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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小说家-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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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接下来他扇她耳光那段呢?你说她几乎高潮。为什么几乎?她可以现在就高潮嘛。”他打个响指。

“呃,要是第一页这么写,那就没有故事了。”我争辩道,像是回到了学校里,面对写作小组的批评为自己辩护。这家伙以为他是谁?至少我识字。“需要慢慢建立情绪——从写作方面。”

他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说:“剩下的呢?”

“朋友,我不可能从头到尾全念给你听啊,我们只有一个小时。”他开始让我讨厌,所以我不再害怕他。要是我不尽快开始访谈,我恐怕就要陷入痛苦的长期徒刑了。我把稿子放回牛皮纸信封里。“谈完了你带回房间里慢慢读吧。”

“好的,好的。”他说,“咱们开始吧。拿出你的小录音机。”

我拿出小录音机,花了一分钟开动它,找到我的问题清单。克雷耐心地等着,嘴唇上挂着一丝笑意。

“你被你母亲遗弃了,对吗?”我问。

“错!”他吼出这个字,然后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抱歉,我只是在按我读到的内容说。”

“你读错了!”他又吼道。

“那好,你有机会纠正错误了。”

“不如你先说说你母亲?”

“我母亲去世了。”我说。

“对不起,”他皱起眉头,看起来是自顾自地皱起了眉头,“别在意。”

“没关系。”我暂停录音,“你要是不愿意,我们不是非得讨论这个不可。但是你自己说要从头开始的。”

“你说得对。我们说好了的。”他朝录音机点点头,我重新开始录音。他深吸一口气说:“我母亲。首先,她没有遗弃我,是警察从我身边夺走了她,然后州政府将她和我隔开。毁了我童年的是他们。政府。现在我又落到他们手上了。有人说我憎恶女性?我憎恶条子才对。要是发现有儿童服务机构的社工被人碎尸,尽管来找我。但没有人比我更爱姑娘们了。她们是我的人生目标。”

“先说说你母亲。”我说,“也许不是真的,我只是复述我读到的内容,但报纸还说她是……她卖……”

“说她是妓女?”他向前俯身,咧开嘴,铐住的双手夹在膝盖之间,“你想说的是这个吧?没错,我母亲是妓女。我替你说。那又怎样?我们总得吃饭。昨天夜里,这个国家有多少女人为了吃饭,向着她们没兴趣的男人分开双腿?那种关系叫做婚姻。我老爸——天知道他是什么人——弃家溜走了。混账的是他,不是我。我母亲没法睡他换钱,她睡了其他男人。那又怎样?她是妓女,她是女招待,她在作坊为洋娃娃缝衣服。这年头应该没这个行当了吧?我指的是这儿。布鲁克林没有了。我记得她带着洋娃娃的衣服回家,我把那些衣服穿在美国大兵的模型身上。她还在作坊给我缝衣服,估计厂里睁只眼闭只眼。”

“她给你缝衣服?”我问,“做裤子吗?记得好像挺难的。”

“不,我指的是缝缝补补。打补丁。因为我们很穷。”

“明白,明白了。”

“我想说的重点是她是个好母亲。我们每天一起吃早饭。燕麦。我记得我最喜欢咖啡的味道,哪怕我还只是个小孩子——”

“我也是。”我想也没想就附和道。

“所以她会在我的牛奶里稍微加一点咖啡。”

“还要加很多糖,我也是!”

“我有时候还是很想那么喝。”他说。

“这儿有?”

“什么?咖啡和牛奶?当然有。我是说我偶尔挺想这么喝。”

“哦,对,当然,”我哈哈笑道,“我没过脑子,我还在想你怎么点饮料呢。”

“呵呵,对,找狱警要呗。”克雷也笑了,露出满嘴白牙,再次提醒我身在何处。我突然感到一阵自我厌恶:真是可耻,我居然看着自己和一个凶手相视而笑。不过笑声起了作用,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我和他建立了联系,他开始放松,靠在椅背上,不需要我的提示就说了下去。

“然后有一天她出去就没再回来。整个夜晚慢慢过去。以前还有邻居帮忙照看我,但这时候我们已经从那儿搬出来了。科罗纳的一家旅馆,好像。还是在欧松公园?我记不清了。”

“我可以自己查。”

“整整一夜只有我一个人。房间里没有食物。燕麦盒里只剩下最后一丁点——我记得,就是一点碎渣。没有牛奶。”

“你很害怕。”

“他妈的当然。我才五岁。于是我躲在壁橱里。估计感觉比较安全。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非得要去卫生间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但卫生间在房间的另一头,看上去是那么遥远。我记得当时肯定很早,因为电视一直开着,那会儿在播《今日秀》,我知道动画片很快就要开始了,我可以偷看。”

他说话时望着半空中,眼神涣散,身体前倾,完全一动不动。我也不敢动弹。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散发着氨水的气味,仿佛医院和男厕所,头顶的日光灯管发出微弱的嗡嗡声。灯光映出我们的影子:我手中铅笔的影子落在记事簿上,他两肩和头部的影子被拉长,落在桌面和地板上,仿佛一张空白地图。那是什么颜色?不是灰色,不是黑色,影子碰到哪里,那里的色调就变得更暗:仿木桌面,灰色油毡地毯,棕黄色的纸张,粉红色的皮肤。

“这时门突然开了,来的不是我母亲,而是警察。突然到处都是警察——也许只是我的感觉,也许只有两个警察,但你知道,他们穿制服系腰带佩着枪,看上去那么庞大。还有社会服务机构的人。他们带走了我。就是这样。”

他停下来。我等他开口,然后问:“你没再见过你母亲?”

“没有,再也没有。就是这样。”

27

我走出会见室,弗洛斯基和特蕾莎在有长凳和自动售货机的外间等着。

“嗨。”我微笑道。弗洛斯基转过身去,不顾头顶墙上大大的“禁止吸烟”标记拼命吸烟。特蕾莎看上去很疲惫,脸色苍白,黑发向后挽起,露出面庞。她从手提箱里取出一个文件夹。

“这是你的合同复本,签过字了。”

“谢谢。出什么事了吗?”

特蕾莎压低声音说:“终审上诉被驳回了。”她扭头看了一眼弗洛斯基,她把烟灰弹进饮水机。反而是特蕾莎显得很悲伤,弗洛斯基只是比平时更加愤怒。

“抱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开始了解达利安这个人了,得知他即将死去,我真的感到抱歉吗?好像并没有。“所以,都结束了吗?”我问特蕾莎。

“还差得远呢,”弗洛斯基插嘴道,“用不着担心。”

“不,”我嗫嚅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打开饮水机,浇灭烟头,把一块钱塞进售货机,揿下健怡可乐的按钮。钞票被吐了出来。

“他妈的鬼东西!”她对售货机连踢带打,尖头皮鞋踢到突出的边缘,险些摔倒。“妈的,”她一只脚跳着说,“这鞋是新买的。”

“来,让我试试看。”我说。我拿出零钱,把一张比较平展的一块钱塞进售货机。从机器伤痕累累的外表看得出,许多受挫的访客曾对它饱以老拳。汽水掉了出来,警卫恰好走进房间。

“卡罗尔·弗洛斯基?”他喊道。

“是我。”

“你可以见委托人了。”

“好。”她抓起公文包,以可敬的尊贵姿态蹒跚而行,穿过那扇门走向委托人。她经过我的身边,我注意到她捶打售货机时,粗重的指环割破了皮肉,手指上有一道血痕。她连眉毛都没有多皱一下。我不禁心想,我要是遇到麻烦,一定委托她当我的律师。警卫嗅了嗅。

“你抽烟了?”他问我。

“我?没有,我不抽烟。”

他皱着眉头瞪了我一眼,将尴尬而沉重的寂静留给我和特蕾莎。

“要喝汽水吗?”我小声说,“我不喜欢健怡可乐。”

她摇摇头。“他还不知道,”她说,“她现在要去告诉他。”

“我知道。我见他的时候他挺好。访问很顺利。”

特蕾莎坐下,取出贴满黄色即时贴的厚实法律课本。她打开眼镜盒,戴上眼镜。我对性感的女图书管理员一直有幻想,这应该不奇怪吧?喜欢读书的姑娘最火辣了。

“说起来,”我说,“那位作家,你提过的那个吸血鬼小说作家,我读了点她的书,感觉很不赖。”

“我也这么觉得。”特蕾莎没有抬起头。

“我在哪儿看见说她有一本新书快出版了。”

“刚出版,我已经有了。”

“真的?”这倒是新闻了,“我得去看看。你已经买到了?你还真是她的书迷啊。”

她不理我,只顾低头看书。我从她衬衫领口的缝隙瞥见一小片白皙肌肤,还有一幅黑色文身的卷须,卷须向上(也可能是向下)伸展。我内心的吸血鬼露出獠牙。

“呃,你要是感兴趣,”我继续道,“我在哪儿看见说作者要做个线上活动。”那是出版商搞的新名堂。说实话,我连这个概念都几乎不理解,但克莱尔信誓旦旦地说能促进销量。“她会主持一个聊天室。”我解释道,尽量不显得太大惊小怪。

“对,”她对着课本说,“已经知道了。”

28

在回程的列车上,我开始誊抄访谈内容,戴着耳机听录音,对着笔记本电脑打字,这一向是最困难的环节。刚开始做访谈那会儿,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学会不用自己的发言打断访问对象的话头。访谈结束后我还必须听着磁带上自己的声音讲述琐碎的细枝末节。我的皇后区口音很刺耳,嘀嘀咕咕带着鼻音,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听。哪怕是今天,听着我和克雷的对话,每次听见我惹人讨厌的口头禅——比方说没完没了的“对哦,对哦”——我都忍不住皱眉头。事实上,以对话自然流畅而著名的作家和电影制作者往往高度风格化,而未经编辑的真实对话文本你读不了几行就会觉得无聊透顶。

与克雷的对话就是这样。他独角戏唱个不停,内容既惊悚又令人麻木,讲在儿童福利体系内的恐怖历程,辗转于一个个寄养家庭之间,受忽视,被欺凌,挨打,很可能还遭到过猥亵。曾经收留他的一对寄养父母后来因猥亵男童被捕,但没有资料显示受害者中有克雷,我提起时他也连连否认。可是,他的叙述与记录多有出入,尤其是关于他的母亲。

杰拉尔丁·克雷是个噩梦。她的病态母性表现远远超出克雷描述的贫穷和疏忽。她以卖淫为生,有一长串的被捕记录,包括多次盗窃、持有毒品和在公共场合醉酒。他出庭受审时,案卷里包括了儿童福利机构的记录,提到她不但长时间将他一个人留在家里,还在接客时把他锁在壁橱里。刚开始小达利安又哭又闹,于是她塞上他的嘴,直到他学会保持安静。他在禁闭期间尿了裤子就会挨揍。被捕后的那天早晨,她向分局的一位警官报告说她的孩子独自在家,社会福利人员确实因此带走了他,他由于无人照看而成为州政府的受监护人。她认轻罪服刑六十天后出狱,却没有出席儿子的任何一次监护权听证会。她抛弃达利安,继续在各个城市积累被捕记录——旧金山、洛杉矶、底特律。后来她也许改邪归正,因为一九九六年以后就没消息了。她当时大约四十到四十五岁,有可能和许多惯犯一样,年纪渐长,厌倦了职业罪犯的紧张生活。也可能已经死于非命。

29

后来我戴着耳机听着磁带在车上睡着了。我做了些古怪的梦,被耳机线勒醒后忘了个干净,到纽约时已经筋疲力尽。可是,这一天还没过完。我从地铁站走回家,看见一个像是卧底警察的家伙走出一辆像是卧底警车的轿车。车是黑色的雪佛兰,男人身穿黑色大衣、海军蓝正装、白衬衫和红领带,但不是硬汉条子那种类型。他看上去很精明,戴无框眼镜,嘴唇抿得很紧,脸上皱纹交错。他开始花白的黑发向后梳,对警察来说有点长。我突然毫无理由地惊恐起来,尽管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但不知为何在我内心深处,还是有几分矇眬但无法驱散的罪恶感。

“布洛赫?”他问。

“对。”我平静地说。

“我是汤斯特别探员。”

“什么事?”他向我出示证件,但我只看了一眼。我在网上搜索资料时见过这个名字,对他的面容也略略眼熟:他是逮捕克雷的联邦调查局探员。

“能给我一分钟吗?”他说。

“没问题。”我尽量用低沉的声音说,“上楼去喝杯咖啡?”

“没时间。今晚我要飞孟菲斯。你要是不介意,咱们在我的车里谈吧。”他打开轿车后门,没有等着看我到底介不介意。我当然介意,但还是坐了进去,他跟着在我身旁坐下。驾驶座上的探员下车,方便我们私下谈话,也可能是不想目击我被折磨。

“书写得怎么样了?”他问。我和他直视彼此,像是坐在露天汽车影院里。

“挺好。”我说,“多谢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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