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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致地看着我们。他笑嘻嘻地抽着烟斗。
“欢迎，朋友们，”他说，“欢迎来到血海研究所。我是春风博士。”
春风博士为我们治疗伤口，给我们吃东西，我们向他讲述我们的故事：如何来地球寻找能接纳主人与性爱机器奴隶之爱的落脚地，随意选择了导航图上最近的进入点——二〇五八年（犹太历的五八一九年）。这个时间真是糟糕透顶。全球变暖导致的大灾变正在肆虐：洪水、干旱、饥荒、瘟疫，战争已经不远。我们逃离被淹没的纽约，击败了当时统治纽约的异能嗜血海豚，艰难穿过中部各州的宗教狂部落，前往美洲原住民自由区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在曾经是科罗拉多州的地方寻找血海研究所，我们听说那里的科学家在努力研究解决手段。
“很抱歉，朋友们，你们听错了。”春风博士悲哀地笑着说。研究所已被遗弃，他是最后一名坚守此地的科学家。我们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世界气候指挥中心，位于名字有点冗余的落基山高处，但指挥中心的显示屏上只有恐怖的景象，大难临头的人类争夺日益短缺的资源，只是为了稍微多活几天，直到人类从这颗星球上彻底消失。整个世界分崩离析，博士看着显示屏一块接一块熄灭。
“真是有趣，你们从外太空来寻找未来。”他说，“群星曾是我唯一的慰藉。明白吗？随着地球越来越暗，夜空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美丽。”
“春风博士，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复调问。
春风博士吸着烟斗，捋着长胡子说：“亲爱的，请允许我这个气象学家引用智者卡夫卡的话回答你：希望当然存在，无穷无尽的希望，”他耸耸肩，“但不一定属于我们。”
“也不属于我们，博士。”我说，“我们的飞船严重损坏，逃不出地球重力场。我们和你一起陷在这儿了。”
“真是对不起，”春风博士说，“人类的愚蠢也要害死你们。地球曾经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惜你们选错了年代。”
尽忠职守的春风博士去检查读数。复调和我站在观景台上，眺望美丽但致命的太阳西沉。那天晚上气温六十五度，但感觉像六十三度。她在哭泣。
“对不起，主人。”她说，“都怪我。我太自私，想和你在真实时间内共同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了。”
“不，复调，你没有错。”我说，“我并不后悔。和你共度一晚比什么都珍贵。你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荡妇。”
她紧紧抱住我，我俯身亲吻她，但她的眼泪突然变成笑声。
“但我有一点后悔的，”她说，“我们没有选其他的年份，比方说二〇〇九。”
“复调，”我喊道，再次抱紧她，“了不起的机器人，我想到了！”
我们找到春风博士，带他去阴茎号的残骸。我解释我的计划，他兴奋地抽着烟斗，挑起毛茸茸的眉毛。
“时间旅行救地球？老天在上，也许真的能行。”
“不幸的是睡眠舱只装得下两个人，而且引擎已经没多少能量了。”我说。复调在检查系统。
“但短距离跳跃没问题，”她说，“比方说五十年，返回你们的二〇〇九。”
“哎呀，亲爱的二〇〇九年，”春风博士说，“当时要是知道以后会这样就好了。”
“但你会知道的，”我说，“我们会去你说你念书的地方找你。哈佛大学？我们会告诉年轻的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得到第二次机会。我们都会。”
“但你们两个呢？”他问。
“失去离开的能量，我们会留在二〇〇九年。”我说。
“但你们会被困住，”春风博士说，“在现实中生活并死去。”
“和你一样，”我说，“和所有人一样。”我悄悄捏了一下复调的小手。
“现实会有足够多的时间。”她说，望向夜空，望向我们跨越的美丽而广袤的空间，望向我们所属时代的死亡星辰，“肯定会有。只会有。”
第四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69
假如这是一本古典侦探小说，或者警方程序小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凶手落网，罪案有了解释，受害者人数得到清点。可我不是古典侦探，我的故事还有一个转折。
实话实说，我更喜欢传统的侦探故事，杀人犯在最后一页死去，不需要黏黏糊糊地描写主角的个人生活。我认为后者是一个系列开始走下坡路的征兆，也是作者陷入绝望的表现：侦探突然长了肿瘤，恐怖分子绑架了他老婆。非常不专业。我想说的是：别拿你的个人问题烦我们。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达希尔·哈米特，老派侦探的真正大佬，他在最初几部小说里甚至懒得给侦探起名字。叙事者只是个带枪的矮胖男人，戴着帽子，没完没了地抽法蒂玛香烟。他身穿皱巴巴的西装进城，解决案件，搭下一班火车离开。
可是，与我在故事里读到和创造的人物不同，命运让我活在了另一种故事里，每次我想合上书晃晃悠悠去睡觉，命运就会又塞给我一个惊吓。也许你比我聪明，早就猜到了谜底。毕竟线索都在你的眼前，问题只在于你看不看得见——我反正没看见。
言归正传，第二天早晨，我去下城的调查局办公室，签字确认我的证词。上次路过联邦大楼还是天知道多久以前，这次的感觉非常……呃……后后“9·11”：一方面能看见水泥路障和加强的警力，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一切很正常，就仿佛新恐惧已经融入旧有的其他恐惧，成了新的正常状态，恐惧被抑制和遗忘（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日常生活还要继续。举例来说，如今我经常路过归零地，只觉得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建筑工地。话也说回来，不久以前有一次我经过小意大利——现在好像应该叫北小意——看见工人正在清扫圣热内罗街头狂欢节的垃圾。不知为何，神秘的哀伤情绪突然袭击了我，我哽咽得没法呼吸。我在市区长大，节日里走在遍地垃圾的街道中央始终是一种特别的乐趣。现在不再是了。自从九月的那个晴朗早晨开始，充满飞扬废纸的空旷街道总是让我心情低落。
我走过金属探测器，到前台领了个访客证，等特伦斯探员来陪我乘电梯。我和他亲切握手，我再次感谢他。他脸红了。我们见到对方都挺开心，算我运气不错，因为我刚走出电梯，就遭遇了约翰·通纳的炮火突袭。
“你！”他从沙发上起身，沙发对面是前台和墙板上的调查局徽标。一个苗条的大胸金发女郎抓住他的胳膊，要他冷静，但他甩开女人的手。第二任通纳夫人。
“你他妈干了什么？”他吼道，“我没提醒过你吗？”对着耳麦说话的接待员停了下来，拿着文件经过的探员转身观看。
“通纳先生。”我平静地说。
“我他妈没提醒过你吗？”他朝我挥拳，我向后一跳，不过这一拳打得不太认真，特伦斯干净利落地挡住，抓住他的胳膊，轻轻推着他后退。
“先生，别这样，谢谢。”他说，用年轻的嗓音诚心诚意地恳求道。通纳夫人连忙跑过来拉开丈夫。
“你就不在乎吗？”他扭头问我，“你就不在乎你做的事会影响别人吗？吸血鬼。你靠别人的痛苦挣钱。”泪水滚下他的面颊。他吸吸鼻子，摸摸脸，像是突然注意到面颊是湿的。他陷入沉默，妻子领着他回去坐下。特伦斯连忙带着我走进通向办公室的玻璃门。
“吸血鬼，”他说，领着我穿过走廊，“詹姆斯·甘多菲尼也这么说过，我在访谈里读到过。”
“谁？”
“托尼·索普拉诺。扮演他的演员？”
“哦，对。”
“他说作家是吸血鬼，吸取读者的生命。他说的是那部剧的作者。”
“真的？”我说，“有意思。”
“到了。”特伦斯说，敲敲门，然后推开。
“哈利，很好，”汤斯说，他站在办公桌前，正在整理几大堆文件，“请坐。胳膊如何？”
“挺好。”我说，“谢谢。”我坐下。
“很好。”他说，没有抬起头，随便朝办公桌打个手势，“这是你在医院说的证词的副本。读完签个字。”
我开始读证词，汤斯翻阅文件，特伦斯站在旁边。
“通纳还在外面，”特伦斯说，“朝布洛赫先生挥了一拳。”
汤斯抬头看我。
“小意思。”我说，“我见过风浪。”
汤斯没有笑。他低头看着那些档案，一页一页翻动。“可怜的家伙，”他说，“他逼着律师想尽办法起诉。就目前而言，他这么做只能添乱，但实在没法怪他。要是弗洛斯基让克雷的案件重新开庭，他老婆的事只怕又要被挖出来了。”
我在证词上签字，交给汤斯，汤斯交给特伦斯，特伦斯离开房间，随手轻轻关上了门。汤斯终于坐下了。他摘掉眼镜，向后一靠，按摩鼻梁。
“你睡了吗？”他问我。我们必须调整头部的位置，才能在几摞文件之间看见彼此。
我耸耸肩说：“一会儿吧。”
“做噩梦？”
“不记得了。”我撒谎道。
“开着灯？”
“电视。”
“总是能看见，对吧？”他伸着脖子探身道。
“对。”
他朝我眨了几次眼睛，点点头，说：“唉，不会消失的。我也希望能消失。你会慢慢习惯的。”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很旧，磨得起毛，有几圈咖啡污渍，接缝贴着胶带。
“不知道你想不想看，但我希望你知道我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我打开信封，才看见相纸的白色边缘，我就知道了：这些是克雷拍摄寄给警方的原始照片。
汤斯说：“十二年前，我看见了这些姑娘——我指的是在现实中，看见她们的尸体。然后是那个王八蛋寄的照片。我到现在还会看见，每天至少一秒钟，哦，现在大概每隔一天一秒钟了。要是我不去想它，甚至能几个星期看不见，然后见到什么东西——公告牌，街上的女人——就一下子全都回来了。有时候在地铁上或者经过花店，我还会闻到那股气味。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死亡。”我说。
“死亡和腐肉。甜得恶心的刺鼻气味。这会儿就在我的鼻子里，我的脑袋里。我想这就是我保留这些照片的原因。放在办公室，免得被家里人看见。我把照片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因为别人不可能理解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必须看一眼。我想你应该能理解吧。”他停止说话，看着我，眼神哀伤，甚至算是恳切。我意识到，他在求我。
“我理解，”我说，“能理解。”我开始看照片。厚厚的一沓照片。最顶上那些很正常，是他在工作室拍摄的传统艺术照，案件调查期间被当局查扣。大部分是样张，相纸分隔成许多个小方块，美丽的姑娘摆出标准姿势，唯一的缺憾来自事后灵光，因为我知道她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我在看的是受害者，而且是通过凶手的眼睛。底下是他寄给警方的照片。第一眼看过去，照片很美，苍白的形状宛如巨型花朵；但你随即意识到，那些塑像的原材料是女人。
70
我离开联邦大楼时大雾弥漫。我走出旋转门，穿过广场，努力回忆地铁站的位置，一辆出租车贴着人行道在我身旁停下。特蕾莎·特雷奥抱着一个纸板箱和一摞文件下车。她看见我，吃了一惊，扔下手里的东西。
“天哪，怎么是你。”
“你好。”我尽量说得无忧无虑，弯腰帮她捡东西，“不好意思，吓到你了。”
“没有，”她尴尬地笑了笑，“只是吃惊而已。”
她一副律师打扮，合身的黑色齐膝西装裙和短上衣，但指甲油开裂，指甲被咬过，她还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倒着捡起一个档案夹，文件掉了出来。
“妈的。”她叹息道。我替她捡起文件。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我问。
“回答更多的问题。警察总算让我进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了。待在那儿我就毛骨悚然，所以才那么一惊一乍吧。”她的笑声很假。
“咱们坐一会儿。”我指着公交站的长椅说。我和她并排坐着看车流，那些东西堆在我俩之间。刚开始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我以为她会哭，但她只是取出香烟。打火机的火苗蹿得太高，她吓得向后躲闪。
“喂，当心点。”
“对不起，对不起。”她吸着熏黑的万宝路特醇。
“该戒烟了。抽烟很危险。”
“我知道，坏习惯。我其实并不抽烟，但……”她耸耸肩，使劲吸了一口。一大坨烟灰落在西装裙上，她有一瞬间让我想起了弗洛斯基。“我总是想起我和她单独相处了多少时间。晚上在办公室熬夜。去探监时有几次甚至住过一个房间。天哪，”她晃动肩膀，“她残杀我这个年龄的姑娘。我能说什么呢？她还想杀你。”
我本能地摸摸衣服下的绷带。“说起来，我经常想起我们在火车上的对话。死刑和文明，还记得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