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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于湖北地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他挥军攻下舒城、六安、无为、庐州，于夹山一役击败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军，大兴水师，做渡江准备，引起江南地主官僚的一片恐慌。崇祯帝下令逮捕凤阳总督高斗先和安庆巡抚郑二阳，起用马士英任凤阳总督，指挥黄得功、刘良佐在潜山打败张献忠，才解除江南的警报。次年，张献忠趁李自成大败左良玉之势，先攻破汉阳，而后挥师渡长江，占领长江中游重镇武昌，活捉楚王朱华奎，尽取楚王宫中金银，“辇载数百车不尽”《流寇志》，卷7，112页。，并把这个唯知搜刮民脂民膏的藩王装进笼子沉入长江。张献忠在武汉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铸西王之宝，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发仓粮济民，以武昌为天授府，直接控制了武昌周围的21个州县。
张献忠占据武昌，不料招致李自成的嫉恨，他派人以贺喜的名义到武昌，对张献忠说：“老回回（马守应）已降，曹（罗汝才）、革（贺一龙）、左（贺锦）皆被杀，行将及汝矣。”且公然张榜宣传，“有能擒献忠以献者，赏千金”《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卷77，336页。张献忠自知不敌李自成，只好放弃武昌，率军进入湖南以避其锋。义军渡过洞庭湖，攻克长沙，转向东部连破江西吉安、袁州、建昌、抚州、永新、安福、万载、南平等府州县。这时李自成打败陕西孙传庭部官军进入西安，灭亡明王朝指日可待。张献忠的部下提出夺取江南建立国家的设想，但他经过反复权衡，认为武昌地区的明总兵左良玉部仍很强大，决定避实就虚，向明朝统治较为薄弱的四川进军，凭借天府之国的雄厚人力物力称雄天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张献忠率军攻下四川夔州，至万县为江水上涨所阻，乘便休息，屯兵三月，而昏庸的明官不为备，使张献忠顺利攻下涪州，兵临重庆。重庆下游的铜锣峡为军队必经之地，四川巡抚陈士奇设重兵把守。张献忠从涪州发兵，命大部队乘船溯江而上，摆出攻打铜锣峡的态势，而他自己率一支部队走山路，疾驰50里破江津县，缴获船只，顺流而下攻占浮图关，据有铜锣峡上游险要，而使驻在铜锣峡的官军处于上下夹击的境地，不击自溃，轻而易举地拿下山城重庆，将巡抚陈士奇等处死。
八月初五，张献忠分兵两路，骑兵从资阳出发，水军从洪雅、新津出发，包围了成都。在成都的蜀王朱至澍企图弃城逃跑，巡按刘之勃劝他出钱招募壮士守城，被拒绝。及至义军围城，朱至澍死到临头，方肯拿出钱来，但大势已去，没有人愿意替他卖命了。八月初九，义军以火攻入成都，蜀王无路可逃，只好同王妃双双投井自杀了。《荒书》，155页。
十一月初六，张献忠于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荒书》记载11月15日张献忠“僭位”，与此异，此依《明史？张献忠传》。，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中央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地方设有巡抚、道、知府、知县等官。张献忠以养子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王尚礼为中军府都督，白文选为前军府都督，王自奇为后军府都督。张献忠和这些将领组成大西政权的核心集团。
风云人物苦斗四川的张献忠（3）
大西政权建立时，清军已经入关，李自成退入陕西，江南明朝官员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在这四种政治力量中，弘光政权推行“款清灭寇”政策，试图和清朝一起剿杀农民军。客观形势要求李自成和张献忠不计前嫌，重归于好，共同抵抗他们的对手。李自成趁大西军攻占重庆、成都之机，派部将马科占领川北重镇保宁。这本来对张献忠的胜利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而张献忠竟出动大批军队赶走大顺军，夺取保宁，从而失去了携手抗清的最后机会。
清顺治二年（1645年）春，大西政权处境开始恶化。在南京弘光政权的策动下，四川的明朝官员到处发动叛乱。特别是弘光政权以大学士王应熊督师川、湖，他进入遵义后，形势愈发严峻。王应熊网罗在四川的原明旧将溃兵，起甘良臣为总统，侯天锡、屠龙为副，会集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三万人，重占叙州。副将曾英打败义军刘廷举，刘廷举放弃重庆，求救张献忠，张献忠命刘文秀水陆并进，又被明将李占春、于大海夹击所败。明天全六番招讨使杨之明、宗室朱奉、举人郑延爵，黎州宣慰司马京、马亭兄弟，土千户李华宇、指挥丁应选、守备杨起奉等起兵攻占黎州、雅州，“时四方兵大起，揭竿纠集，取贼所置守牧令判，或刺于庭，或投之水火，一时殆尽”《小腆纪年附考》上册，350页。
张献忠为了平定四川各地的叛乱，错误地采取滥杀政策，殃及无辜，因而失掉了人心。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屠杀的情况，史书记载甚多，如《明史？张献忠传》称：
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官，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上述记载比比皆是，仅就“杀男女六万万”而言，被诸书转抄，其夸大不实之词，于此可知。当时全中国的人口也没有六亿，一个四川何来这么多人被杀！考诸史实，张献忠杀戮过分也是事出有因的，当时在四川，“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耳”《明季南略》，卷10，“张献忠乱蜀本末”。大西政权任命的官员遭到如此惨杀，张献忠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张献忠到最后失去了理智，不分青红皂白，因在朝天关缴获成都生员颜天汉等人暗中联络李自成的书信，“以为阖境俱反，诡称开科，诱杀二万二千三百余人”《爝火录》上册，357页。从而激起地主阶级更加激烈的对抗，以致失去在四川立足之地，这就是咎由自取了。
张献忠在四川滥杀人的事，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意大利人卫匡国1644年在中国杭州传教，他所著《鞑靼战纪》一书，其中专门讲了张献忠在四川屠戮人民的事，说张献忠把四川变成了“屠杀场”。凡冒犯他的就杀，有时为一个人的过失而杀全家，或把获罪者住的街上人全部杀死，他还大杀自己的官员，以致都城里他的600多个官员，三年之后，只剩不到20人了。但不说张献忠“嗜杀”，而说他为了“报复”《鞑靼战纪》，收载《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政府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吞齐喀、满达海，镇国公喀尔楚浑、岳乐、努赛等，“统官兵征四川”。豪格率八旗劲旅进入陕西，相继击溃各地反清武装，稳定了陕西形势。然后休整军队，做入川准备。正在这时，原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前来投降清军，豪格问张献忠现在何处，刘进忠答以顺庆之金山铺，即西充、盐亭交境处，“去此千四百里，疾驰五昼夜可及”《清世祖实录》，卷23，9页；《爝火录》下册，704页。豪格亲率大军，昼夜兼程进入四川。张献忠对清军入川毫无准备，十一月十七日，清军先锋已经到达四川大西军扎营处，士兵接连三次报告清军来攻的消息，张献忠却不在乎地说：“八大王威震天下，名播四海，谁人敢来，吾自当之！”《纪事略》，60页。连披戴盔甲都不顾，执弓上马出营观察，那天正巧大雾，清军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立即发起进攻，张献忠中箭身亡，几十万大西军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纷纷被杀。《明史？张献忠传》记载：“我兵（清兵）擒献忠出，斩之。”《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谓：“献忠以病死于蜀中。”两相比较，被杀可能性大，故依之。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率残部撤至云贵，后来采取联明抗清方针，实现了与永历政权的合作。
弘光失德挽狂澜于既倒（1）
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明朝本已至此灭亡。但是在此之后，清兵入关，赶走了李自成，占领北京，并没有立即统一全国。那时南中国仍然是明朝的天下，因为明朝当初就从南方兴起，洪武、建文及永乐前期，明朝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南京，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改北京为京师，故都仍称南京，并保留了一套仅次于北京的统治机构。此时北京失守，清朝忙于扫除李自成的农民军，恰好利用这个空隙，一些既极端仇视李自成，又反对清朝入主中原的大批原明文官武将及逃避战乱的人民纷纷云集江南，他们中的一些有势力的人物，经过反复酝酿和明争暗斗，首先在南京把福王朱由崧扶上了帝位。当年继续称崇祯十七年，改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位弘光帝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天子，《石匮书后集》的作者张岱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弘光痴如刘禅，淫过炀帝，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故主之思，涂抹殆尽。张岱：《石匮书后集》，卷5，中华书局。
不可否认，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那时北方战乱严重，“江左粗安，文武备位”《爝火录》上册，341页。军队也有数十万，直接可以调动的就有十余万。特别是其矛盾未暴露时，也是人心所向。甲申年（1644年）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所部大顺军仓皇西撤。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由于李自成及大顺政权在北京城的所作所为大失民望，而清军多次入关肆意抢劫的暴行犹在眼前，在中国最高统治权两度更迭的历史关头，无论是原明朝的文武官员，还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把中国的希望，转到了江南。
在我国历史上，一旦出现少数民族起兵灭亡中原汉族政权的情况发生后，北方官僚地主阶级往往渡过长江，与江南地主阶级联合起来重建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五胡十六国时的东晋，南北朝时的宋、齐、梁、陈，金元时的南宋，都相继在南方建立过政权。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挥兵北伐，完成了统一大业。明成祖朱棣虽然迁都北京，南京的宗人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等机构设置一应俱全，俨然一个事实上的政权，唯独缺少一个皇帝。这些条件表明，明朝首都北京失陷和崇祯帝自杀之后，南京就成为重建明政权的最佳地方。
早在李自成撤离北京之前，就有一些明朝官员把南京看做复辟的希望所在，想办法逃往南京。原明工部员外郎赵士锦，是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官员，但他辞官不就，甘愿被关押在刘宗敏军营。四月初八，他被释放，五天后出海岱门离开北京。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谈到了他和一行官员南行的情况：
（四月）十四日，从便门经张家湾至天津十里许，过一村，其居民遥望予同行辈有七十余骑，遂远避高阜上。予等为言：“予辈实南下者，非不良人也。”居民始下阜，云：“此日以前尚无南下者，故始见若辈而骇耳。”过沧州、德州、恩县、荏平、高唐，至济宁，买舟入黄河。德州及济宁城中，拷炙士大夫如京师。先是同行者方君以智，相戒勿交一语，至宿迁，策蹇黄河岸，始叙一语。
明朝宗室朱议漇《身历国难疏》中说，大顺军入京后，他不得不行乞于市，“至四月初八日，始从水道得脱虎口”《爝火录》上册，144页。赵士锦和朱议漇二人的经历告诉人们，自四月初八李自成下令大批释放被追赃拷掠的明朝官员起，北京各城门的守卫有所放松，一些敌视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开始陆续南逃。
清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对明朝百官广为招徕，实行一律录用的办法，仍不能阻止明朝官员南下的趋势。《甲申核真略》的作者杨士聪，因为他的门生方大猷在清朝当上监军副使，出城不仅没有任何阻挡，还由方大猷派出的家丁给予保护。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