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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架的凤凰-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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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的决定,并诉之法律,且通过报章公告天下,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妃子与皇帝的离婚风波,这就是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淑妃革命”。 
  “淑妃革命”给了溥仪莫大的刺激,他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他不下“罪己诏”,反而把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从而迁怒于她,两人由同床异梦而终致陌路。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日本人就鼓吹他到东北自己的龙兴之地,重整旗鼓,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次入主中原。而婉容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以上两种原因使得溥仪非常厌恶婉容。婉容有她的虚荣心,她想留在天津,继续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但遭到了溥仪的粗暴对待。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废,常常夜不成寐,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症,只能更深的陷入鸦片的烟雾中,以麻醉自己求得解脱。而这,仅仅是她人生悲剧中的一段,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等着她呐!   
  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其实他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挡不住恢复旧日帝国美梦的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为他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出卖祖国利益的傀儡。 
  溥仪的离开,婉容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溥仪抛弃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虽然她一直是在冷宫里寂寞着。如果从成熟女性的角度,从女人的幸福立场出发,溥仪的离开对她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当这种现实真的来到时,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正像溥仪后来所说:“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与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被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这就是婉容,高贵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篱,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给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后传统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她不让它谢幕,以一人之力硬撑起这巨大的夜色,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近世有学者是这样评论婉容的: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女人没有不虚荣的,这种虚荣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泽,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好胜心,和对名誉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她当了皇后之后,虚荣就从她生命的深处浮现出来。她掩藏起本来的自己,装扮出另一个自己。她的虚荣使她不愿意放弃皇后的头衔,哪怕是一个竹篮盛水的现实。从此她就固守皇后这一个信念,一种选择。因此,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哭闹不止,大骂溥仪薄情,要追上他问个究竟,谁也挡不住她。实际上就像溥仪说的,她不愿意放弃皇后这个头衔。与其说末代皇后是她别无选择的命运,毋宁说是她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唆使。虚荣让她走上了不归之途,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剧。 
  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连,再转至长春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长春她就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阴谋陷阱的一部分。这样看来,婉容是自愿走进东北这个表面覆盖着鲜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在长春执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自然又成了“执政”夫人了。溥仪成了满洲执政的傀儡后,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 
  “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其实就是二栋小楼,但也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了。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则在勤民楼办公。溥仪非常勤政,使婉容也觉得要恢复旧日的天堂,或许指日可待,未免不产生一些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挂名,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无论是例行会见,还是私人召见,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挂”跟在身边,且有日本和伪满媒体跟踪报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溥仪梦想带兵入关,复辟大清。日本人是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们遵照天皇给他们的政治目标,让溥仪不得离开满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仪帮助他们分裂满洲出中国。 
  婉容则更惨,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狱。 
  因为是地狱,她的灾难就是双重的。她不仅受溥仪的冷落,还受日本人的冷落。溥仪第一次登基,举行了隆重的“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但没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作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的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为了炫耀中日“亲善”,同意婉容以“皇后”身分随溥仪在勤民楼接见外宾外,此后的十多年,她再也没有以“皇后”身分公开露面过,甚至还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其打击可想而知!先前积郁的苦闷,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犹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由轻度的神经衰弱症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稀里哗啦。 
  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在这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27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纱绸,还有不同花色、不同质地的日本、法国、印度等国的上等毛料、丝绸。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也只有她走进了现代生活的门槛,濡染了现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她有祖父般忧郁的气质,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也有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这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更多的蕴藉着少女的情怀,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写一些小资的诗句,读一些风花雪月的外国小说。她弹奏时尚的钢琴,给自己起英文的名字,穿着西装拍照等等。虽然她努力要保持皇后的矜持,把这些超越流俗的东西藏得很深,但这是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东西,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生命里面渴望自由的神经在这个时候复活了。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婉容最终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据原国民党首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回忆:“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 
  保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分,没有任何有效方法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来赴宴,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韫颖,向溥仪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由于泄密,逃跑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又流产了。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人生虽壮美,山河虽辽阔,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犹若水中的飘萍,风中的转蓬,只有随波逐流,随风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劫后重生吧!   
  红杏出墙   
  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果然这件宫廷“秽闻”,使溥仪怒不可遏。他变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后,他将无辜的孩子愤怒的投入火炉,活活烧死。将29岁的婉容打入冷宫,永不饶恕,直到40岁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气。 
  关于这件事,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有详尽的回忆: 
  “溥仪与文绣 
  离婚之后,渐渐也对婉容有了反感。一来是,文绣离婚是婉容‘逼’的;二来是,婉容不学好,抽大烟上了瘾,而且愈来愈厉害。婉容自觉生活无望,走上颓废的道路。现在,差不多人都知道婉容曾与一个听差有染。可我跟溥仪谈恋爱的时候,溥仪对此开始闭口不谈,就是我问起时,他也极力回避。后来,我跟溥仪一次恋爱小风波之后,他为了哄我,才跟我细说起了婉容与那个‘听差’勾搭的前因后果。 
  “在‘满洲国’的时候,婉容因为时常跟一个姓李的‘听差’接触,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为避人耳目,两人很少当面说话,大多数是通过婉容屋里伺候她的一个老妈子来相互递信儿。那个姓李的,在溥仪面前很‘红’,极得溥仪的信任。过了许久,一个佣人向溥仪告发了这件内廷的丑事。在此前后,宫中也有风闻,但溥仪不太相信。谁料到,婉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纸里包不住火,但婉容就是不讲是谁的孩子。直到婉容与姓李的偷偷传递条子,被佣人悄悄送到溥仪面前时,他这才相信这是真的。原来,婉容跟那个姓李的听差虽然当面不怎么说话,只要他一到婉容的屋里,两人就以传条子的方式来确定时间约会。据溥仪说,他拿到婉容看过的条子后,没有吱声。当夜,婉容与情人约会的时候,被事先预谋好的溥仪和心腹当场抓住。……对于分娩下的孩子,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溥仪对我讲述的是这样的:分娩的时候,婉容身边没有任何医生,只是在保姆的帮助下,生下来的。这个孩子生下之后,当时就死了。溥仪立即叫人把孩子扔到炉子里。” 
  根据群众出版社最新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记载(过去市面上流通的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基本都是1964年版本,而之前即曾经二易其稿、九次修改。最早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初稿本,是溥仪在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用一年多时间完成的,20多万字,由管理所油印成册:之后在此基础上先后发行了1960年、1961年、1962年的“灰皮本”、“一稿本”及“二稿本”。这些最接近作者原始的文字,曾删除了15、6万字的内容。新版恢复了1964年之前版本中被删除的大量内容):当溥仪知道婉容与别人私通并怀孕后,自然是难于接受,甚至想要毁灭一切。在羞辱与盛怒之下,他早已失去了理智,虽然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他,希望能承认这个无辜的婴儿,但溥仪坚决不答应。他趁婉容昏迷之际,将婉容所生的女婴活活扔进锅炉烧化,却对婉容说,是把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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