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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陈昌洁、叶剑英和杨尚昆就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毛单独住在小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地方。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约四英里外的巴西。第一军团继续向前到达俄界，刚刚进入甘肃的地界，离此地有两天的路程。
毛有时在班佑指挥部，有时在巴西。周恩来和王稼祥都住在巴西，两人的身体渐渐康复，但仍不能下床，由第三军团照料。
九月三日出现了重大危机的首次迹象。那天，张国焘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因为白河（噶曲河）河水上涨，他无法渡河，他已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西推进的主张。
张的电报在毛一派人中引起了恐慌，人们认为这是张的一个计谋，企图推翻毛儿盖决议，并将共产党的全部力量置于他的控制定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 ），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杨尚昆记得，在一份电报里，中央委员会提出派人支援张，帮助他渡河。
由于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更加紧张了。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的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胡宗南身受重伤。红军缴获了小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国民党的军队愈来愈多，引起了红军领导的担忧：假如红军在此地滞留过久，蒋介石很可能就要发动一次强大攻势。而张国焘也开始把蒋进攻陕甘的这种可能性作为反对进入甘肃和陕西的理由。
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当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到达巴西后，他把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的附近——以防万一，并且从那时起每天去看望毛，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
九月九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助手、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
叶剑英是个忠实可靠的参谋，他没有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正在台上，人们还在发言。叶想把电报递上去。陈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
电报似乎很紧急，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他立即领悟了它的重要性，尽管“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据杨尚昆说。
这份电报的电文从未公开发表过，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文可能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他们可去查阅。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重新穿过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李先念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正如谢伟思所指出，总的来看，这些话“明确地包含了不祥的、威胁性的意思”。“斗争”这个词在党内通常用来指互相对立的路线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或者用在象“阶级斗争”这样的词里。
叶刽英借口上厕所，走开了。其实，他转身来到一二百米开外的毛泽东的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毛抄了一份，告诉叶别让别人知道他已了解电报的内容，“并对他说：”你干得漂亮。“
叶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台上讲话，会议仍在进行。叶机灵地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根据彭德怀的回忆，他在听说这份电报之前就曾敦促毛采取预防措施。毛的部队早巳分散。第一军团距此有两天的路程。附近还有张的两个军。“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切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 ”彭问。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毛拒绝了这个意见。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九月九日下午，大约是应陈昌浩的要求，毛和陈见面了。陈向毛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杨尚昆认为，毛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但是，杨说，陈“对张唯命是从，毛根本劝不动他”。
于是，毛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同事们商量。他说，周恩来和王稼样正在第三军团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彭认为，这只是毛为了摆脱指挥部和陈的“势力范围”而使的一计。
毛泽东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第三军切所在地牙弄。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改变方向，并且又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坚持执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原定计划，前来和他们会合。会上还议论了各部队的力量对比——第三军团只有四千人，第一军团人数也大致如此。张占有很大优势，毛及其同事们认为，张很可能强迫他们服从他的意志。
刻不容缓。第三军切受命于凌晨二时出发。为了给即将进行的活动打掩护，派叶剑荚去通知陈昌浩，如果部队要回头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整个部队在十日天—亮就去地里割青棵。陈没有表示反对。
“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心，”杨尚昆将军说，“他未感到需要特别警锡：毛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杨尚昆和叶剑英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如果有可能，叶还答应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即带上情报局的地图和人员一道走。
杨尚昆还要让他的工作班子和政治部里尽可能多的人去“筹集粮食”。刘英记得，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把命令传下去。她半夜里被叫醒，让做好立即出发的准备。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洛甫传话说，张国焘企图分裂党，所以，他们必须离开。杨尚昆还有个私人问题：他的妻子李伯钊不在班佑，到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了，他俩分离了一年多。杨不能用明信通知她，这将泄露机密。但他终于给她捎了个信儿。李伯钊回忆说，她那时被“看管得很严”，无法脱身。
凌晨二时，杨尚昆和叶剑英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叶还搞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是钉在作战室墙上的，有一张掉在地上，他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和杨走出营房。他们让警卫员带着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工作人员在半夜一时三十分就离开了。
杨和叶正在明亮的月光下超路，后面忽然传来马蹄声，二人赶紧躲到阴影里，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显然，他们在搜寻叶和杨，他们认为这两个高级干部一定骑在马上，并且有人护送，所以根本没有理会阴暗处的步行者。
在第三军团司令部里，毛给林彪和聂荣臻发了电报，让他们作好准备：原命令可能有变。彭德怀紧张万分，生伯叶和杨脱不了身，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彭德怀这才松了一口气。杨记得，他看到毛、周思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在等着他们。毛说：“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这时，陈昌浩已发现毛的入逃走了。他先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拿着听筒回头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
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 ”他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不能打。换了陈昌浩，也许是另一种回答。徐向前的话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党的历史学家胡华一九八四年说：“这是党的历史中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制止一场冲突立了功。他们两人都有功劳。”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毛保护了这两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最后死在苏联。
毛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三军团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进。
会议在“查尔斯顿剧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旁边一个村千里，俯览着白龙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实是一条小溪）。
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旗在开会的喇嘛庙前示威。他们喊口号时就象和尚在念经。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
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这和一九二七年秋天发生的事一模一样。那年，毛在井冈山前，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和不愿跟他走的人也这样告诉他们，比他们回家，他率领着剩下的人继续向井冈山行进，从而平息了一场动乱。
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不到一小时，毛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那时（今天仍如此），桥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悬接着一只牦牛头，保佑木桥免遭洪水、恶煞之害。过河之后。直上对面的大山——纳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
今天很难判断毛认为张要发起进攻的威胁是否真实。或许没有那么回事。但毛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因而不愿冒险。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后卫部队留守在每一个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军追上来。杨尚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谨慎的学者——指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客观证据或文字材料可以证明张国焘准备以军事行动迫使毛及其部下就范。他认为，假如确有此事，后来在延安处理张国焘问题时就会摆出来。他补充说，张国焘确实野心很大。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在激烈的争论。
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也说，没有发现张国焘准备武力解决中央的证据，他也没见到过这份出了名的电报。但他相信张国焘确有野心，想接管整个红军。这一点在延安时曾批评过他。李先念说：“从最坏的方面讲。这是张国焘篡夺党权的一次公开尝试。”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绝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