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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同毛商量，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这毫不夸张。在党的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苏俄”派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早在两年前，他就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会议，近几个星期，对于都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有名无实的调查。于都是一个傍河的县城，他那时住在一条小巷深处一所舒适的灰砖房里，紧挨着于都北门。他和二十四岁的妻子贺子珍住在一起。这时，贺子珍已是第四次怀孕了，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
当时传说毛泽东在于都受到了软禁。他虽是政治局委员，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但看来，他显然未被软禁。与本书作者交谈过的长征时期所有重要的幸存者和当代中国党史学家及档案管理人员都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在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并执行这一决定的日子里却要把毛派往于都，这种主意至少是难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么急切地需要亲自去于都搞他的“调查研究”。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只宇不提）。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还是有用的。另外，据翻译伍修权说，毛曾声明：“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
气氛很紧张。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一条街上看到博古时，毛告诉斯诺：“那个人曾经要置我于死地。”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时，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确实有过强迫毛留在苏区的计划。
毛到达于都后，很难再去离于都有一两天路程之遥的党政中央机关了。不过，他的私人警卫员还没有被撤掉，而且他依旧可以在于都和附近地区自由行动。
毛在于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云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样。在云石山时，从一个石崖往上走两层石阶，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庙，离红军总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庙的一厢，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毛可以随便出入红军总部。但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开会他很少得到通知。由于他是苏维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机关他还是要去的。那地方不远，名叫沙洲坝。中央政府机关占据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杨氏家族建造的颇为壮观的祠堂。毛在那里住过一年左右。杨家词堂里有一座雅致的两层议事厅，暗红木架房，石板铺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陈毅和周恩来也住在这里。不过，朱德夫妇象陈毅（直到他负伤以前）和周恩来一样，通常是在前线。
有意把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时，和其它一些紧张的时期一样，毛泽东又是疾病缠身了。从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于身患疟疾，他时而卧床不起，时而只能勉强活动一下。他总是精力很差，情绪低沉。
这也是自然的，因为，由他主要发动的这场革命运动、他和朱德所建立的军队、他在五六年前所开创的苏区以及他建立的整套机构，如今都落人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那位神秘莫测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献媚者博古的手里。博古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而他看起来也确是如此。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他势不两立，军事指挥机关也把他摒弃在外。毛泽东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其实却心急如焚。对于力量的对比，他并非一无所知。他知道，那时正聚积着一股反对李德和博古的强大力量。当他的追随者林彪和忠于他的聂荣臻这两位主要的军事指挥员溜进他在于都的小院，坐在长凳上向他请教的时候，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小心地问他：“我们向何处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用同样隐晦的话来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也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但他守口如瓶，因为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他相信，这个时刻不久就要到来。
过了近五十年之后，聂荣臻回忆说，当时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去向问题。但是，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十月十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一群人开始在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不象是军人。他们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这是最难找到的），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接着一个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这群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他已年过六十，因此为他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时是四十八岁，他和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他的同志们都认为，如果当时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死路一条。徐特立五十七岁，他曾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精瘦、幽默，长着一脸胡须。他有一匹马；蔡畅也有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此外，还给毛的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配备了马匹。
很快，这支杂牌军被编成了排和班，每个男女成员都领到了一杆红缨枪，以备队伍一旦遭到攻击时作为自卫武器。落日时分，党的保卫部门负责人、整个非战斗部队的指挥员、曾当过水手的邓发出现了。他一反平日的严肃态度，讲着广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同这支队伍开玩笑。他想活跃人们的情绪：“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呀。我们有音乐家、剧作家、作家。如果我们想演一台戏，那可是万事俱备。”气氛果然活跃了一点。队伍在暮色中向于都进发了。这是红星纵队的一部分。为了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红星标记指路。
毛是过些时候才离开的。他还有任务，其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给留在于都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还要让他们了解今后的局势，并告诉他们红军主力离开后，他们应当如何工作。这时，于都城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成千上万的部队开进于都，然后又离开，或者过江，或者南下去安远。
当然，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然而，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却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璋医生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入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象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
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的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婉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匹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五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几英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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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赤匪”的兴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昌登上飞机，亲自前往动乱的西北地区进行视察。这时，他确认此行一切顺利，非常顺利。和往常一样，他的夫人、宋嘉树漂亮的小女儿美龄陪他同行。自他们结婚以来，美龄很少远离蒋介石的身边。他们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的美琪饭店举行婚礼的。一千五百位客人应邀参加，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美以美牧师宣布他们为夫妻。一个俄国乐队演奏乐曲《新娘来了》，另有一位美国男高音演唱《请答应我》这支歌。这次，蒋介石首先要在陕西省省会西安逗留。
在对“赤匪”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和目前第五次“围剿”的四年中，蒋介石长时间住在南昌。他认为，由于采用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新战术，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翻脸对付他的共产党盟友时，苏联顾问撤走了，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了。
苏联顾问是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时代来华的。蒋介石试图继承孙中山的衣钵，用他自己瘦小的肩膀来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苏联加伦将军和其他几个人曾经赢得了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敬重。不过，假如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鞭长可及，他肯定会把所有这些人，连同斯大林在中国的特别代理人鲍罗廷统统杀掉的。后来为了争夺权力，蒋介石决心不惜杀死中国所有的共产党人。
但那是另话了。不过，蒋介石对那些在江西同他作战的共产党指挥员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的时候，蒋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匪首”之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曾是仅次于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