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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我们发现真相。
此刻我想到，与达妮和克莱尔讨论最喜欢的侦探时，我忘记了其中最优秀的一位，他解开谜团也创造谜团：弗洛伊德博士。他和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同代人，自己担任自己的华生，撰写一个个案例，程序和方法与福尔摩斯相似得离奇。两个人甚至都注射可卡因。案例开始永远是当事人走进他凌乱积灰、堆满书籍和古物的书房，向主角讲述他缺少了什么或丢失了什么。他总是在团团烟雾中认真倾听，留神注意线索，孜孜不倦、无畏无惧、充满耐心地追查线索，线索往往带着他回到过去那个失落之物的王国，故事到了尽头，总是会发现线索的起源，永远是一出犯罪。
我撕开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有磁带，有我与克雷和遇害女性尚未誊抄完毕的记录，还有我的笔记本和档案。我把磁带插进录音机，一边随便翻开文件，一边听着克雷用傻乎乎的声音唠叨，但现在我知道他这么说话完全是为了骗我。
我翻开克雷给我的档案夹：他的情书，一叠粉色和紫色的宝丽来照片，他从仰慕者那里收集的文书。大概是另一种色情文学吧。这么多女人，这么多年，这么多面孔、名字、躯体。她们后来都怎样了？每一个都可能遭遇我见过的那三个的命运。快翻到最底下时，我看见一张手写的字条，用的是上等白色信纸，日期是三年前。
亲爱的克雷先生：
我叫达妮艾拉·吉安卡洛。我姐姐是朵拉。我知道你一直说你没有杀她。我还知道她为你当模特，因此你肯定很喜欢她，认为她值得被拍摄进你的作品。她和我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认为我有权放肆写信给你。我参加了你的庭审，我认为你看见了我，对我微笑。我有点觉得我好像认识你，因为我们上的是同一所高中，虽说不是同一段时间。我入学比你晚，而且只上到三年级就和家人搬去长岛了。我甚至记得你的家，你寄养的那个家，学校那个街区拐弯就能看见。总而言之，因为以上种种，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不管报纸上怎么说你，求你向我展示你是一个仁慈的人。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我姐姐剩余的部分，或者让我知道她是如何过世的，求求你告诉我。我知道你有能力帮助我。
此致……
随信附的是一张护照照片似的大头照，上面的达妮艾拉（或她的姐姐，谁知道呢？）满头棕发。这种恭顺的语气，若有若无的调情，都说明写信的是个心理学新生，捧着一本管控精神变态者的书籍，但我的胃还是忍不住翻腾起来。她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克雷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克雷有没有回信？他向我隐约提到她。他是在用一条线索逗弄我吗？达妮为什么没有提起高中和寄养家庭的事情？没错，她在杀戮开始前好几年就离开了那个地区，当时不可能认识克雷。但问题仍旧存在。
我翻开我和克雷的访谈记录，找到他提起寄养母亲的地方。格雷琴。她叫格雷琴。格雷琴夫人。老婊子，应该进监狱，而不是坐在老房子里看电视。克雷这么说。这么多年以后，他为什么还能知道她的近况？他怎么会知道她还活着，还住那幢屋子？他们有联系？还是达妮告诉他的？
我写到了我不敢写的部分，我需要把情节拼凑到一起，推动其发展。高潮。第三幕。费力而不讨好的任务。情节安排就像下水道，不通顺之前谁也不会想这个问题，然后每个人都变成了评论家。但是，请你思考一分钟，你的真实生活戏码要是落在纸上，看上去会多么不真实和矫揉造作，秘密和潜藏动机看起来会多么显而易见，在客观读者的眼中会多么黑白分明。举个例子，咱们实话实说，珍妮和我那段关系的发展，除我之外难道还有谁感到惊讶吗？因此，哪怕是在这么一个真实的犯罪故事里，想让故事至少还算可信，需要的是深思熟虑，认真挖掘和隐藏事实，创造悬念大体而言等于掩盖一个人的足迹。可是，回头再看，我一路抛洒线索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泄露了答案。
66
我走出大楼，看见特伦斯探员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他通常停车的位置，车里还有一个男人。我有点想请他们送我一程，但不希望在他的搭档面前让他难堪，于是我没有搭理坐在车里读《邮报》的他。我搭了两列地铁和一班公共汽车去那儿，出地铁站时，我发现达妮打过我的手机，但我没听留言。
我乱转了好一阵才找到那幢屋子。从克雷和我的童年到现在，这个地区重生过不止一次。当时这儿已经奄奄一息，已经破败不堪，充满年久失修的公寓楼，私家住宅的房主不是太老就是太穷，反正没钱修缮，死死抓着中产阶级的最低几档不肯放手，眼看这个城市滑向破产边缘。如今这里已经复兴，一切都那么明亮整洁；克雷的寄养母亲的那幢屋子——台阶弯曲，地基下沉，灌木丛需要修剪，窗帘拉得紧紧的——就仿佛一个脓包，乃是街区之耻。我停下脚步，看着屋外的门牌号，马路对面有个年轻的母亲怀疑地盯着我。她正在将婴儿放进沃尔沃后排的婴儿座，她的车道和房屋四周点缀着花床，鸢尾正在盛开。我这边的人行道地面皲裂，杂草丛生，车道上是一辆面临朽烂的旧别克。我对她笑笑，她突然转开视线，坐进车里。我听见电子门锁嘶嘶锁上。不怪她。这地方也让我毛骨悚然，我扭头去找特伦斯探员令人安心的身影。他不在。
我推开大门，立刻听见一条狂怒的狗在吠叫。我等了好一会儿，确定狗没有从屋里冲出来，才穿过院子，经过过于茂盛的苹果树、斑秃的草坪和又一辆死去的轿车，这辆大众已经朽坏，车身停在泥地上。
我打开扯破的纱门，爬上门廊，犬吠几近癫狂，整个邮编号码的地区都知道我在这儿，但我没有多想，还是揿响门铃。没人开门。我敲敲门，狗扑到门上，估计是想杀了我。我听见爪子挠门的声音，但没有其他响动。
我放弃敲门，绕到屋后，看见岌岌可危的车库，我推一下恐怕就会塌，还看见多年前一个菜园的枯萎遗迹，围栏倒了一半。两棵树的枝杈并在一起，院子的后半部永远有树荫笼罩，陈年落叶堆了一层又一层。
我向围栏外张望，看见一小片树林和住宅区后的荒地，高速公路从荒地一侧的上方经过。另一侧的树木之间透出绿色。我看看地图。那是克雷念书和学习拍照的中学。
我侧身挤出半倒下的围栏，摸索着走进树林。彼此纠缠的树木过于浓密，阳光很难照进来，地面的植被很稀薄，但积着厚厚一层垃圾——数量可观的纸张、瓶罐、床垫、轮胎和无法辨识的或朽烂或熏黑的杂物。解冻和春雨造就了成片的烂泥塘，我不得不一路蹦跳。树林的尽头是一小片草地，树林与校园之间的斜坡上杂草茂盛，但校园界内的草坪就很整齐了。
这一幕隐约有点不寻常，让我想到了什么，似乎是在书里读到过的地方，或者是我以前念书的学校，已经被我遗忘，今天凑巧又故地重游。我四处走动，听见高架桥上的车声，嗡嗡飒飒仿佛树上的昆虫。我忽然想到，肯定就是在这片野地上，好心肠的巴恩斯沃思老师发现少年达利安拿着相机乱转，于是鼓励他，手把手教他。他的手里会不会还有别的东西？考虑到克雷的背景，并非没有这个可能。他生活中的每一段关系都基于受害与加害。区别只在于谁是猎手谁是猎物。我转身重新走进树林，手机响了，我掏出来。屏幕上显示的是“未知号码”。我接听电话，信号很差劲。
“哈啰？”
“哈利·布洛赫？”
“对。”
“是我，贝特森探员。”
“谁？”
“是我，特伦斯！”
“啊，抱歉，你好。”信号连一格都没有，居然还能接通，真是奇怪。
“听着，”他说，“我有话要告诉你。我们被叫回去参加案情交流会，但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今天早晨我看见一个女人开车跟踪你。”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
“达妮？”我问，“是达妮吗？”
“我是特伦斯。”他说，然后电话断了。
我突然意识到树林里有多么寂静。那条狗不叫了。只剩下高架桥传来的嗡嗡车声。这时我听见了树枝折断的声音——也可能是其他响动——我惊呆了。发出噼啪声的东西也停下了——假如真有什么东西的话。我小心翼翼地走了一步，眼角忽然看见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是树林间的一个黑影。我不确定，但我不在乎。我拔腿就跑，一脚踩进烂泥，烂泥一直淹到脚踝，我使劲一拔，鞋子被烂泥吸走了。
“操！”我叫道，一时间忘了我应该躲避追我的人。我弯腰去捡鞋，另一只脚也陷了进去。“妈的。”我小声说。我不得不承认，此刻我只想哭。我在臭烘烘的软泥里扒出鞋子，小心翼翼地跳向干地。我继续逃跑，惊恐占据了身心，一只鞋湿漉漉的，另一只脚只穿了袜子，那只鞋抱在怀里。每跑几英尺我就紧张地扭头看一眼。我没看见任何人，但总觉得听见了脚步声，听见了树枝断裂声，听见了一声喘息。我跑到围栏前，犬吠蓦地炸响，一方面吓得我三魂出窍，另一方面也给我打了支强心针。我迈开大步跑过院子。此刻我看见窗口有一点黯淡的灯光。
“救命！”我喊道，跌跌撞撞跑过去，挥舞我的鞋子。我在窗口看见了那条狗——只是一条瘦巴巴的灰毛小狮子狗，狂吠乱跳，抓挠窗台。那一点灯光是背对我的电视机发出来的，电视机那头的躺椅上有个人——好吧，人影，花白头发的苍老人影。
“救命！”我又喊道。我使劲敲玻璃。小狗叫得像是要丧失理智了。那个人却一动不动。难道是死了？更可能是睡着了或者喝醉了。是克雷的寄养母亲？她的那个男朋友？看不出人影的性别。最后我放弃了，转身跑开——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是一瘸一拐地走开。我的脚很疼，我呼吸困难。来到街上，我想去敲邻居的门，但我想起邻居出门了，再说我知道这会儿我是什么模样：汗流浃背，疯疯癫癫，浑身烂泥，从邻居老旧的屋子一路跌跌撞撞地跑来，还挥舞着一只鞋。我停下脚步，穿上鞋。我系好两只鞋的鞋带。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看见了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一辆出租车转弯驶近。
我冷静地拦下出租车，尽量不吓跑司机，虽说克莱尔说我没资格这么奢侈，但我还是请他一路送我回家。夜幕降临，但来得很慢，因为已经是春天了。我们开过法拉盛草地公园，成排的树木一闪而过，在暮霭之中变成黑色与绿色的模糊一团。车窗上我的影子在树木间抖动流淌，仿佛双重曝光的照片。记得我小时候参加过暑假艺术班——市政府赞助的免费公开课，旨在让年轻人远离街道生活——上课时我用母亲给的塑料相机拍过这种照片。就在此刻，我坐在出租车里，突然灵光一现，我明白了，我解决了案件。
现在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在我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之中，正如克莱尔所说，我其实挺迟钝的。我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好比带着我都不知道怎么叠的过期地图迷失于森林。每一棵树看起来都差不多，动物在灌木丛里发出吓人的声音，包里的三明治也不是我要的口味。当然，这么过日子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是因为生活喜欢用谜语、游戏和神秘故事捉弄我们。坐在沙发上读阿加莎·克里斯蒂，把《时报》的周二字谜贴在冰箱上让克莱尔视而不见（还有最怪异的乐趣：解开我在自己书里设置的难题，就好像我的一侧大脑终于拥抱了另一侧，失散多年的双胞胎终于团聚），我看穿现实那不可思议的表面，瞥见内部的齿轮如何转动。我想象一个我能理解的世界，有那么短短的一个瞬间，我知道了身为天才是什么感觉。
可惜我们只有一个世界，这个黑暗而离奇的世界，要是看得太仔细，找到的真相往往不那么美丽。现实和小说不一样，书里的我们都是无畏的探求者，现实中绝大多数人宁可看得别那么清楚。因此，尽管突然间我揭开了谜底，真相的滋味还是那么苦涩：我知道了凶手的名字。我明白了。
我掏出手机。又有信号了，但那又怎样？我不知道特伦斯和汤斯的号码。汤斯的名片好像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克莱尔的律师呢？或者打给接线员，请他转调查局？出租车开到我家楼下。天已经黑了，一个晴朗而明亮的夜晚。我付了钱，匆忙下车。没人跟踪。我搭电梯上楼。我打开房门，穿过黑洞洞的门厅走向办公室。半路上我想起汤斯的名片要是没被我扔掉的话，应该还在我的浴袍口袋里。于是我走进卧室，打开电灯。
克莱尔赤身裸体地躺在我的床上。细瘦的胳膊和腿被拉到要折断的角度，被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