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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的表情却非常平淡：“欧洲两大军事联盟自三四年前便开始大肆囤积军火，秣马厉兵；报纸上硝烟味也越来越浓，各自对对方口诛笔伐，它们不是准备打战，难道是准备过家家？而且近来致用医药公司的销售数据也表明。欧洲各大列强纷纷采购大量的黄花蒿素、青霉素、磺胺、土霉素等特效药。要知道这些药物因为技术所限，有效期都非常短，生产出厂不到一年就会变成废品。这岂不是昭示着近期便会发生剧烈变动？
“至于日本对于中国领土的觊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区别只在于它们有没有能力动手、敢不敢动手而已。之前它们还顾忌俄、英、美等国的施压，不敢太过放肆，一旦这些列强把注意力转移到欧洲。日本必然趁机跳出来扩大地盘。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咱们不事先做好万全准备，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
蒋百里补充道：“日本之所以对中国领土觊觎不已，关键是想以战争红利维持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提升军备实力，然后以军备实力再次掠夺战争红利，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可以这么说，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能有今天这般富强，十之七八依赖于侵略所得战争红利。但随着日本国内工业实力的日渐增强，它对于战争红利需求也越来越高，胃口也越来越大。
“前清同治十三年（1874）入侵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琉球为日本保护国，并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仅此些许赔偿，便让日本人惊喜若狂，足以让他们享用十多二十年。等到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所欠欧美列强的外债达到惊人数目，在凭自身能力很难偿还的情况，它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除了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外，赔偿金额也猛增到2亿两白银！
“之后日本的侵略行为更是愈演愈烈，庚子国变期间它参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中国烧杀淫掠，之后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海关银三千余万两；甲辰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再度占领旅顺、奉天等地，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南部的特权；趁着清末国势颓败、忙于内政，它们又在宣统二年（1910）与傀儡的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日本索要的标的越来越高，中间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从吞并朝鲜距今也有三年时间了，是时候再次张开血盆大口了。一旦欧洲有事，它们绝不会放过这等天赐良机！”
梁启超愤懑地斥责道：“日本不过东瀛弹丸小国，它们如此鲸吞不已，就不怕变成蝜蝂之虫么？”
第四四八章倭儿休想肆鲸吞
蝜蝂得名于柳宗元所撰写的《蝜蝂传》。根据柳宗元的描述，蝜蝂这种小昆虫最喜欢背东西，在爬行时遇到东西就放到自己背上，自己被压得爬不动也不放弃，直到被活活压死为止。
蒋百里摇头道：“日本会不会变成蝜蝂之虫，学生难以断言。不过日本如果不迷途知返改弦更张的话，它必将成为中国的头号劲敌！”
孙元起也道：“我与百里的判断大致相同。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它日日蚕食我国领土，不断汲取战争红利，提升军备实力，将来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不如现在集中全国力量，彻底打断它脊梁骨，让它不敢再觊觎染指！”
梁启超道：“毕其功于一役？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我国积贫积弱，军队战力参差不齐，尤其海军更是虚弱不堪，加上各省又各自为政号令不一，真要与日本全面开战，恐怕是胜少败多。”
孙元起道：“任公说‘胜少败多’，此言甚是。自从道光鸦片战争以来，见识过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全国上下便畏洋如虎。甲午中日大战，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昔日不放在眼里的弹丸小国也一跃成为咱们畏惧的对象。而且在此之后，日本国势蒸蒸日上，而我国则日渐颓败，如果现在开战确实是‘胜少败多’！
“难道因为胜少败多，咱们就能忍受日本的盘剥欺凌？诚然我军兵员、训练乃至装备都不及日军，但若是连与日军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会有取胜的机会？假如日军来犯，咱们畏惧战败而不敢开战。岂非只有引颈待戮？虽然眼下战胜的几率不大，但并不等于没有，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把握住那一线胜机。这也是劳烦百里引领全军进行研究和准备的意义所在！”
蒋百里突然问道：“若依百熙总理之见，如果近期中日开战的话，咱们国家胜算几何？”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在我看来。中日之战的胜负关键其实不在于战场鏖斗本身，而是取决于袁大总统的态度。如果他能与孙某携手同心一致对外，胜算应该在七成以上；若是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坐观成败的话，胜算只有四成；要是他极力反对处处阻挠的话，那么胜算只有不到一成！”
旋即孙元起话锋一转：“当然。无论袁大总统是否赞成，只要日本胆敢侵犯我国，孙某还位居总理之职，我必领兵与之一战。战胜战败姑且不论，至少要让日本人知道咱们中国人还是有骨气的，以后断不敢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言论！”
蒋百里也慷慨答道：“既然百熙总理有如此豪情。方震又岂能袖手旁观？如果百熙总理不弃，方震愿领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之职，协助搭建军事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对日作战问题，为内阁、海军以及西部各省陆军拾遗补缺。”
梁启超此时说道：“百熙，只怕袁项城他不同意的话，对日宣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虽然根据去年颁布的《国务院官制》。宣战、媾和事项需要通过国务会议，但国家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权力向来归大总统所有，由大总统提交国会审议，国务总理不过是副署而已。若是袁项城不同意，难道百熙你要反客为主？”
蒋百里却道：“袁项城虽然身居总统之位，独柄军事大权，但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上的影响力来说，百熙总理都与袁项城难分轩轾；而且百熙总理在参众两院的影响力非同一般，足以掣肘袁项城。若是日本进犯我国，袁项城真不同意宣战的话。那时候全国上下民意汹汹，袁项城未必能独善其身！”
梁启超低声说道：“百熙、百里，你们听说过‘公民党’的名讳么？”
孙元起、蒋百里一齐摇头。
梁启超道：“今天早些时候，大总统府秘书长梁燕孙（梁士诒）曾轻车过访，邀请在下加入他新组建的公民党。按照他的描述。在经历此次南伐之役后，国民党激进派已经凋零殆尽，留在国会的国民党稳健派一则畏惧于袁项城的毒辣手段，二则见新中国党处于优势地位，已经开始组阁，便有心捐弃前嫌，与新中国党相互提携。袁项城见国民党稳健派与新中国党有合流迹象，担心局势不利于己，就命梁燕孙出面组织新政党，准备在国会中一决高下。
“受命之后，梁燕孙便纠合潜社、集益社等小政党组成公民党，主要成员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等人。他们的意图很简单，在短期内就是收买足够的两院议员，尽快选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长远目标就是占领国会多数席位，变国会为袁项城之鹰犬。因为梁燕孙与在下既是同乡（都是广东人），又是同学（都在佛山书院就读），还是同年（都是光绪十五年广东乡试举人），所以这次才屈驾相召。”
孙元起笑道：“外间可一直传闻这位梁燕孙是任公你的弟弟！”
梁启超摆摆手道：“我和梁燕孙虽是同乡同姓，不过却并非出自同一宗族。即便上溯五百年算是同谱兄弟，燕孙生于同治己巳（1869），我生于同治癸酉（1873），也应该他是兄、我是弟。所谓兄弟之说，不过是当年恶意中伤者捏造之言，谣言流布之后竟然人人笃信，乃至积毁销骨，真令人不禁有众口铄金之叹！”
蒋百里解释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首开经济特科，传闻梁燕孙首场被点为一等第一，很快就有佞人对西太后谮言，称梁燕孙为任公之弟。虽然辟谣很容易，但西太后对梁燕孙的印象已经大坏，而且他与任公同姓（同姓‘梁’）、与长素先生同名（康有为本名康祖诒，与梁士诒最后一个字相同），是‘梁头康尾’，又都是广东人，难逃乱党嫌疑，心中大为光火，便取消了梁燕孙的名次。所以任公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叹。”
孙元起道：“在下虽与燕孙秘书长并无太多交往，但这两年他在大总统府、孙某在国务院，免不了时常要打交道。这位秘书长智计过人，深得大总统信任，尤其是在交通系统更是影响深远，素有‘梁财神’之美誉。由他来支持成立新政党，倒是人尽其才！”
梁启超道：“据燕孙兄的意思，他们公民党要在参众两院特设‘国会议员会’，专门拉拢议员入会，为推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奔走呼号。但凡加入该党的议员，每个月发给200元的津贴以资奖励。百熙莫要小觑！”
孙元起点头道：“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燕孙秘书长能开出如此价码，国会议员必定趋之若鹜，公民党将不日成为国会中的生力军，孙某又岂敢轻视！只是不知任公对此事怎么看？”
梁启超有些不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梁某然不能事事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却也有几分傲骨，岂能为每月数百元出卖自己的人格？所以在下断然拒绝了梁燕孙的邀请！而且当下最紧要的任务不是选出大总统，而是首先制定宪法。倘若宪法未定，而先选出总统，本末倒置，岂非为舆论所不容，且为外国所耻笑？”
民国正式国会自1913年4月召开，为何一直拖延到10月迟迟没有选出大总统，其根源就在于“总统选举”与“宪法制定”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国民党看来，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所以强烈要求制定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取代已经稍显过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借以约束日渐膨胀的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以便把中国政局纳入民主政治的正轨，故而他们把制定宪法看得比选举大总统更为重要。在他们观念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性质、地位、权限都根基于宪法，先制宪后选举总统是无可逾越的！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议员，他们竭力主张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他们所持的理由同样冠冕堂皇：宪法制定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而总统选举却可以一日而定。国家一日没有选举出正式总统，则全国秩序一日难以维持、外国列强一日不予承认，难免遭受瓜分之祸！再者说，既然明知将来要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何不先选出总统以遂其愿呢？
作为国会中数一数二大党的新中国党在“总统选举”、“宪法制定”孰先孰后问题上却态度暧昧，既赞成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同时也赞成尽快制定适合当下国情的宪法，这进一步导致国会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处于僵持状态。
但现在国民党已经破败，公民党眼看着就要异军突起，新中国党必须尽快旗帜鲜明地拿出态度才能掌控局面，无论是国会的多数席位，还是攻略福建的先手。
第四四九章横拖长袖招人别
当然，表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知道袁世凯最看重的就是大总统之位，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而现在要求先制订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再选举总统，相当于同时触犯他的两大忌讳，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捋虎须、批龙鳞。
当初新中国党之所以能迅速壮大，关键一点就在于他在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取折中态度，不激不厉，志气和平。现今要是如此公开表态，等于是当面锣对面鼓地与袁世凯叫板！
孙元起转念一想，又觉得“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己要做总理，以后与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之间的正面冲突必然不少，反正将来也要开罪与他，现在表表态又有何妨？
虽然在针对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南伐之役中，孙元起和袁世凯心照不宣，一个取江苏、安徽、江西，一个取湖南、广东，最后两家都皆大欢喜，看上去是合作愉快亲密无间。其实双方在私底下的交锋也是刀光剑影，比如袁世凯收买龙济光的济军东下广州、孙元起委派蒋志清的海军攻略苏北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