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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是说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忙，要在大陆多担搁一段时间。另外，何春近来生意上颇为不顺，亏损面比较大。但总体上来看，他的众多企业中，仍有一些盈利，特别是在台湾的一些企业，效益仍然比较好。因此，何春“破罐子破摔”的可能性并不大。
程祖分析了何春急于立功脱身的心理，展开了思想攻势。经过耐心说服教育，何春终于摸了摸那一头灰白的短发，在三五牌香烟淡淡的烟雾熏绕下，开始了他与夏文成交往的回忆。
事情要回溯到六年前。何春陪同他的叔叔何大德到青云市政府捐款兴建医院、图书馆、学校、大会堂等工程，总出资额近一亿元人民币。这位富翁叔叔顿时成为青云市人人传颂的新闻人物，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和榜样。当时的青云市长夏文成当然要出来热情接待，因而也认识了陪同叔叔前来捐款的何春。当时，夏文成即提出让何春到青云市来投资，但他这位德高望重的叔叔却投了反对票。他说：“我在青云捐款，侄子在这里投资赚钱，传出去的话人家要说闲话的。”何春虽然没能在家乡投资兴业，但毕竟认识了夏文成这位市里的大人物，双方的关系有了一定的基础。第二年，何春再到青云时，听与夏文成同样关系很好的港商洪朴说夏文成已经调到南州国信公司当老总去了。国信既是个企业，又像是个银行，资金相当雄厚。何春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有了主意，便一心想进一步与夏文成搞好关系。
这年年底，洪朴告诉何春，说夏文成将带着国信公司的一班人到香港来考察。何春听说后便主动与夏文成联系，邀请他到何春公司所在地的香港会展中心写字楼坐坐，介绍公司的经营情况和香港房地产情况，还参观了何春买下的三层办公楼。
何春为了达到拉夏文成入伙并占用其资金的目的，有意向夏文成展示其公司的实力。在带他参观了办公楼后，还去看了其他一些地方的物业，这些物业名义上是何春的，但其实是他按揭供楼的房产物业，事实上何春在资金方面已经有些困难了。但夏文成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对何春的实力深信不疑，而且对何春提出要“组织一家公司一起搞房地产生意”的设想非常赞同，他认为这个思路非常正确，可以考虑，他说：“我倾向于搞房地产”。同时，还问了手续怎么办。何春说，手续很简单，一个礼拜就可以办好。何春请夏文成等人吃了晚饭后，还特地邀请他们洗了桑拿。
四年前的一月份，夏文成等人又来到香港。不过，这次是应何春之邀前来的，而且专门为合伙办公司的事而来。何春喜出望外，专程到机场迎接夏文成一行，并安排他们住在香港会展中心旁边的新世界酒店，所有开支均何春签单。
经过谈判，双方确定新的公司名为香港旗胜集团有限公司。旗胜，即旗开得胜的意思。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讨个吉利。新组建的旗胜公司由南州国信公司和香港亚洲公司各出资500万港币，总投资1千万港币。董事会成员由双方各出三名，夏文成及何春均为董事会成员。双方谈妥后，何春安排夏文成等人吃饭，并专门开了房间打牌玩。
在这期间，何春也借机向夏文成展开了“进攻”。夏文成一到何春办公室，何就送上一套黛安娜纪念邮票。开了这个口子后，何春又专程去夏文成住的房间，送上一万港币。夏文成推辞了几句，何春便以“这是公司的交际费”为由头，让夏文成收得心安理得。在夏文成临走时，何春还送上一只瑞士产的劳力士手表，价值两万余元。
建立了这样“良好”的合作关系后，香港旗胜公司便开始寻找业务了。
这年六月，夏文成等人再次来到香港，在香港会展中心何春办公室里召开了香港旗胜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确定公司开发香港九龙城花园计划。该项目总投资预计5亿港币，由双方各出资5千万港币（折合600万美元），即总计1亿港币，占总投资额的20％，其余资金向银行贷款解决。在会议期间，何春还带夏文成等人参观了香港旧机场旁边的这块地。何春说，这里的开发项目升值潜力巨大，只是资金不足，使得夏文成的胃口被吊得老高老高的，以为这次又能“为国家做一件大好事”，同时自己也能狠捞一笔，于是欣然同意了这个庞大的“开发计划”。
当然，这个“开发计划”后来是流产的，走样的，因而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旗胜公司的注册资金双方各5千万港币打进后，又各自抽了回去。但是，为了开发九龙城花园，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打入旗胜公司后，却被何春提出来用于购买香港港运城的4套房子，剩余资金被何春用于他公司的其他开支了。
在南州看守所里特会室里，戴着黑边眼镜的何春，羊毛衫外面穿着一件带黑领子的灰白背心，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根三五牌香烟，语气仍然带着一种大老板所特有的坚定和洒脱。但是，当办案人员问到这300万美元的去向时，他害怕被大陆定为“诈骗罪”，紧张得一会儿用右手捏着大拇指，一会儿双手紧握着装有白开水的纸杯。
这位年过五旬的云籍港商，还不停地用手摸着灰白的头发。为了开脱自己，他忽然拿起桌子上的三五牌烟盒，把它当作道具在桌子上摆来摆去，努力向办案人员阐明房产与资金的进出等各种复杂的关系。
何春说：“当初我们的确看好九龙城花园项目，但是，我派公司地产部的经理去作了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这一地带的楼层有高度限制，不能造得太高，这样项目就不合算，不能再搞了。但是，因为公司要完成两千万港币的利润目标，我不仅把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挪作他用，还想方设法地让夏文成把第二笔2450万元人民币打到我的账上来。”
但是，在程祖的追问下，何春打的“幌子”很快站不住脚了。其实，何春急需南州国信的资金并不完全是因为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不划算。因为，那个时候的何春，资金已经越来越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香港亚洲公司因为购置房产多，摊子铺得太大，每月要支付按揭款一千万港币，已经没有资金转动了。而我当时与上海华夏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又急需付钱，所以，就急着找夏文成求援，调用国信公司的资金支付上海华夏公司的购房款。”
因此，当何春赶到南州争取第二笔资金时，知道又有好处可捞的夏文成竟主动赶到他的住处。何说：“其实，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了，虽然我还有许多公司，面上看去也不错，但这仅能骗骗夏文成而已。”夏文成来到他的住处后，何春采取了两个战略：一是用假象迷惑他，让他相信投资回报并尽快掏钱；二是安排个地方让他吃好玩好并用美元封住他的口。
夏文成赶到何春住处后，何春拿出一万美元给他，说：“你自己买点东西吧。”夏文成没怎么推辞就收下了。这样，何春就开始做思想工作了。他说：“300万美元的投入太少，没法搞九龙城花园项目，能不能将剩余的300万美元也打进来，把香港的项目做大？”
夏文成道：“我在境内无法将人民币打到香港去，在境外又一时调不出那么多的外汇额度。”
何春说：“可以用人民币将钱打给我，因为我在上海要投资，我再在境外以亚洲公司的名义将相应的资金打到香港旗胜公司账上。”
按照第一次董事会上通过的协议规定，南州国信的第二笔资金要到何春在九龙城签计土地合同之后才可以支付，所以，夏文成此事完全可以不必同意打入第二笔资金。但是，拿了好处的夏文成不但不反对，还与何春一起唱起了双簧，炮制出了一份假合同。
因为夏文成说资金打到国内无法做账，必须找一个名义。于是，何春提出将上海夏威夷花园B3楼3至10楼物业50％的权益转让给南州国信公司，但双方都明确这份协议只是国信公司财务做账用的，是虚假的。
这样，2450万元人民币便直接由国信打入到何春在上海的连好置业公司物业发展部。何春把这笔钱用于他向华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购房款。
如果说夏文成此时还蒙在鼓里的话，那么，两个月以后在香港召开的旗胜公司第二次董事会上总该清醒了。然而，何春却再一次用“糖衣炮弹”将夏文成击昏了过去。这次会议期间，何春又送给夏文成2万港币，同时送上一枚香港97回归纪念金币（价值3万港币）、一套奥运会金牌得主签名的纪念金币（价值1万多港币）。显然是“吃人家的嘴软”的原因，当何春在会上提出因为规划方面的原因而放弃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计划时，夏文成并不感到吃惊，更未采取措施查明真相，而是一再听任何春摆布。何春进一步提出：“已经由国信公司投入的资金仍由我运作，以后一并按利息归还香港旗胜公司。”这样一来，南州国信公司的300万美元和2450万元人民币，便成了何春个人的借款。夏文成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字。
这场收买与被收买的交易，终因一场意外事件而暴露了出来。1998年7月，香港金融风暴开始，房地产价向下狂泻。何春在香港的亚洲公司岌岌可危，即将倒闭。当南州国信察觉到投资风险并向何春催款时，何春又生一计借以拖延。他提出：将自己事实上分文未投资的所谓香港旗胜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南州国信，另外再将自己在广州、深圳的部分物业作价4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南州国信。这样，何春便可以继续占用南州国信的那两笔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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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因为群众举报而对南州国信采取措施，这两笔资金还不知道要被拖到猴年马月呢。
当何春完成了长篇叙述后，似乎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他又掏出一支三五牌香烟，拿过粉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点上，将烟头搁在前面那只青花瓷大烟缸上敲了两下，开始对夏文成作一些总结性的交待。
何春说：“夏文成这个人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贪钱，二是贪色，三是爱说大话。尤其在金钱方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贪婪。”
他举了几个典型例子：夏文成每次到香港，何春都要给他送礼，光“交际费”一项每次就是一万元。另外，还要用打牌方式，比如玩“锄大地”或者“21点”之类，故意输钱给他，每次少则三千，多则六七千港币。夏文成赢了钱后，都心安理得地拿走，并且表现出了一种乐此不疲的感觉。因为每当筹码少时，他就要向其他人“借”，而且还常常偷牌，显得有些赖皮。夏文成不仅深深爱上了这种只赢不输的游戏，而且爱屋及乌，对那副高级筹码把玩不停，最后居然把这玩意儿也讨回来了。现在还一直摆放在家里，供其玩乐。
何春的香港亚洲公司破产后，夏文成曾主动与他联系过。夏在电话里说：“现在很多人在对我进行审计，还要审旗胜公司的事”。他提出要去上海找何春，何春说还是他到南州来吧。于是，去年年底，何春便专程赶到南州，与夏文成见了最后一面，并且在一起吃了晚饭。
何春回忆说：“那天他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说我们在香港搞合资公司很正常的，我们之间经济上也没有问题。他说话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定个基调，统一一下口径。他还跟我讲他私人也没有得到好处，意思是万一有人问我，不要讲送钱物的事情。他还讲我们打牌也只是玩玩而已，不要多讲什么。我感到他十分紧张，平时他爱谈笑风生，但这次他连酒都没喝，于是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不要讲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我说没什么事情的，你放心好了。”
到了今年四月，夏文成多次打电话找何春，而何春这时已经隐蔽起来，于是他就给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谋打电话说：“调查我的人对我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了，跟我谈话的态度也明显不客气了。我对有些事情无法回答，请转告何春，让他补一些房子给我，拉拉平。”
何春则说：“当时我大姨夫季一谋接电话时，我就在旁边。但是，我的处境比较困难，自己都东躲西藏的，没有固定住处。所以就没有去理他。”
何春所说的这些话并不假。因为市公安局已经通过技术监控手段，一字不漏地掌握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并且正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四月六日这天，当何春把他与夏文成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交待了之后，市纪委便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决定于当晚向市委书记办公会议汇报。
考虑到夏文成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与有关部门关系非同一般。为了防止意外，易锋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一方面尽快向市委汇报，一方面要求办案人员先找到夏文成待命，随时准备实施“两规”措施。
市委书记办公会议预定在4月6晚上8时召开，市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