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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军阀拦阻了共产党西路军北进道路。西路军经张国亮同意后，绰头西进。多年之后，李先念说，如果他们当时立刻西进，他们能够不费气力地拿下首肃西部和新疆，但现在已经晚了，马家骑兵已经开了杀戒。妇女团也被全部消灭，两干名女兵惨遭杀害、酷刑、强奸，或被当作奴隶卖掉。
这支惨遭厄运的部队，也就是张国焘称之为“西翼”的部队，仍然在挣扎，他们不时受到穆斯林骑兵的骚扰。电话员叶英礼当时在五军第三十九师。他们在黑河以南、祁连山以北的临泽被围，但是他们终于突破了包围困，同三十军和九军的残部会合了。
他们凭着仅存的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同陕西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联系。陕西让他们设法一路打回来。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他们继续西进。马家骑兵把包围圈越缩越小。九军最后一部分部队被消灭，政委阵亡，军长孙玉清被绑在炮口上炸得粉身碎骨，李的副手熊厚发也遭杀害。
幸存的人情绪低落。部队建制给打烂了，没有粮食，指挥员也阵亡了。“只有精神力量才使我们挺了过来，”李先念说，“如果我们不战斗，我们的脑袋就会搬家。”
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陈昌浩拿出中央委员会命令他返回陕西的电报。徐向前将军也是在这时候离开的。因此，决定由李卓然领导，由李先念担任军事指挥。
他们转进山区。马家骑兵发动又一次冲锋。他们在群山顶上人迹罕至的孤零零的康隆寺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摆脱敌人以后，他们决定把部队分成小队，分散穿过敌人的包围圈。有一位指挥员程世才自杀了。（ 原文如此。程世才，现仍健在。——译注 ）电话员叶英礼同一支小部队留下来掩护李先念和残部。他们化整为零，四五人一群，设法争取返回陕北。叶英礼和许多人都装扮成乞丐，一直走到甘肃的武威，被武威的国民党部队围捕，强迫去修路当劳工。“他们大概知道我们是红军战士，”叶英礼说，“但是他们就是想要这样让我们做工累死拉倒。”
李先念率领一队人马越过高高的祁连山，进入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他们没有地图，用指北针和星座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他们估计已经到达长城尽端的酒泉，接近古代丝绸之路附近的安西。这条丝绸之路穿过佛教圣地敦煌，向西到达哈密、曲甲、喀什、撒马尔罕，一直通往波斯。
李先念于—九八四年回顾时，他摇着头说，当时他向安西发动了攻击，结果是又一次惨败，死伤数百人。此后，他只剩下大约一千名男女战士了。他们被赶进戈壁沙漠，那里没有道路，没有地名，没有粮食，没有水，没有希望。（ 他们历尽艰险，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译注）。
一天，两边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盘旋后就降落了。一个穿着褐色皮飞行服的人从宽机里跳了出来。他就是前往莫斯科通报遵义会议情况以来一直未曾听人提起的党的特命代表陈云。他被派往新疆执行救援西路军的任务。飞机把李先念等人接到迪化。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乘卡车进入延安。除他的部队外，他是最后一个回到“家”里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四五百名战士也到达延安。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使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才死里逃生。
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最后终于在兰州以东八十英里稍偏南的老集镇会宁会合厂。当时，有一位美国人在场目睹了这—情景。
他就是乔治·哈特姆。他生于纽约布法罗，肄业于北仁罗莱纳大学和贝鲁特的美洲大学。他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医学学校。他二十六岁，褐色的眼睛炯炯发光。当时的情景他几乎都看在眼里。
—方面军的十五军团的部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从西门和北门攻入厂会宁城。攻城部队有八百人，而守城部队只有当地的四百名士兵。国民党于卜月五日试图把城夺回来，但被击退了。方面军更多的部队在老将陈赓的统率下进入会宁。
会宁是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筑有城墙，东南两北各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二千。一九八一年至八四年间，这里仅剩下的西门城楼被修葺一新，十分壮观。
会师那天，城里旌旗招展，标语遍布，当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将军的指挥下进城时，群情激动，口号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这是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阳光明媚，暖和宜人，早晨无霜，夜间稍有凉意。这真是个难得的好日子。
庄稼已经收割完了，被一捆—捆地码成大堆存放着，等着严寒把院子里的土地冻结实了好脱粒。有些农民正在清理田地准备过冬。这里不是小麦产地。一九三六年时，他们主要种植小米、玉米和荞麦。土豆、西葫芦、南瓜都已收割完毕，都堆在屋子的石灰墙下。一串串的辣椒，还在晾晒。
十月八日晚上，大家欢闹了一夜。第二天，张国焘和朱德同总部—起到达时，大家更是欢天喜地，热烈欢迎。刘伯承没有来，他在渡渭河时受了伤。
十月十日，在城里的孔庙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孔庙至今仍是会宁的中心。当时孔庙前有一个大广场，现巳不复存在了，广场上以往每年总要举行几次集市。
马海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几个月前他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到陕北。并开始担任红军医生。他坐在庙前的主席台上，同张国焘、徐向前、朱德等大人物和其他许多人坐在一起。他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显然是个外国人。那时，大家都知道共产国际存促使两军会合中发挥了作用，消息马上传开了。马海德于是成了共产国际的代表。
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但现在谁也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会上宣读了中央委员会从陕北发来的贺电。客人们围着新鲜的羊肉鸡肉、猪肉饱餐了一顿。大家喝着当地土产的眠眠酒。人人都是喜笑颜开。谁也不想匆匆离开这欢乐的地方。大多数部队在这里一直驻扎到十月二十日左右。而贺龙和肖克率领部队直到二十二日才绕过会宁到达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
哈特姆当时还没有取他的中国名字马海德，他写下了自己的印象：
关于朱德：“瘦得象鬼，但身强力壮……留着大胡子，……看上去不象军队统帅，……而是象红军之父……”
关于张国焘：“政委……肥胖，高大，肌肤滑润。我感到纳闷，其他人都瘦成皮包骨头，他怎么保养得这么胖……”
关于那一天：“多么激动人心的会师……人们伸开双臂互相拥抱，纵情欢笑，流出了热泪。”
十二月二日，张国焘、朱德和周恩来骑马进入保安。林彪在城外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红军学校。军校门前站着毛和他的部下。学员们欢呼雀跃。毛泽东和张国焘登上木制的讲台，发表了讲话，互相祝贸。长征结束了，兄弟们又亲如一人。毛和他的部队走过了两万五千里，也就是七干英里。其他部队至少也走过了同样的路程。他们翻山越岭，渡江涉水，英勇作战，打败了敌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把红军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大众。
面前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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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登上了庐山。这座高达四千九百英尺的秀丽山峰，巍然屹立在扬子江畔，西面是中国的工业重镇武汉，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当江城武汉热气逝人时，庐山却是花团锦簇，凉风习习。这里曾是传教士的避暑胜地，也是毛喜欢的一个去处。
毛刚去过长沙附近的韶山，那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韶山之行深深地打动了他。自他一九二七年告别韶山投身革命以来，韶山已有许多人献出了生命。正象毛在诗中所写的那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此刻，毛正坐在平台的藤椅上，远处长江隐约可见。他在等候上山的同志们。和以往一样，毛义挥毫赋诗，笔力雄健，一挥而就。题为《登庐山》：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
毛的同志们会聚在山上，六月的庐山到处花香袭人，而毛写下的诗句却发人深思。
庐山距离井冈山不过二百英里。一九二七年，毛率领衣衫褴褛的“赤匪”登上井冈山时，山下正在悬赏追捕他。他那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信仰却象一团烈火，在他胸中燃烧。
对事业的信念使他上了井冈山，又使他在长征中越过了万水千山。当他的卓越的战友们聚集陕北时，当他的一方面军、贺龙和肖克的二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以至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残部会师陕北时，这—信念已经象钢铁一样坚韧。革命已有了自己坚不可摧的队伍。长征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牺牲的同志不计其数。尽管前面的征途上还有许多艰险。但是，长征的收获肯定远远超过了讨出的代价。
长征中存下来的领导干部和指挥员，其中大多数在日后的战火中也安然无恙，留在赣南的队伍损失最大，尽管如此，也还有不少幸存者。
与蒋介石的斗争是激烈的，自己内部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它在等候向志们上山出席政治局会议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时。他的脑子里不会不想到这一系列的斗争。
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变为坚强，最后毛取得了—致公认的领袖地位。长征是在怀疑、猜忌、阴谋与恐惧的气氛中开始的，当时毛不在领导圈内，而长征结束时，大家都有了坚强的信心，毛也随之成了领袖人物，他用事实和手腕争取了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唯独张国焘在一九二八年不辞而别，投奔了蒋介石，而后又流亡香港和加拿大。博古在延安接管了《解放日报》，要不是一九四六年死于飞机失事，他会在后来的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洛甫和王稼祥已成了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十分精明的周恩来曾经是毛的对手，此时已成为他的一位出色的参谋长。
毛坐在藤椅上，遥望蓝天，思绪万千：有谁会选中陕北作为革命根据地呢？ 这里既荒凉又偏僻，到处是黄土高原，褐色的十地，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没有水，无情的风沙打在人们的脸上，象弹片一样厉害。陕北人烟稀少，农民贫穷而又目不识丁，疾病流行。去古都西安要穿过沙漠，步行一个星期。多少年来，陕北的群山一直是盗匪的巢穴，是一片被不法之徒、封建亲教和秘密帮会左右着的土地。
然而，毛十分清楚，事实也证明，那里的环境对革命十分有利，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之后，更是如此。西安事变导致了国共停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延安，毛才有可能考虑问题、进行写作和研究中国的未来。在延安。毛把自己的队伍缎炼成为一支革命的精锐部队，赢得了中国。在这里，长征精神发展成为延安精神，毛就是用体现这种精神的哲学、制度和策略来缔造他的共产主义国度的。
毛率领大家在长征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夺取中国。他们打垮了蒋介石。尽管美国支持国民党、而斯大林则想在长江以南保留蒋家王朝。但是，蒋还是被赶出了大陆。毛泽东他们在世界上站住了脚。在朝鲜，他们把美国打得不得不停火谈和。毛深知，他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能使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事情发展如此迅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甚至比毛自己预料的还要快。此刻，毛稳稳地坐在庐山之巅，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可能已经忘却了这一点。
马海德是位美国医生，一九三六年他和埃德加·斯诺一起去了陕北，从内部目睹了中国革命。一九八四年我问他，一九三六年他在保安时是否认识邓小平，马说，当然认识，人人都认识邓小平。但马有没有想过邓有朝一日会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呢？ “从未想过。”马海德眨着眼睛笑着说，“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毛能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当时我们想，中国革命不会在我们这一代获得成功，我们以为要等到下一代，即毛以后的一代。”
现在，毛坐在山上，赋成七律一首，正等着他的同志们的到来。他脑子里考虑着一连串的问题：大跃进（一些土钢铁厂）和公社化（一群群蓝蚂蚁）的后果；他和俄国及尼基塔·赫鲁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