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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明显后力不济了，对我们后方阵地的拦阻射击简直就是安慰自己。
从510高地到后面防御阵地的撤退只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可所有的人都感觉自己是从地狱爬回了天堂。本来时间不需要这么长，因为114战区距离我们只有短短的两千公尺直线距离，可是前进道路上大部分地段被洪水淹没了，另外还有工程兵敷设的庞大地雷场。接应部队的战士用手持激光发射器给我们指引道路。
运兵车里散发着淤泥的恶臭，每个战士身上都满是黑色的泥浆。曲成从运兵车后座上找到了新的急救包，把脸上黑糊糊的纱布换掉。他的气色依然不好，眼睛自始至终都凝视着510高地，大概这样就放弃自己坚守的阵地还让他无法释怀。看他的表情，估计这个年轻的团长又要深深地自责好一段时间。
被战士们搀扶着走下运兵车，我坐在坑道拐角等待着周围的医护人员给我清理。
我的旁边坑道是放置牺牲人员遗体的，在靠着我边上的一个战士的遗体身上简单地盖着块防雨帆布，还没有放进黑色的塑料运尸袋中。
从露在外面的服饰来看是个坦克兵，身上穿的是和我一样的连体防护服。他露在外面的身体上满是细小的弹洞，大概是在坦克被导弹击中的时候来不及躲避，被坦克车体内侧崩落的碎片杀死了。
趁着暗淡的灯光我揭开了帆布。
一张熟悉的瘦长脸庞映入我的眼帘。
第五节
夜色第五章第5节
姜野！
我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怎么是姜野？
他怎么会牺牲？
我委顿地跪在他身边半天没有动弹。
我想诅咒这个该死的夜晚，可我却想不出任何可以发泄的词语。
摆正他的躯体，我开始默默地替他整理仪容，擦去脸上的污渍和血迹，把衣服拉链拉上。
他上衣口袋里有个金属长条状的东西，大概是他贴身的私人物品吧。
我从口袋里把东西拿了出来。
是支口琴，苏秦的那支口琴。
没有想到姜野还一直保留着它。
口琴的高音区被弹片击穿了，破损的银白色外壳上镌刻着一只漂亮的鸽子。
摩挲着口琴，终于，一滴滴眼泪顺着我黝黑的脸颊滚落下来。在311高地坑道里休息的最后一个夜晚，那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首《黑名单上的人》片尾主题曲悠长的旋律，布衣愉快的笑脸，塑料布上的水壶，还有从坑道口飘进来的雨丝。
苏秦、布衣！
眼前的口琴让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我开始痛哭起来。周围正在工作着的战士们纷纷都停止了手中的活慢慢聚集到我的身边。
他们感到诧异，一个浑身泥浆的士兵怎么突然捧着一只口琴哭了起来。
攥着口琴我昏昏然睡去了。
整整两天没有好好休息，而且又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相逢，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在姜野身边我整整哭泣了半个小时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后还是曲成招呼医护人员帮我清洗身体整理伤口，又抬上了前往野战医院的卡车。
虽然我坚决要求留下，可曲成在听完医生的检查后执意要医生把我送进医院。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极差，虽然没有什么严重战斗创伤，但血色素低得吓人，随时会在战场上休克，根本没有体力继续进行激烈的战斗。谁让我在战争爆发以前十多年都没有锻炼过身体，还天天抽烟。我经历过的战斗激烈程度，连久经训练的战士都难以承受，更何况一个体质糟糕的平民。
野战医院就设在三团团指旁边，经过十来分钟的颠簸，我被战士们从担架上抬进了一处坑道。熟悉的消毒水味道，当然，还有熟悉的饮泣和哭嚎。
又回到该死的医院病房了，那个我无比痛恨的地方。
我现在的心情实在糟糕到了极点。
明天得想办法逃离这个该死的地方！
我暗暗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上午我醒来的时候发现靠着墙壁一侧的长椅上委顿地坐着个军官，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绷带，他的手上赫然带着一幅亮晶晶的手铐。
“那人怎么回事？”
我小心地询问旁边正在给隔壁病床上病人换药的护士。
“临阵脱逃的，押在团部。昨晚企图夺枪逃跑，给打伤了。居然还是个连长。”护士撅着嘴说道。
临阵脱逃！
我不禁细细打量坐在椅子上的受伤军官。
逃兵连长的个子并不高，大约一米七五的样子，他大概一夜都没有休息，精神非常萎靡，胡子已经有几天没刮了，乱糟糟的，更显得人没有精神。人松垮垮地缩在椅子上，瘦小的一团，肿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某处。如果他脱下军装，我怎么也无法把他与军人联系在一起，活脱脱一个罪犯。
观察了逃兵连长一会，我有些无聊了，伸长脖子四处打量周围的情景。
中间和右面的病床区都是受伤的军人，左侧靠外面的病床区好象是些城市平民，在他们的里面坑道部分则是农村的老百姓。城市平民和农村人之间不知道是谁用防雨塑料布拉起隔开了。
我开始起床溜达，昨晚严重扭伤的脚还疼得厉害，我只能借助一只拐杖小心地挪动着。
城市人的病床区明显比那边的农村人干净，生活垃圾都集中在几个黑色的大塑料袋中。不过这些人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没有象那边农村人一聚就是一堆人。
没有找到上次在医院那个大嗓门的中年福建人，到是一眼看见了那只熟悉的小狗和女孩主人。女孩依偎在白胖的小伙子怀里正在呢喃着什么。
我略略有些失望，不知道福建人现在是否还活着。
拄着拐杖，我继续往里面走去。里面的坑道里有一股尿骚味，大概是这些小孩随意在墙角解的。一群小孩正聚在一起玩耍，大部分是男孩在打闹，旁边几个女孩到是文静一些。男孩们正在玩玻璃球，在地上挖了几个浅坑；女孩子们则折腾着一个头发已经掉光的塑料玩具娃娃，娃娃身上的电池快用完了，模拟的婴儿哭泣声有些变调。
此时从坑道尽头的手术室里推出一辆手术车，我抬头一看，在手术室外边迎上去的不就是那个福建中年人吗？
福建人推着手术车朝我这边走来，他穿着一套浅黄色的夏季休闲西装，一尘不染；中分的头发因为长时间没有打理鬓角已经很长了，但顺巧地贴着脸颊；手臂撑着车子扶手，身体有些佝偻；但他的嘴角有力地微微翘着，充满了成年男性的坚毅，一双眼睛专注地凝视着手术车上正在熟睡的一个女孩。
福建人小心地推着手术车边朝旁边的医生护士道谢，当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朝他打了一声招呼。
福建人有些错愕，旋即冲我点点头，眼角微微流露出些许笑容。他应该没有见过我，上次在山区医院的时候我是隔着老远听他说话，只不过是我对他的印象相当不错这才冒失地主动打招呼。
“您是？”
福建人帮着护士把手术床上的女孩小心地放置到病床上后转身问我道。
“哦。我是上次在山区医院听见你批评周围人怕死的话，对你印象深刻，所以。”
我不好意思地讪讪说道。
“那请坐，那请坐。”
福建人连忙招呼我坐下。
“这是？”我看着病床上的女孩问道。
女孩正在熟睡，略略有些散乱的刘海柔软地覆盖着瘦削苍白的脸庞上。
“是我女儿。上个月肾脏突然出问题了，一直没有好，在做肾透析。”
福建人的话有些凄凉无奈，低沉沙哑的声音里透着浓浓的鼻音，一缕头发搭在他额头上的皱纹上。
我注意到了他鬓角中的白发和眼中的血丝。
看来这位父亲一直在细心地照料着女儿，自己却愈发地憔悴起来。
“你夫人呢？”我问道。
“失散了。”
福建人低头轻轻地掖好女儿的被角。
“您是福建人？”我又问道。
“不是，我是台湾省人，祖籍在福建。”
身体前倾，台湾人略略上翘的嘴角向两侧拉开，眼角凑出一丝笑容。
我在旁边也陪着笑了一下，试图冲淡眼前这凝重的气氛。
上午我有一句没一句地陪着台湾人聊天。
他姓冯，我就叫他冯先生。
冯先生已经在福建安家立业了，开了家内存加工厂，战争爆发前一直和国内的IT厂家做生意。战争爆发后加工厂属于优先迁移的企业，冯先生也随同厂子一起转移。可在我们城市附近的时候被敌人突击部队给追上了，设备被炸得差不多，自己也和老婆失散了，更糟糕的是女儿却在这要命的时候出现肾衰竭，冯先生只能将就着留在城市医院给女儿紧急治疗。部队朝山区转移，冯先生和女儿也就一起随同转移，因为孩子的病必须及时做透析。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其他地方那里能找到治疗？
我问他战争结束后打算干什么，他说接着开IT生产厂，而且要开一个更大更先进的厂子，用美国战争赔款。我问他怎么知道我们会打赢，他紧绷着嘴角，态度异常坚决。
一个执着的商人。我开玩笑说战争结束后只要我们俩还都活着我到他厂子里当会计去，冯先生严肃地看着我答应了。
中午时分护士们挨个给病人们送饭，路过那一群小男孩的时候淘气的小家伙们一拥而上。战争时期医院所有的人都实行了配给制，这些小男孩们都处于发育期，怎么也吃不饱，一看见病号饭推上来了就忍不住上前围观，哪怕是闻闻味道也好。
混乱中一个上前帮忙的男孩把捧在手中的盒饭给弄撒了，后面吓坏了的一个中年男子奋力把小孩摁住用力揍他的屁股，下手特狠。这次淘气的孩子大概彻底激怒了中年人。
已经被眼前情景吓坏了的小孩开始哇哇痛哭起来。
旁边的十几个吓着的小孩也跟着哭了起来，坑道里顿时一片混乱。推车送饭的护士蹙着眉手足无措地愣住了。盒饭撒了一个，有个军人病号没饭吃了。
在旁边病床上躺着的一个衣衫褴褛挺着大肚子的中年妇女艰难地把手中的盒饭递给护士，忙不迭地边赔礼道歉边示意她把盒饭还给军人。
站在那里尴尬无比的护士不知道是接还是不接。
一个在旁边帮忙的轻伤员见状连忙把那个农村中年妇女的手给挡回去了，转身把自己的盒饭放在重病号的床头。这个轻伤员一边示意护士继续给战士们分发午饭，一面走到孩子父亲身边将孩子拉到自己孩子抱了起来。这下该孩子父亲愣住了，半天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在前面一张病床上的那个白胖小伙子坐了起来不满地对自己身边的女友说道：“就是这帮农村的，一生就是一堆小孩，把国家都折腾穷了，还天天在前面吵得要死。”
旁边有几个人也开始无聊地附和着，对农村中年人指指点点起来，嘴里骂骂咧咧。
那个中年农村汉子好象没有听见，自己又一屁股坐回床边。
当护士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冯先生说话了：“小吴同志，能不能把我那份给刚才那位解放军战士，我今天没有食欲。”
护士好象和冯先生已经很熟了，嫣然一笑着回答道：“冯先生，没关系，我们还有备用的饭菜。您就不用担心了。”
说完，吴护士轻轻地把盒饭放置在床头又仔细看了还在熟睡的女孩一眼。
“你女儿这几天病情好象开始好转了。”
“是。多亏了你们细心照料，我老冯都不知该如何报答。”
冯先生感激地看着护士。
下午，又转来了一批伤员，坑道里顿时一片忙乱。医生护士实在人手不够，于是有个医生站在门口喊人帮忙。
能自由活动的轻伤员都呼啦上去了，接着那帮农村的人群里只要是腿脚灵便的也都上前帮忙，连他们那帮子小孩也都一窝蜂跟在后面。可这边的城市人里却没有其他动弹的，只有冯先生自己一个人走了上去帮忙提点滴瓶。
我想上前凑热闹，却被医生闲碍事被撵了回来，连拐杖也被没收给其他新伤员用。
无聊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从第二天开始我的脚踝开始好转了，可以自己下地走路，我开始小心地跛着脚四处游荡。
那个逃兵连长每天都被押送过来接受治疗，他的伤看来还挺重的。我曾经蹭到治疗室附近朝里面看，逃兵连长的头伤到颅骨了，一个护士小心地用一个碗状的东西扣在他的伤口上再用纱布绷带缠上。自始至终逃兵连长的手都被铐着，不过今天他的情绪还算比较正常，只是两眼无神地直直看着护士。
下午当我又在冯先生旁边聊天的时候，两个孩子玩耍着从我们身边经过，在前面病床上歪着的白胖小伙子开始找事了。
“小孩，过来。把这些垃圾给我扔到外面去。”白胖的家伙有些凶狠地命令道。
这大概是姐弟俩的小孩给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小男孩紧张地躲到他姐姐身后。
“听见没有！叫你们那，又不是没有倒过垃圾。真是弱智！”旁边的小狗的女主人有些厌恶地大声呵斥道。
小女孩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离开还是按照眼前这两个大人的话上前提垃圾袋。
我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姐弟俩，感觉自己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