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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入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
毛掌握领导权前后，不时感到自己与斯大林有矛盾。有时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出于维护苏联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需要，他们只能把苏联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在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之后，这种情况也发生变化。斯大林曾强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争；竭立敦促毛泽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毛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一九四八年末，当毛抵达河北省的平山县，准备拿下北平并挥师南下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带来了一个特别口信：不要南下长江，让蒋介石生存下去。毛不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他还向米高扬提出了为什么要打过长江去的强有力的论据。他认为，他最终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他把米高扬送回莫斯科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是这样答复斯大林的：“凡是劝说人民怜借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周恩来象领导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外国通”。他在法国和德国度过多年，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岁月也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要长。他对外部世界见多识广。在文化方面，他对巴黎也许比对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兴趣。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在青少年时代双脚沾满牛屎，也不象毛泽东那样熟悉农村的习俗，更没有毛泽东那种中国农民的天性。周恩来与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侣，在欧洲和中国大城市的共同经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这种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显而易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政治观点和作风上存在着、而且将永远会存在分歧。毛很“土”（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词），他是个乡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来到上海码头，向那些去法国半工半读（他本人也积极地参与制定这个计划）的最好的朋友挥手告别。但他自己却没有同他们一道去。
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早就有所猜测。有的人认为他因为没有盘缠而回去了；或者是因为学习法语有困难，或许是因为他与那些穿着比他讲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这些解释看来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辈子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历史学家李锐认为，毛从未打算过出国。毛认为他的朋友应当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带回中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国。要是他出国的话，留在国内的领导核心就会分崩离析。
李锐认为，毛泽东那时就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和重建，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靠他，他一定要当领袖，因而感到有责任留在中国。他对西方并末表现出应有的兴趣。李锐觉得，这是一个缺点。
上述情况在毛泽东的整个生涯中都起着作用。“洋包子”与“土包子”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和关系紧张。有的人认为，毛历来妒忌周思来的处世手腕，后来还妒忌他的国际威望。尽管如此，这两位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盟却是牢不可破的。他们两人相辅相成。毛是哲学家、诗人，头脑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 直至生命最后几年 ）他还是位善于用人的天才，不断地把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变成有用的盟友。周恩来则是一位实干家、外交家、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管家”。
多年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早已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当用依靠其敏捷的思维、雄辨的口才和大无畏的勇气度过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难关 （毛却坐视不救 ）之后，他感慨万千地谈到毛泽东：“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得象他那么好。”我相信他这番话是完全真诚的，是肺腑之言。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这样认为。但是，他对毛的晚年几乎使他本人和整个中国遭受灭顶之灾的大动乱是怎么想通的，我却无法想象。常听到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说，周是位十全十美的朝臣，是忠实可靠的政策执行者，是位务实的行政管理大师。尽管毛有时心血来潮，无法无天，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却稳稳地把握住了国家的航、程。除这一切之外，他还具有许多可贵的品质，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他事无巨细，对人和蔼可亲。长征途中，他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当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医院里奄奄一息而身旁没有任何亲友陪伴时便大发雷霆；在他晚年动荡的岁月里，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忧心仲仲，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又一次正式宴会之前，他会像普通工作人员那样，先溜进北京饭店的厨房吃一碗面条，等等。难怪近年来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在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二月五日，红军抵达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博古的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一职便悄悄地由洛甫替代了。毛正式被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当然，毛在其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毛泽东最初的行动之一是设法同莫斯科取得联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他们。当时除了派信使前往外，没有其他别的联络办法。派出的第一名信使是潘汉年，他曾奉命执行过多次对地方军阀的秘密使命。潘汉年先到了上海，但在那里没有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组织已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坏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东派出第二位秘密使者陈云，即新发现的有关遵义会议记实的作者。他化装成商人，在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便动身。他在上海同宋庆龄取得了联系，宋庆龄安排他坐船去海参崴。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陈云等人一起坐船前往海参崴。同行的还有何实楚，她是毛泽东在长沙时的朋友、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何叔衡的女儿（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苏区）；已经去世的四川官员陈刚的夫人；潘汉年；党的前领袖瞿秋白之妻杨之华；以及陈潭秋。这时瞿秋白已于六周前被国民党处决。国民党对瞿秋白被处决一事大肆演染了一番。他的遗孀杨之华同国际红救会有联系，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机构，为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和地下工作者提供援助。陈潭秋同毛泽东和何叔衡一样，也是一九二一年建党时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陈潭秋当时留守福建，他接替罗明担任那里的党的书记，他本人也受到了批评。这也许就是他未能参加长征的原因。他比—些人幸运，因为他设法离开了福建，同赴苏的这些人会合，一起前往莫斯科。（ 但他后来于一九四三年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盛世才同俄国及共产党毁盟后，转而同蒋介石结盟。）
陈云后来说，他们一行共有七八个人。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小组，此行目的名义上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曾于一九三四年向中国人发出邀请，请他们派遣一个有六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原定于一九三四年召开的会议，但是会议后来被推迟到一九二五年夏天。
代表团未能及时赶到那里。他们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抵达，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已来不及向大会报告遵义会议或其他任何问题的情况。大会本来可以利用一点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但没有这样做。在缺乏真实情报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听取了王明关于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讲话。最后，一九三六年二月，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陈云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 用假名施平发表，此名无人知晓，文章也就完全被忽视了），文章没有提到遵义会议的情况。遵义会议是绝密的。
陈云的文章只字未提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变更。他提到从中央苏区撤出的情况，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说成是失败；说西征大军“伟大的行动”正胜利地取得进展（实际上红军早已抵达陕北，但这一情况没有说明）；说红军正在保存实力，其目标是要壮大到一百万人。全文提及的唯一的消极面是，在他们离开中央苏区时，背着沉重的行李。
此后，共产国际立即采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国的联系。潘汉年被派遣回国，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抵达上海，他带来了密码本，这样就能恢复密电联络了。关于他是否带回电台一事，不甚清楚。大概没有带回。但是，据说他们曾安排使用安置在宋庆龄寓所中的一部电台。宋庆龄的寓所座落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她和孙中山过去曾在这里居住。
多年来，对宋庆龄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产党电台在工作一事。一直是众说纷坛。她的许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认，他们说国民党的警卫日夜把守着寓所，电台怎么可能工作呢 ？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两名主要历史学家胡华和向青声称，电台确实在那里工作过。
潘汉年是一位老于世故、又比水平很高的人。那时，他乔装成宋庆龄的秘书，实际上是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孙夫人之间的正式联系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遭逮捕前，一直是宋夫人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他被监禁二十年之后去世。但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之后，他已被全面乎反，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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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棉里藏针”
邓小平是在阴影的笼罩下开始长征的。那时他才三十岁。他被撤销了军政职务，受到了严厉的“斗争”，被武装看押和公开批判，连妻子也跟他离了婚。虽然这还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点，但确实也是一个低点。有关这—时期的某些传说肯定是不真实的。看来没有证据表明，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真的被送去劳改了。他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像数以干计的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扛着自己的行装、开始了长征。但他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佯，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装备的挑夫中的一个。然而，这些都是有关邓小平的早期典型情况的传说。
遵义会议改变了邓小平的低级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从政治上的底层上升到参与毛泽东的高层梯队。
邓小平降职后又东山再起的所有细节在参加长征的人的记忆中并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却是毫无疑问的。
他支持毛泽东，但因为脾气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过苦头。人们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邓小平恰好就是这种人。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广东常见的“客家人”，后来往北迁至四川，在重庆市北面约三十英里处的广安县的仕绅组织的地方保安队中任队长，主管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邓小平早年便离开了家，上了中学，接着在重庆上专科，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十六岁时，他随一批九十二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去法国。
在巴黎，他先在雷诺公司的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火车头上当司炉。他钱很少，也没有多少东西吃。他对杨尚昆将军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认为，他身体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可能与他贫乏的饮食有关，因为他吃得太少。他在巴黎的日子使他一辈子喜爱法国食品，特别是羊角面包。一九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