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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可以说是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老王爷为老不尊，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侄子皇帝亲征，根本未作有效反抗，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还能保全残年。岂料，这王爷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从此下三滥行径，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太监公公要回家——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
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
明太祖朱元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提防宦官最严，两手抓，两手都硬。他死后，其子朱棣篡夺侄子建文帝帝位的过程中，深得南京皇宫内宦官的通风报信，开始信用宦官。到了明英宗即位，大太监王振“出手不凡”，不仅开始了明朝宦官的掌权时代，还使得堂堂大明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上演惊天大戏“土木堡之变”，明朝差一点在正统十二年（1443年）就变成“南明”。
其实，王振挟明英宗御驾亲征，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入大同，五、六十万大军未同蒙古人交手，混乱中已因乏粮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如果及时撤兵，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结局只是“不果”而已。偏偏大太监王振本人乃读书人出身，脑子里总有“衣锦还乡”的念头，非要拉着明英宗到他蔚州老家大宅子留住几宿，以博天子幸宅的千秋万岁名。如果真去了蔚州，可能历史上也不会发生“土木堡”之变。大军前行四十里，王振女人一样心思缜密，忽然又顾惜起“家乡人民”来，怕五、六十万大军路过老家时人踩马踏糟蹋庄稼，便又擅自发旨改行往东，终被蒙古人侯个正着。蛮族们这时候倒知道巧攻勇取，大败明军，并生俘了明英宗。明军被杀、饿死、自相践踏以及堕谷而死的，多达五十余万。
明朝护卫将军樊忠在御营被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深怒王振祸国殃民，大叫“我为天下除此贼！”抡起大锤把大太监的脑袋砸得稀烂。这次，王振真的回了“老家”。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1）
“仁宣致治”的修整期：
明成祖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虽有个享有万世残暴之名的爷爷和爸爸，他自己却是少有的“仁德”之人。对内，他释放被先帝囚禁的直言之臣之后，还把建文帝诸臣流放在外做劳改的幸存者全部赦免放还。对外，他下诏与蒙古人讲和，以免再劳师费财。好人不长命，明仁宗本人乃一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还有喜欢床上运动的小毛病，为帝未满一年就病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但是，他在位时重用阁臣，以文臣班子治理天下，算是为明朝政治开了一个好头。
明仁宗崩后，其子朱瞻基登基，是为明宣宗。小伙子即位不久，其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想把他爸爸朱棣当年的“靖难”再重演一遍。可惜，世易时移，朱高煦没有他老爸凶残多智的脑子，未出乐安城，已经被大侄子明宣宗亲自率军堵在老窝。在明军神机铳箭和皇帝亲征的双重威摄下，汉王朱高煦只得向侄子投降。所以，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汉王造反是件坏事，但年青皇帝甫即位就敲山震虎，不仅铲除遗患，又大大树了一把威。同时，他又以此为理由，严禁藩王干政，并严禁他们自行来京朝觐，严禁藩王与朝内勋贵联姻，严禁诸王之间往来沟通，严禁他们随意出城。
明宣宗仍保留他父皇时的文渊阁。此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是“内阁”，以示有别于外廷。阁臣之中，最有名的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明成祖时代，文渊阁还几乎是个政治摆设，乃皇帝顾问班子，最大的任务是教习太子读书。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代，阁臣不仅充任皇帝侍讲，又主持草拟制诰，帮助皇帝处置军政要事，并有纠弹、决狱、军务等一系列话事权。老朱皇帝在世时，废除丞相制度，自己亲掌六部，依靠四处分封的骨肉诸王当作凭倚。朱棣以诸王起事篡夺皇位，自然是以削夺诸王实权为当务之急，怕他们有样学样。因此，彼时的藩王们在军事上已无太多本钱。到明宣宗时代，自然要依靠文臣理国。为了加强地方的治理，明宣宗下诏把“巡抚”作为一个固定官职，使其可以有权处理地方诉讼和审理案状。朱元璋当年挖尽心思废地方行省削弱地方权力。而明宣宗时代开始，从实际情况出发，使地方大员重新拥有了处置一方的权力。
对外关系方面，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无从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挟，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明宣宗也气愤，1428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宽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天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把这帮满身羊膻的土包子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北元方面，自大将蓝玉击溃元顺帝之孙（又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这位倒霉的汗王不久被叛臣杀掉，北元内部分崩离析，自然再成不了大气候。明成祖中后期，北元太师阿鲁台掌权，竟敢杀掉明朝使臣，惹得明成祖大怒，率五十万人亲征，打得阿鲁台狼狈逃窜，他所拥立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战乱中狼狈相失，投靠了蒙古的部落一支瓦剌部的首领马哈木。阿鲁台怒恼，只得捡出一个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阿岱为可汗。头领们的关系如同冬天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刺猬，瓦剌首领马哈木与本雅失里日久生隙，深觉这么一个落难“大汗”碍手碍脚，便派人把他杀掉，立其弟答里巴为完全听自己话的“大汗”。阿鲁台听说本雅失里被杀，假装忠勇，向明朝借兵，声称要为故君“复仇”。明成祖本人人精一个，表示非常“赞赏”，封阿鲁台“和宁王”空衔一个，鼓励他去打瓦剌。至于借兵吗，就算了。瓦剌的马哈木原本就是明朝的“顺宁王”，听明成祖与阿鲁台联系，非常惊恐，忙派人表示要上献从本雅失里尸体上找到的“传国玉玺”（即所谓秦朝那块，实际上是元成宗登基时所用的那块，为当时的皇太后派人伪造）。明成祖不受。马哈木觉得大丢面子，恼羞成怒，不仅扣留明朝使臣，还在饮马河一带凯觎边境。这一来，惹得明成祖大怒，二次亲征，终靠大炮又教训了瓦剌人一顿，但此战明军也死伤不少。经此一役，瓦剌深知明朝这大老虎的屁股不好摸，忙向北京贡马贡羊贡牛肉干。双方都有台阶下，讲和。由此，明朝与瓦剌的“睦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到明英宗“亲征”才打破这种势态。
瓦剌部头领马哈木与明朝讲和，但与“鞑靼”的阿鲁台却下死命攻击，双方打得不亦乐乎。阿鲁台于永乐十三年出奇兵，一举干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答里巴“大汗”。马哈木便又推立额森虎为牵线木偶般的“大汗”。由于阿鲁台总是攻击自己，马哈木怒极之下，转年率军深入至斡难河以北，准备以牙还牙，不料正好中了阿鲁台埋伏，兵败身亡，其子脱欢也被生俘。额森虎捡了大便宜，“监护人”马哈木死了，他倒成了真正的“大汗”。庆幸的是，马哈木之子脱欢未被阿鲁台杀掉，两年后被放归，回去后作了额森虎的“太师”。额森虎在明仁宗洪熙元年病死，脱欢就拥立本雅失里一位侄孙脱脱不花为“大汗”（此人曾在明成祖时在甘肃向明朝投降，此时叛明西逃，投奔瓦剌）。由于后来明成祖几次亲征桀骜不驯的阿鲁台，脱欢乘其弊弱之机，在明宣宗宣德九年终于杀掉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为父报了仇。至于阿鲁台原来在鞑靼部拥立的阿岱汗，只能率为数不多的人马逃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躲起来。
瓦剌部本是蒙古偏支一部，但自马哈木起，经儿子脱欢经营，又到孙子也先，虽皆以“人臣”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北元的真“可汗”，蒙古皇室博尔济锦氏不过是他们手中傀儡而已。所以，到了明英宗时代的“北元”，其实是瓦剌部的“北元”。
明宣宗在位十年间，对蒙古诸部一直以“抚”为主，其实是处于防御状态，总希望能挑拨蒙古诸部打仗，自己当仲裁人以获平安。不巧的是，平衡手腕没有完全施展后，瓦剌击溃鞑靼，一支独大，为日后的明朝种下大患。
在南方，明宣宗最大的一个失着，是复封安南，即重新承认了它的半独立状态。明成祖时代，兵威四至，安南已经成为“交趾布政使司”与“交趾按察使司”辖下之地，与内地建置一样。安南人本性好乱，连年起兵反明。由于地处南方崇山峻岭，当年“大元”都束手无策，搞得明政府也头痛不已。明宣宗继位后，面对清化府的黎利叛乱，耗兵废时，就想委曲求全，复封安南为藩国，让他们“岁奉常贡”。当时，大臣夏元吉等人力谏，认为明成祖至今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如此则一朝弃去，安南又从郡县变为“国家”，前功尽弃。可惜的是，杨荣、杨士奇这两个文臣无远谋，附和明宣宗，并在老挝找到安南王室后裔陈嵩，派人护送他返国当“安南国王”，以图立傀儡来控制安南不反。黎利这种边陲野货胆子很大，陈嵩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嵩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后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他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蕞尔小邦，永久走上脱离之路。
总的来讲，明仁宗、明宣宗父子二人继明太祖、明成祖之后为帝，尤显“仁德”慈善，特别是仁宗，“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让时人怀念不已。宣宗时代，“吏称其职，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所以，对于仁宣父子十年多的治绩，史称“仁宣政治”。其实，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过于暴虐，才显衬得明仁宗、明宣宗父子这么“仁德贤明”。相较宋代真正的仁君宋仁宗、宋真宗、宋孝宗等人，这两位明朝皇帝其实还差得好远。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因在床上用力过度，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八岁。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此即明英宗。
英宗皇帝即位后，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孙氏为皇太后，“罢诸司冗费，放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役夫（一）万七千人”。新皇帝出炉，施政之始，一般都有惯行的“振作”。
半年后，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
王振的“开创”：
明代宦官之祸很烈，但没有烈到象汉末以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汪直如此，刘谨如此，冯保如此，魏忠贤也如此。这种情况，均同朱元璋当年废丞相制度有关，由于军权、政权分由六部分担，皇帝一人提纲契领。这些举措，听着好听，皇权独握，其实真正遇到事情，天子本人也因结构的复杂无从完全对一切大事加以掌控。皇帝如此，“准皇帝”的九千岁大太监也是如此。弄权一时好办，狐假虎威，有皇帝招牌，但当这块招牌不管用或不挡风时，太监只有挨剐的份儿了。
明太祖朱元璋丝毫不掩饰他本人对宦官的印象：“此曹（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便为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宦官）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老朱规定，内臣官阶不能高过四品，月给食米一石，衣食用品皆为“官给”，并在宫内设立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也正是在老朱皇帝当政期间，内监二十四衙门已经搭建完毕，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最有威权的乃司礼监，其长官官称为“提督太监”。现代人一般把宫内的宦者统称为“太监”，年青的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