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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晌之后，孙元起才得知赵景惠因为家中有事已经离开研究所，只好又转回半山居家中。不过他在半山居再次扑了个空。才想到赵景惠可能是回了娘家。等辗转来到老赵家的四合院，还没进门，就听见老赵气急败坏地怒吼道：“滚！以后也别进这个家门！老子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认识老赵这么多年，孙元起还第一次发觉他居然有那么高的嗓门。
随后屋内传来老赵家的啜泣声、赵景惠的劝说声、老赵粗重的喘气声，此外再也没有其他人说话。孙元起有些诧异：老赵就两个半儿子，老大赵景行如今在山西当都督。老二赵景范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都不在家；而自己这个女婿等同半个儿子，这些天一直在京中，似乎也没有得罪他的地方。怎么他说“就当没你这个儿子”？难道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子嗣不成？
孙元起定了定心神，刻意加重脚步走进了院子，沉声说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老赵闻声快步抢出门外，声音也迅速降了八度：“老爷。您、您怎么来了？”
赵景惠也扶着老赵家的迎了出来，最后走出来一个青年，赫然是出国数年未见的赵景范。孙元起惊疑不定地问道：“行先，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之前都没说一声？”
赵景范期期艾艾还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老赵抬腿就是一脚，将赵景范踹了个趔趄：“还不给老爷跪倒磕头！狗东西，喝了点洋墨水就不认父母先人，怎么现在连老爷都不认了？当年老爷就不该救你、不该教你读书，让你饿死喂狗才是活该！”
孙元起瞬间就明白了事情的大致缘由：“景惠，你先陪着二老说说话。行先。你跟我出去走走吧！”
出门之后，孙元起在前边缓步而行，不管赵景范是否在听，自顾自说道：“行先，你出国一去就是四五年。在此期间国家已经天地翻覆，煊赫一时的大清皇室、革命党人都渐次被雨打风吹去。咱们经世大学周边虽然没有物是人非，但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种回乡身似客的感觉？”
赵景范低声答道：“在塘沽下了轮船之后，一路走来见到的民众都割了辫子，还有不少人穿着欧美式样的西服、风衣，国民风貌确实为之一新。尤其是从德胜门过来，更是繁华热闹许多，水泥路面、路灯、汽车、洋楼，仿佛就是美国东部富庶地区的中小城市！”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恐怕辛亥革命对于民间的影响，也就是剪掉辫子吧？经世大学有个守旧派教员，对于西洋语言文化颇有研究，被学校礼聘为副教授。他初次给学生上课时，学生们看见他梳着小辫子走进课堂无不哄堂大笑，他却淡然处之，平静地说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是啊，现在咱们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可什么时候才能剪掉心中的辫子呢？”
这位副教授不剪辫子很可能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据说在他十岁去英国之前，他父亲曾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一不可信耶稣教，二不可剪小辫子。”——不过这则趣闻是不能跟赵景范说的，因为他恰好两条都触犯了，说出来明显有点当着和尚骂秃驴的味道。
赵景范恭敬地答道：“只要教化得法，自然可以破除世间一切愚昧。”
孙元起没有接着话头说下去，而是问道：“这几年你在MIT学习化学非常刻苦，但也取得傲人的成绩，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硕士学位，而且在血红素、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研究方面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多篇论文发表在《Science》、《Nature》、《JACS》上，被誉为化学界的希望之星。我如今虽已淡出科学研究领域，但和欧美许多大学、科学家都还有联系。他们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了你的研究业绩，希望我能多向他们推荐一些像你这样的优秀人才，让我这个当初的推荐人都与有荣焉。”
赵景范连忙道：“先生谬赞了！学生不过是在血红素、叶绿素等化学成分研究上取得些许成绩，如何能与先生相比？先生可是在物理、化学、天文、生物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孙元起摆了摆手：“行先，之前你我是师生，现在咱们是郎舅，不要如此客气，也不必如此吹捧奉承，免得别人听见贻笑大方。话说你也难得回来一次，你我又多年未见，难道你不和我说说你在美国的研究经历？虽然我现在已经沦落为庸俗无聊的政客，但在科研方面还是很有几分眼光的，没准就有些许曝背食芹之献。”
赵景范简要地介绍道：“学生承蒙先生推荐，到美国后顺利进入MIT化学专业学习。因为先生之前不断的启蒙指点，再加上经世大学的教学水平并不逊色于MIT，所以学生的学习并不吃力，很快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对血红素、叶绿素、类胡萝卜素等化学成分研究相对感兴趣，随后又在化学实验室继续学习将近两年时间，顺便旁听了生物系的课程，终于在数月前完成了题为《关于血红素及血红素和叶绿素之间的关系》的博士论文，并很快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孙元起道：“之前我听说MIT有意聘请你为副教授留校任教，并进行相关的后续研究，为何你突然匆匆赶回来？而且在回来之前，都没有和我们说一声的！”
赵景范讷讷地说道：“虽然留在美国进行研究，可以满足学生的名誉心和求知欲，将来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博取国际声誉，但却无法安慰我自己的良心，因为我总记得远在中国辛勤劬劳的父母，还有二十年前和我们一起逃难而挣扎悲号、死于饥寒的同乡父老，所以我要回来！”
孙元起道：“那你回来打算做些什么呢？在经世大学任教如何？不仅可以就近照顾父母，也可以继续自己未竟的研究。”
赵景范摇摇头，欲言又止。
孙元起停下脚步，指着路边一座大院子介绍道：“这里是去年年初刚刚成立的中华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中央学会等机构也在这里合署办公。虽然科学院成立未久，但经过国内外学子这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与北平铁厂、汉阳铁厂、攀枝花铁厂联合组建的金属研究所，在金属材料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程化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极大缓解了我国工业发展对于各种金属材料的需求。再比如与山西省共同建设的煤炭科学研究所，目前对煤炭资源勘探、开采、加工乃至火力发电等方面初步形成相对完善的研究团队，假以时日必然做出一番业绩。
“现在中华科学院还有一大批研究所正在筹建，比如与海军联合成立海洋研究所，对我国海洋地质地貌、海洋气候环境与观测技术、海洋生态与生物资源等进行研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化学研究所下面搭建一个自己的研究室，也可以自己动手另立一个生物化学研究所，争取在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国民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四三章道心淡泊对流水
赵景范还是摇了摇头。
孙元起有些纳闷：“那行先准备去哪里？”
赵景范终于鼓起勇气：“先生，学生在回国途中曾认真思考过以后的人生将往何处努力，究竟是把自己的才智使用到科学研究之中，还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主？就在我因为抉择而踌躇彷徨、痛苦思虑之际，偶尔在《圣经》中看到一则启示，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圣经？腓立比书》）我顿时若有所悟。
“我当时就想，纵使我做出再大的研究成果，也不过是证明了主的意志与存在；而在凡事都能的主看来，一介凡人的才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唯有虔诚和光大耶和华的荣耀才能摆在神的祭坛上，此外再无其他苛求，所以我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荣名厚利全都抛掷得干干净净。随即我把这些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荣誉证章等全都扔到了海里，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以此取悦年老的双亲和报答先生的厚恩！”
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一纸MIT的博士文凭呈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兴味索然地看完文凭，然后递还给他：“给你父母也看看吧！他们虽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或许他们更希望你能回心转意，逢年过节能在祖宗牌位前烧柱香、磕个头，但是信仰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这纸文凭也许能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然后转过身，倒剪双手在前面踽踽而行，背影中居然有几分萧索落寞之意。
并不是孙元起不想说服赵景范脱离宗教，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根本无法与宗教媲美，自己说服赵景范只能是一时一刻。但宗教对于赵景范的诱惑却是时时刻刻！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敲开中国的国门，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教案层出不穷。据统计，从1856年到1899年这43年间。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起，直把清廷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实还是因为教案，结果大清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教会和传教士不仅是在政治层面，对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也远超今日所能想象。以至于很多知名人士都是出生基督教家庭或者成为信徒，比如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女士就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笃信基督教；被称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奠基人的杨遵仪虽然后来以75岁高龄入党，但也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再比如著名学者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等都是幼年受洗，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垣、“落花生”许地山等都是虔诚信徒，而像著名历史学家方豪。本身就是天主教的司铎！
在这种氛围下，想要劝说一个笃信基督教的青年放弃信仰，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吃力不讨好。所谓“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破坏别人的道心被很多宗教视为是最重的罪业。
半晌孙元起才接着说道：“既然有志于传教弘道，我也不多阻拦你。只是你如此年青。又有如此才华，现在就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未免可惜。而且你这出国一走就是四五年，回来便宣言矢志传道，惹得二老雷霆大怒，恐怕亦非为子之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摩西十诫中应该也有‘孝敬父母’这一条吧？”
“是第四条。”赵景范低沉而清晰地答道。
摩西十诫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生活和信仰的基本准则，但在不同教派中对摩西十诫的理解和排序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孝敬父母”，在犹太教、新教、圣公宗、东正教中都排第五条，但在天主教、路德宗却排第四条。
孙元起自然不知道这里面的玄奥。继续说道：“《论语》中有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这一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就是二三十岁这个时候，年青人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勇猛精进，在知识上有所创造，方为不负韶华。——如果条件允许。我倒很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性科学技术奖项，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而不是像某些奖项一样，把评选变成是科学家寿命大赛或老年科学家临终关怀。
“你现在虽然确定以传播福音为职志，但并不等于必须要放弃科学研究，相反，很多神父本身就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有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宗教的信仰者与传播者。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本身就是一名教士；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本身也是天主教神职人员；而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故事，更是载在科学史册。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这两者很多时候是并不矛盾对立的。
“虽然神职人员也可以依靠教会资助或者教友捐献而生活，但我想行先你这么年纪，又学有所长，必然不屑于依靠这些经济来源。在我看来，你大可以一边在经世大学或者中华科学院任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顺便照料双亲；一边利用假期或工作的余暇，进行传播福音工作。随着你工作业绩的日渐显露，你对教会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等你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阶段或者双亲百年之后，再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也不迟！”
孙元起提到建立一个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奖项，是受后世菲尔兹奖的启发。不过菲尔兹奖要到1936年才首次颁发，而且只颁发给数学家，在孙元起看来有些遗憾，所以他想设立一个类似于诺贝尔奖、沃尔夫奖、邵逸夫奖、京都奖等既有丰厚奖金又有国际性影响的青年科学大奖。
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孙元起终其一生也没能设立这个奖项。直到他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