为有了宋遁初的提议，大总统才得以留在北京。不知大总统现在还记得这件事么？”
袁世凯心中微动：“如此厚恩，袁某自然没齿难忘！昨天听广播中说，宋遁初已于日前返回北京，并公开宣布放弃组阁，转而支持新中国党执政。百熙作为新中国党党首，想来此次必定由您来组阁，袁某感念旧恩，想推荐宋遁初在内阁中出任某部总长之职，不知可否？”
孙元起答道：“遁初大才盘盘，便是内阁总理也做得，何况一部总长？如果他能在内阁中就职，孙某也与有荣焉，心中自然是千愿万愿的。无奈孙某之前询问过遁初的意见，他却牢固坚持自己纯粹政党内阁的主张，不愿食言自肥加入混合政党内阁。孙某也只有徒唤奈何！”
袁世凯皱紧眉头：“如此卓荦大才不能进入政府为国效力，真是可惜之至。百熙你很快就将是内阁总理，可不能让国家野有遗贤啊！”
孙元起逊谢之后说道：“孙某倒有一策，只是需要大总统成全。”
“哦？”
“孙某想代表新中国党全体议员，推举宋遁初担任参议院议长。”
袁世凯一惊：“如果老夫没有记错的话，担任参议院议长必须首先是参议院议员吧？宋遁初是参议院议员么？”
“这正是需要大总统成全之处。据我所知，外蒙、华侨等界别的选举仍在进行中，只要大总统同意，选举宋遁初为参议员应该不是难事。”
袁世凯脸上有些为难之色：“如此只怕有些不妥吧？”
当初他委任曹汝霖为外蒙议员的时候，怎么没有觉得有丝毫不妥？现在却这般作态，纯粹是拿捏！难道没了张屠夫，就要吃连毛猪？孙元起有些不忿，直接说道：“既然大总统觉得不妥，那宋遁初的参议员身份就交由我中央学会来解决吧！根据《中央学会法》，在下这个会长可以直接提名他为学会会员，正好中央学会也在选举中，那就让他参加选举再当选便是。”
袁世凯连忙说道：“宋遁初如果由中央学会选出，手续未免有些繁琐，这事儿还是交给老夫来办吧！”
孙元起这才脸色稍霁。
两人又聊了片刻，孙元起正准备起身告辞，袁世凯突然说道：“百熙，现在只有你我二人，老夫想和你说几句心底话。出我之口，入你之耳，无论你愿不愿听，离开这间屋子就当老夫没说过。”顿了一顿，又接着说道：“其实，老夫对于由百熙你组阁的态度是五分赞成、五分反对，你能大致猜到是为什么吧？”
第四一五章经济实藉英雄姿
孙元起一愣：“还请大总统赐教！”
袁世凯道：“百熙你学识渊博、胸藏锦绣，从政谦冲退让、廉洁奉公，这些都是世所共知的。而且你不计名利，出资兴办大量学堂，造福万千学子；以一隅之地，先后出兵平定西藏、外蒙，使得国家金瓯无缺。在这些方面，老夫也是敬佩万分。但是这些年来，国家形势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
不待孙元起回答，袁世凯便自问自答道：“你我都曾在前朝任职，如今又在民国政府里共事，见识应该略胜南方那些革命党。在老夫看来，国家形势是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尤其在世道人心上！如今学生不读经典，不识孔孟，不知仁义礼智；女子不遵三从四德，背弃纲常，鼓吹男女平权；官员不知廉耻，但知中饱私囊，操守荡然无存；各省不听中央号令，截留上缴税款，滥征苛捐杂税，大肆扩充军队，致使民生凋敝。长此以往，只怕民国会像嬴秦、新莽一样旋起旋灭，那时孙逸仙和老夫固然是罪无可绾，百熙你也难辞其咎吧？”
孙元起暗自撇了撇嘴：民国如此局面，多半是你和革命党造的孽，和我有半毛钱关系？若是真的怪我，另一时空中倒是没人搅局，民国政府照样只统治全国三十余年，如同嬴秦、新莽一般旋起旋灭，那又怪谁？难道太祖也是穿越众搅局不成？
“孙某自承好为人师，在施教过程中未能完全尽到督导之责。使得学生中或有作奸犯科者，确实罪孽深重。但目前形势如此却并非孙某一人的罪愆。孙某也承当不起那么大的罪名。”孙元起辩解道，“而且在孙某看来，形势并没有所说的那么悲观，只怕大总统有些言过其实。诚然现在局势有些混乱，但在改朝换代之际，稍有混乱也属正常现象。因为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些人觉得迷惘、觉得苦痛、觉得失落，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何况推翻皇权实现共和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请大总统稍安勿躁静观其变。”
袁世凯叹息一声：“老夫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把袁某视为封建守旧冥顽不化的典型，加以极力批判。其实老夫何曾反对过改革？早在前清之时，袁某便积极参与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业等方面的改造和革新，而且颇有成就，也曾被守旧士绅称为‘激进派’。如何现在就成了保守派了呢？是袁某态度发生转变，还是世风变化太快？这很值得深究。
“国家现在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泰西诸国，甚至不如东瀛的弹丸小国，改革确实非常必要。但在老夫看来，眼下弊端不是国家改革程度不够，而是搞得过多过快，很多地方全盘剿袭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丝毫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以至于方凿圆枘格格不入，这才造成今天这般混乱。就比如国会选举，当前民众识字率不过百分之一，智识低下。不识大体，绝大多数人都在为生计奔波。谁有闲心去关注议员选举之事？纵使他们去投票，也只能听从片面之词，选出一批乡愿民贼来！
“所以，我们目前的要务是保持冷静，暂停学习效仿东西洋的各种事务，不要高谈阔论东西洋的各种制度，维持国家稳定局面。然后我们低下头来根据国家实际，适当借鉴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一步步解决民生疾苦。如此岂不是更好？”
咦！这不就是民初版的“白猫黑猫论”么？
“大总统所言极是！”孙元起觉得如果袁世凯不开历史倒车，老老实实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
袁世凯又道：“就目前来看有两个问题最为紧要，希望百熙在继任总理之后优先加以考虑，一是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各省的关系。当前东西洋各国列强对我中华虎视眈眈垂涎欲滴，可谓群雄环伺，危险丛生。百熙曾先后派兵平定西藏、外蒙的叛乱，想来对此更有感触。民国要想在此充满掠夺和鲸吞的世界中保护领土完整，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避免各省间的内耗，全力对外。可现实情况呢？
“早在前清光绪末年，随着中央政府的威权日衰，以两江、两广为代表的南方各省渐渐与中央离心离德。尽管西太后等人曾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各省的控制，但收效甚微。尤其在西太后驾崩、立宪运动兴起后，反对中央集权的呼声越来越大。其实辛亥年的南方各省先后宣布起义独立，未尝不可理解为是针对中央集权制的反叛。
“辛亥之役后，南方各省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还取得了政治、财政、立法方面的自治权，完全就是国中之国。《临时约法》明确赋予了大总统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可是袁某想要任命各省官员的话，必须首先看各省都督的脸色。只要他们不同意，总统府的公文就是废纸一张。如果言辞稍稍严厉，马上就被当作成对省内部事务的干涉，换来该省议员在参议院中的大肆指责。说来可笑，当初南京临时政府信誓旦旦要求袁某遵守《临时约法》，现在竟然换成袁某千方百计要求各省遵守《临时约法》！
“遥想戊戌年变法失败后，德宗皇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但各种朝报奏章还是能看到的，任命各府道州县都必须引见陛辞，经他过目。而现在袁某想要各省当局在任命县知事时先呈报北京批准，居然被他们断然否决，还被他们斥责为专横。也就是说，袁某现在连各县知事姓名都不知道。老夫这个堂堂正正的大总统，论权力甚至不如一个被囚禁的皇帝。难道这就是实行民主共和后的国家法制？”
说到此处袁世凯不禁哈哈大笑，笑声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懑。眼中则透露出丝丝狠戾之色。
在民国元年，中国面临着诡异的局面，即一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