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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晋至隋，不少君主痛恨谶纬对社会的干扰，下令禁止谶纬。晋武帝在泰始三年（公元268）禁令谶纬，违者服刑两年。后赵皇帝石虎在建武二年（公元336）严禁谶纬。隋朝的禁令最严，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下令私家不得藏谶纬图书，隋炀帝派人在民间搜访，重惩胆敢藏谶纬的方士。
唐宋元明清时期，谶纬锐减，但时有谶谣流传于世。如五代十国末年、宋朝末年、明朝末年，谶谣作为政权的舆论不径而走，对于涣散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唐代以来一直比较消沉的谶纬迷信，在清代中叶以后突然异常活跃，出现在下层民众中。
乾隆中叶，浙江鄞县吴家山村的农民搞到一本《五公经》，此书中的隐诲谶语，预言朝代兴替，宣扬明王复兴，自称是星宿下凡，组织武装起义。
晚清，有不少人以谶纬作预测。据《劫余灰录》记载：“《推背图》、《盘陀经》《万年歌》皆谶纬之书，例禁甚严。昔见黄叶道人与天台老僧之偈，悉历朝治乱之事，有云：‘金陵称福地，淮水作渔阳，从此干戈起，钱塘作战场，相持十二月，空靡百万粮。’此盘陀经也。至发逆伪苏福省，浙中丞王有龄绝粮殉难，则无一不验矣。又云：‘甲子乱如麻，人人不在家，弓长空努力，木子例生叉。男子充军役，婆娘浪里花。兔走江南定，池塘处处蛙。’亦验于后。弓长谓张国梁殉溃兵之难也。木子者，李少卿之开城，伪忠李秀成之占居，李抚军之克复，一例叉而事，未战一仗也。”这是把太平天国的兴衰附会到古代的预测书中。
民国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近有一道人，自言能知未来事，语人曰：‘都城平列三城门，东曰崇文。崇文者，应明崇祯帝，以文臣贪黩亡国之验。西曰宣武者，乃清宣统帝，以武臣革命亡国之验。中曰正阳者，以中华民国正用阳历代满清而起之验也。”按：这类谶纬的随意性很大，有的术士把正阳门表示元朝至正年灭亡，而不是释为民国代清。用三个门的名字来说朝代兴衰，完全是望文生义，主观的附会。
《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辛亥十月，革军正盛时，天津童谣云：‘红棍打老鼋，铜子换制钱，若要世太平，还须一两年。’后又有一谣，与此文小有异同。解者曰：红棍者，元代末年南方红军革元之命者，故云打老鼋。铜子者，清帝宣统，上继同治，而方在冲龄。换制钱改换民国之阳文币制也。……吾国每逢国家将亡及有大乱发生之时，往往有此，而李淳风之推背图，刘青田之烧饼歌，黄蘖禅师之汉中语录，意至畅销于南方者，亦此类也。”天下每有变动，必有征兆，谶谣即是一种征兆。它反映了民情和民心。
晚清政局动荡，人们思想不安，有人作谶语，预测皇帝的在位时间。枕梓在《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记载：“大清历世传有‘木立斗世共中，之谣，木者十八，谓顺治也。立者六一，谓康熙也。斗者十三，谓雍正也；世者二卅，谓乾隆也。共者甘六少一，谓嘉庆也。中者横甘加作卅，谓道光也。惟字不得其解。去年咸丰升遐，亦无人能解之者。朱星河从宁波来，云已得解人矣，其木旁者谓十八月也，其字，谓口外又一年则了也，咸丰于庚申年八月蒙尘北狞，不复回跸，至辛酉七月崩于热河，则口外又一年了，其确解也。”“木”代表顺治在位十年；“立”代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斗”代表雍正在位十三年；“世”代表乾隆在位60年，“共”代表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中”代表道光在位三十年；“”代表咸丰于十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一年后死去。
四 方士的预测观（2）
这套预测看起来很神秘，实际上是术士们用隐秘的测字方法，附会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又托之于前人。作为一种舆论，它神化了方术，刻意说明清朝的兴衰是天命决定的。
（二）扶乩预测
近代下层民众经常采用扶乩预测。扶乩是一种方术，伪托神的感应，在沙盘上显示笔迹
，由乩者解释征兆。
扶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请紫姑”。紫姑神在刘宋时就已有传闻，宋代以来很流行扶乩，这大约与举子预测科场有关。元末用于预测国事。如元末流行乩语：“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六又记载说：“至元十三年（1276），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镀刻于纸，黄纸模印贴壁间，其词曰：九九乾坤已完定，清明节候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乩语中“米田”、“古月”言番人胡人，九九八十一代指元代在立国八十一年后已面临危机。
清代特别流行扶乩。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漆阳消夏录》四指出扶乩手法“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去凶，亦待人而灵耳”。扶乩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把人的愿望和猜测通过乩语反映出来。
晚清庚子事变之前，乩语满天飞，把人心搅得惶惶不安。
义和团的坛谕就是乩语，尽是诡秘的预言。如关帝坛谕推测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南大荒乱，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义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隶闹，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吃。”这些乩语的内容反映了民众的担忧和愿望。
仲芳氏的《庚子记事》载有义和团乩语：“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这是庚子年春季在北京流行的乩语，后来果然在夏秋季发生了事情。
辛亥革命那年也有乩语预测时变。柴萼《梵天序丛录》卷二十三记载：
辛亥秋，北京羊肉胡同一乩坛扶鸾。沙盘飞舞，大书云：“大阿哥到。”众问：“是端庶人之子大阿哥否？”则书云：“对子而称其父曰庶人，无礼已极，吾去矣。”遂寂然不动。近日有同善社者，分社满中国。社中皆有乩坛，降坛者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基督、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等人，智者日笑其后矣。
通过这条材料可见，清末的同善社遍布全国，假托众神，专门制造预测，这实际上是山雨欲来的前兆。
（三）《周易》预测
《易经》本是由卜筮材料加工而成，因此，术士认为它具有推测事情发展趋势的功能。古人和近人都常常以之对社会进行预测。这些预测，有的提供了一种思维，有的却有浓重的迷信色彩。
晚清，方士用《周易》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作了预测。从文献看，似乎很灵验，但到底这些预测是在事前进行的，还是在事后追托的，有待考实。晚清流行的《推背图》，曾经预测太平天国运动。《清稗类·方技类》述云：
又第三十四象为丁酉，巽下巽上，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颂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裹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此言咸、同粤寇事，寇不及发，俗呼长毛。所立国号曰太平天国。其酋不称皇帝而天王，自余亦皆称王，天王为洪秀全。而其时又有苗沛霖之乱也。
这或许是为太平天国运动制造的舆论，找到的神秘依据。至于《推背图》是否可靠，谶语是否可以如此解释，当时的民众是不加考虑的。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二回把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党进行比较，以《周易》抵毁革命党。他认为，义和团譬如人的拳手，“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罢了，没甚要紧……惟此‘革’字上应卦象，不可小觑了他。……小子且把‘泽火革’卦演说一番。先进这‘泽’字，山泽通气，泽就是溪河。溪河里不是水吗？《管子》说：‘泽下尺，升上尺。’常云：‘恩泽下于民。’这‘泽’字不明明是个好字眼吗？为什么‘泽火革’便是上凶卦呢？偏又有具‘水火既济’的个吉卦放在那时，岂不令人纳闷？要知这两卦的分别就在阴阳二字上。坎水是阳水，所以就成个水火既济，吉卦。兑水是阴水，所以成了个‘泽火革’，凶卦。坎水阳德，从悲天悯人上起的，所以成了个既济之象；兑水阴德，从愤懑嫉妒上起的，所以成了个革象。你看《彖辞》上说道：‘泽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按：《周易》的解释有很大灵活性和任意性。把南方革命党人与“泽火卦”扯在一起，进而批判革命，是没有道理的。
刘鹗又云：“北拳以有鬼神为作用，南革以无鬼神为作用。说有鬼神，就可以装妖作怪，蛊惑乡愚，其志不过如此而已。若说无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说一条，说无鬼就可以不敬祖宗，为他家庭革命的根源；说无神则无阴遣，无天刑，一切违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
四 方士的预测观（3）
当时，还有人用《周易》结合谶语解释为什么辛亥革命必定发生在武昌，似乎天意所定。《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又第三十七象为庚子，震上巽上，益。谶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主，半凶还半吉。”此言宣传辛亥八月，武昌起事，国运告终，南北言和，帝逊位和共和成立也。
（四）其他预测
晚清，古代史上的各种预测方法都被调动出来，堪称社会转型中的奇观。有的风水先生把风水与社会上的动荡牵扯在一起，认为改变了风水就会引起社会骚动，如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记载：
京师贤良门外有河，河有桥，式如弓背。道光时，宣宗阅射，箭鹄设于桥西河边，射者立桥北，北向而射。每发矢，宣宗右顾，以视中否，岁已亥，桥拆平，鹄于桥南，对宝座设焉。射者立桥此，面西向而射，以免右顾之烦也。谈风水者谓此桥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则弓去靶矣，恐我武不扬也。至明年，遂有英人之扰。
把英国侵略者入犯归结于拆了河桥，这是荒唐的推理。反之，如果没有拆河桥，难道就不会有英军入犯么？
有的以望物为预测。在国民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吴江人雷震叙述“煤山之五色光”云：“辛亥首义的”一年前，闻内监传说，夜闻（煤山）有五色火光，出没出顶，不知主何兆，人多讶之。迨民军既起，东南各省响应，改龙旗为五色国旗，殆与煤山顶上五色旗相符合。五色火光与五色旗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条材料只能说明当时宫中的人心已乱。
有的用占诗作预测。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有一首梅花诗预测晚清事变：“宋邵康节有梅花诗，其论本朝云：‘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此言世祖入关，定鼎燕京，后开海禁，与各国通商，有粤寇洪秀全之乱，而宣统辛亥八月十九日，黎元洪起义武昌也。”
这首梅花诗的写作时间有待考证，如果确实是宋代，亦不足为奇。至于内容与近代史实之附和，完全是近人的牵强附会。
清朝的运数，有一种“马前课”预言为十世。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蜀汉诸葛亮有《马前课》，每一课指一朝，白鹤山僧守元解释之，其论本朝者为第九课。”
民国元年，有金城氏著《湘汉百事》（此书收入《满清稗史》，中国书店出版（1987年），其中有一篇《卜术何神》，方士以测字预测辛亥革命，在民间传为奇谈。其文云：
徐道一，滇产也，精于卜，八月下旬，谒大汉报馆主笔胡石庵，胡亦革命家，知官军于翌日将宣战，乃发迷信，泥徐卜之。徐索胡书一字，胡以黎字予之。余审视曰：“明之战必利。君观此字首，即利字也（因刀与利同）。惟此战之利全仗人心联合，（指黎字）如快刀之夷柘禾，犀利直捷，胜可操券。”复少审视，蹙额曰：“胜固可必，但恐明日开战之初，小有不利。因字首多一，令利字小变形，幸人心继于后，始收功。”
胡乃复书元洪二字，促徐一卜大势之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