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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到达云南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予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事实上，这是它第一次见之于书本。
天亮前，红军川流不息她走过三个浮桥。到了十时，全军包括林彪的部队，均已抵达对岸，浮桥被拉上岸毁掉了。接着，毛指挥红军向四川的古蔺前进，随后又转向扎西。红军将在那里进行整编，招募新兵，重新部署。
很可能是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璋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管好小孩。天亮前，毛、贺和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这个故事是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讲的，他当时负责照顾贺子珍。开始说这孩子出生在名叫白沙的地方，但白沙离赤水有一百三十英里。后来他说也许出生在遵义北面的枫香坝或云南境内的威信（扎西）。可是这几个地方都同红军当时在行进中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尽管红军总是在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行军的。
贺子珍的不幸反映了长征路上妇女的不幸。尽管刘英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同洛甫结婚，但她很了解妇女的处境。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漂亮妻子一九三六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七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为她围出十英尺见方的一块露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五英尺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
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一九三六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袒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死者多达一万余人。
托付给农民照料的孩子大都夭拆了。有几个后来找到了。有些母亲把孩子领了回去，有些孩子对亲生父母一无所知，就让他们留在把他们抚养大的那些农民家里。
刘英说：“妇女必须作出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 她们更爱革命。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丁玲认为长征中当女人很难。丁玲是中国著名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争论的游涡之中。她是革命者、浪漫主义者，也是文学、道德修养和政治方面的人物。她没有参加长征，但红军抵达延安后不久，她就到了那里。她对红军里的人都很熟悉。她是中国最桀骜不驯的人物之一。她被蒋介石监禁过，她的情侣是个诗人，被蒋杀害。她一度觉得毛泽东有大男子主义，为了维护妇女权利反对过毛泽东。自然，在“文革”中她是个受害者。
她说，参加长征的妇女当然是“贤惠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女性，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两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不错，她们有马，但她们常常不骑。不少人有丈夫，但她们常开玩笑说：“骡子比丈夫好。可以没有丈夫，但不可以没有骡子。”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同长征中贺子珍等妇女一样历尽艰辛的是另一个诗史般的远征——美国开拓者的车队穿过大草原西行的壮举。在那次远征中，不少美国妇女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是带着孩子面危及全家，还是扔掉孩子继续前进？
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迅速地避开同川军交锋。长征途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旦地方军断定红军已经改变路线，离开他们的地盘，他们就减弱攻势甚至逐渐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毛在滇北的威信（原扎西）过了中国农历猪年的新年。一力三五年二月四日刚过，先头部队便到了威信。毛泽东于二月六日到达。没有举行会餐。既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也没有食品。有些部队已经饿了整整两天。天气很坏。阴冷而潮湿。部队进行了整编，压缩了部队番号。他们休息了一天。陈云记得很清楚。他概括地指出：“天气很冷，夜间下起了雪。”
红军原计划西行，然后转而北上入川。毛及时改变了计划。因为他得到的情报和电台截听来的消息表明，蒋介石正向西调动部队，打算在红军再次靠近长江时一举予以歼灭。毛决定采用朱毛式出其不意的战术。二月十一日在扎西开会通过了毛泽东的决定。全军掉头转回贵州，并回师攻占遵义。他的打法越来越象《水浒传》中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当红军成—路纵队前进时，许多人去掉了文盲的帽子，洛甫发明了他称之为“看后背”学文化的办法，战士们在背上都挂块白布，上面写着汉字。他们边走边认字，懂得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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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牵住蒋介石的舅子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那天，红军得到的命令可作为长征的口号：“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的手笔。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令人难以捉摸（ 这种情况以后就不再发生了 ）。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毛自己的将军们有时也迷惑不解，尤其是他的门徒林彪。他抱怨说，部队的调动太快，压力过重，需要休息。他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
蒋介石预期红军将采取新的行动，穿过贵州西部，向长江挺进，因而调动了他的军队。可是，当他的军队部署就绪时，红军却在向相反方向运动。红军在太平渡和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后，迅速折回，在回师遵义途中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领了桐梓，一个连的地方军在红军到来之前就望风而逃了。
当时，一部分红军指挥员反对令人晕头转向的曲线行军。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今天反林彪的气氛中，人们是这样回忆的：他为了减少行军的压力，建议缓慢地接近遵义的咽喉要地娄山关。据情报说，娄山关有敌人的重兵驻守，林彪力争晚一天行动，给部队以喘息的机会。骁勇的彭德怀说，他们最好利用敌人的弱点，在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发起进攻。军事委员会赞同彭的意见。长征期间，彭德怀与林彪多次发生争执，彭的意见总占上风，这是其中的一次。
部队以强行军速度疾进。甚至连彭德怀也承认，连续的行军使他们疲惫不堪。二十六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十一点钟，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对方部队距离娄山关还有四十五里（十一或十二英里）的路程。彭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几天来他们常常跑步行中）。
这是同时间赛跑。在这次行军中，三军团归林彪指挥。但是，是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于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左右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陡峭的娄山关，取得胜利的。当他的部队登上顶峰俯视遵义方向时，发现山北侧的敌军距离他们只有二三百码远。好险啊。彭报告，他的部队仅伤亡一百人。
今天的娄山关，看上去象一个宽阔而相当平缓的斜坡，载重卡车和大客车汇成了一眼望不见头的车流，向黑色的蜂顶爬去。五十年前，陡峭的娄山关双壁中间有一条可通行汽车和畜力车的宽宽的土公路。红军并没有利用公路乘车行军。因为走公路反而会偏离命令中规定的小路而减慢速度。
彭德怀的部队比敌人早五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这是红军和毛泽东在长征中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个捷报。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一个团，被彭的部队打垮了。在夜幕降临之前，红军已牢牢控制关口。但是，在娄山关与遵义之间有王家烈的八个团，敌吴奇伟将军率领两个师正向这里靠近。
二月二十七日，三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娄山关上压了下来，会同一军团迅速向遵义挺进，沿途所遇敌军都被粉碎。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消灭了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人三千，俘虏二千，缴获步枪一千支和子弹十万发。国民党新闻机构承认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
但是，红军也蒙受了损失，亲自指挥攻打遵义的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在第十一团攀登城墙受挫时，他正在四百码外的一个小山丘上用野战望远镜观察。他让该团政委张爱萍（一九八五年时任国防部长）下令再次发起进攻。一名侦察员前来报告说，一道内城墙挡住了进攻部队。侦察员的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向观察所猛烈射击，邓萍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即阵亡。
久经征战的老侦察员孔宪权串领他的部下作为突击队参加了娄山关战斗。他们配备有轻、重机枪，孔挎着自己的驳完枪。他们在第一次攻克遵义时，每个人都领了新军装，可是现在服装仍然不够用。孔的部下每十二个人只有四件棉上衣，只好大家轮流穿。突击队来到娄山关以南的绥阳县，距遵义还有一半路时，一颗国民党的炮弹在孔的近处爆炸，弹片汀烂了他的臀部。他被人用担架抬到遵义，送进了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在那儿，一个外科医生用“鸦片水”给他麻醉，动了手术。
那天晚上，这座旧教堂中挤满了伤员。国民党的飞机企图用轰炸来阻止红军的进攻。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当时是一位十八岁的共青团领导人，属彭德怀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胡耀邦是参加长征的三十二名共青团中央委员之一，抵达陕北时，他们中间只有十四五个幸存者。胡身材矮小、精力充沛、消瘦而结实，长征开始不久就患伤寒病倒，此时已痊愈。他是红军中央工作队队员，他对此非常自豪。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一旦部队打垮了敌人的主要抵抗力量，胡耀邦就进城帮助维持秩序。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伤。
胡耀邦被人用担架植入遵义，送进天主教堂。在那里，王彬医生给他动了手术。一九八四年，八十多岁的王彬医生仍健在。胡耀邦认为他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是后来在长征中为患肝脓肿而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治过病的几个医生之一。他是被红军俘虏后受到优待而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外科医生。他曾是一位少校。胡耀邦回区说：“红军的政策是争取技术人员，尤其是争取报务员、医务人员和会使用重机枪的人。”
动手术后，胡耀邦坐了几天担架，然后就骑马了。在马上颠簸，他感到伤口十分疼痛。他骑了八九天马，又把马让给更需要的人了。
“我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了，”胡耀邦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只能战斗下去。不战斗，也得被杀死。”
胡耀邦对侦察员孔宪权印象很深。在遵义，还有一些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