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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不准战士抽鸦片。但也有例外。有个名叫金禁川的老中医，他有鸦片瘾，就获准抽一点鸦片以支撑精神。
所有红军部队的内部保卫工作都非常严。彭德怀在狱中自述中写道：“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他是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情况），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他补充说：“原属政治部领导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四方面军的情况也是一样。李先念一九三一年时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年轻排长，他回忆说，张国焘到四方面军后，下令进行大清洗。许多人被逮捕和处决。曾任红一军军长的许继慎也被处决。许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徐向前的同学。长期同张共事的徐向前一度也遭到了指控。但他设法证明自己的无辜而解脱了。
尽管张有李先念所说的这些错误思想，但他是打了几个漂亮仗的。然而，张继续逮捕和处决他所不信任的军官。
李先念说：“我可以向你举出四十位在四方面军清洗中被杀害的同志的名单。”一九二一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很多团里缺乏领导人。李说，他因此当上了团的领导。因为他的领导原是国民党军官，给清洗了，后来复了职，在战斗中阵亡了。李认为二方面军清洗的人比第四方面军还要多。
两河口喇嘛寺里举行盛宴时，一份名叫廖承志的画家却由张的军队看管着。郁郁不乐。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四方面军之前曾在上海担任海员工会的秘书。据说一九三四年，有人注意到，他的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代表，他的母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被措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
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指控了。在中国或张国焘的情报部里没有不知道廖承志的身份的。
他的双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家。他父亲廖仲恺在孙中山领导下制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孙死后被国民党右派（可能包括蒋介石）暗杀于广州。对廖承志的指控只能是出于一种恶毒的偏见。要不是他幸而能画画和绘地图，他早就被处决了。他刻蜡纸也刻得很好。廖的母亲何香凝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的挚友。随着岁月的流逝，廖本人也成了孙夫人的密友之一，另在毛泽东的政权中担任要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被国民党绑架，由于宋女士的积极干预才免遭不幸。后来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二年去世。长征中。张国焘一路上带着他、直至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北。周恩来立即加以干预，使廖获得释放。廖获得自往后，把画图纸、蜡纸和刀笔等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对着它象对着祭坛一样鞠躬。廖说：“要不是你们，我就完了。”他是已故的飞虎队创始人之妻陈香梅的舅舅。
党内的亲莫斯科集团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徐以新是这个集团的第二十九名成员。（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总数可能达一百。）由于徐以新年纪很轻，被人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这批人有时统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徐以新被派到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他代表四方面军同国民党的杨虎城将军在川陕边境举行秘密谈判。后来张国焘违背协议，于一九二四年二月消灭了杨虎城的一个团。徐以新表示抗议，张国焘就把他抓了起来。因此，两河口会议时，徐也是—名囚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担任了驻巴基斯坦大使。
四方面军的另一名囚犯是罗世文。他原分四川地区党的书记。他带了三百人到川西北加入张国焘的队伍。张不信任他，把他软禁起来。后来他在重庆被国民党抓获并杀害。这类例子很多。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共产党领导人在两河口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举行会议。据张国焘回忆，出席会议的有六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洛甫。刘伯承和红军保卫局首脑邓发也在场，可能还有张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徐向前。
马尔康博物馆工作人员文星明介绍的与会人员略有不同。他说会议参加者有：毛、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洛甫、刘少奇、凯丰、聂荣臻、张国焘、林彪和李富春。
周恩来主持会议。毛首先发言。他提议红军继续北上，并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据张国焘讲，毛说共产国际曾建议红军向外蒙古方向移动，这样容易和苏联取得联系。据博古讲，这原是共产国际建议的万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长征开始之前用无线电发来的。博古证实，自“那时”以来，即前一年的八月以来，红军已有十个月没有与共产国际联系了。
张国焘回忆说，毛的讲话给他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毛既未提抗日（ 他想，大概因为当时他们对日本人的情况所知不多 ），也未提到前往陕北，大概因为还不知道那里有共产党的根据地。
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国人现在的说法有些不同。现在的说法是周恩来首先发言，重点谈了三大问题：抗日的战略，北上的问题和领导权问题。
张国焘称，他对毛的甘肃——宁夏计划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进一步扩大川北、甘肃和西康的现有根据地。二是穿过甘肃走廊，向位于大西北的新疆挺进，到了那里就有可能与边界那边的苏联取得联系。
胡华教授也许是最了解情况的现代史专家。据他说，会议决定巩固张国焘在川西北建立的苏区。大家一致同意夺取松潘。松潘位于大草地的边缘，扼守着绕过沼泽地带的道路，攻下松潘就可以打开通往甘肃的道路。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一顷五点决议，但内容从未公开过。
其中有几点是批评张的，特别批评了他把根据地转移到川西北。如果张的话可信，毛嘲笑了张的这一行动，认为这样做是放弃根据地，增加了长征的困难。张称两河口没有作出正式决定，毛答应还要进一步讨论。这大概与事实不符。会外有许多交谈，双方一直在摸对方的底。张不断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
两河口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据张回忆说，午饭后，周恩来找他，建议两个方面军组成统一指挥部，张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建议合并某些部队。张对此表示高兴。傍晚，周送来指示，要部队北上。张说他争论了几句，但还是接受了。
据聂荣臻讲，这一指示的内容是：
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至全中国的胜利。
幕后却在进行活动。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回忆说，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带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来看他，并送给他二三百元银洋。黄坐下就问会理会议的情形，并说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彭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策略。
聂荣臻也讲了类似的情况：六月二十七日张国焘请他吃饭。席间，张一再说聂荣臻和其他人很疲劳，称赞他们干劲很大。张说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使聂遗憾的是，这两个团实际不过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
聂回忆说，彭德怀当时也在场。当他们从张住处出来时，聂问彭：“张为什么要请我们两人吃饭？”彭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说，我要。黑夜中聂边走边思讨，张究竟想干什么？
聂荣臻说，有好多麻烦事。有些人向张提供的遵义会议情况有误，结果加深了张对毛的疑虑。
不管毛和张的关系细何 —个国观代史专家用“冷淡”来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相处一般都是十分融洽的。
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与宣传部长陆定一合写了一首歌来纪念这次会师。
一九八四年，李伯钊巳七十二岁。她轻声为我们唱道：
—个英勇善战，不畏艰难；一个腹有良谋，运筹帷幄。
“头两行，”她说，“是写第四方面军的。后两句是写第一方面军的。”
李伯钊对懋功有着一段辛酸的记忆。那里有一位十九岁美丽活泼的女青年找她要求加入红军。她名叫厩香，母亲是汉族，父亲是个卖剪刀、针线的藏族小商人、她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她的母亲已去世。她叫李伯钊“大姐”，恳求让她参加红军。当时的纪律很严，规定不再吸收妇女。厩香态度十分坚决，晚上就睡在宣传部办公它的地饭上。
李伯钊去找李富春（他是蔡畅的丈夫）。她说这个姑娘无父无母，非常穷，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李伯钊的请求下允许让这个姑娘留下。厩香在队伍里帮着背东西，能在没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泼，为李伯到及其助手们做了不少烙饼和其他好吃的东西。
“她在过草地时死去，”李伯钊说，“她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没有找到她，她大概是饿死的。我仍然怀念她。”李伯钊说着眼角里噙着泪珠。
六月三十日上午，毛在周恩来可能还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发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梦笔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达一万四千多英尺。梦笔山比夹金山低二百英尺，爬起来也容易些。他们越过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线以下的牧场，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山路漫漫，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扎营过夜。他们也许是碰上了好运气。有些红军战士回忆却迟到了可怕的困难。五十年以后的五月底，山上还有大量的积雪。
第一方面军沿着同一条路线走了过去。张国焘第二天才出发，情绪不太高。他回忆道，他感到毛和第一方面军待他很不好，对他进行了诽谤。他们故意欺骗他，他们走了，他反而感到高兴。
红军即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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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红军行进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深入到被英国探险家埃里克·泰克曼爵士称为“中国最鲜为人知的地区”。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是个未经勘测的空白，没有人来探过险，没有人居住过，而且也不能住人。这里实在不象是中国。凡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只有月亮、雪山和一望无际的荒原之地都会感到不适应。甚至连英国专家管理的中国邮政也没有达到这个地区。懋功和松潘以远就没有邮局，会理以南没有邮政所。
自红军进军金沙江接着翻过大雪山向草地挺进以来，他们的行踪在地图上就再也找不到了。由于人烟稀少，人们无法从村落住房上找出自己所在方位。这里只有藏民，四个世纪以来，他们缓慢地进入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
现在，甚至藏民也因害伯而逃到更荒凉的地方去了。只有小股藏民在山头上向没有戒备的红军战士放枪或扔石块。战士们奉命不准还击。可是，他们渐渐地开始违反命令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可怕的荒野。红军从未见过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这里看来是危险地带，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从早到晚不见人影。偶尔能见到一头牦牛，活像一个缓缓移动的烂布堆。没有人，没有食品。有时找到吃的，可又不是大米，而是青稞，伙夫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他们来自南方——中国的粮仓。不少战士吃生青稞吃坏了肚子。
红军对这个地方困惑不解。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迷信。他们已远远地跨过了一道地理屏障，进入雪山高原。不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们都是在海拔一万英尺，或一万一千英尺，甚至更高的高度上行军。连绵不断的雪山，山脉走向如何谁也不清楚，他们面前似乎有翻不完的山，雪峰一座连一座，隘口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还能不能回到熟悉的故土？令入迷惘。
两河口会议后又过了几天，毛率须部队下了雪山，他们走出了只有几间房屋的村子（现在叫红军村），沿途丘陵起伏，走了十二英里后，来到卓克基官寨——一座城堡式的藏民土司宫。
这座土司宫是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所用木料都经过工匠的精心雕镌，远远望去，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亚洲比萨塔，这是红军在六千英里远征中所见到的奇景之一。土司宫四周筑有坚固的石堡，有三四层楼高。上面砌有诺尔曼城堡那样的炮眼和箭垛。土司宫面积极大，据说，它的房屋和庭院可以容纳五千到六千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一方面军的全部人马。两条小河在土司宫外汇合，成为它天然的护城河，它的背后是高耸的石崖。
土司宫坚不可摧，迄今已存在几个世纪。它的主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