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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福柯的个人魅力在于，他能从一个个自身焦虑出发，去思考问题。于是，他的思想总能和活生生的生存状态相连，而不是宏大、抽象和空洞的。他发明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并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可以这样说，他生命中的那些痛苦，是他思想的发祥地，成为他生命中的宝贵资源。也许他的生命历并不十分传奇。但是，他对生命的探索过程却是十分传奇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他把自己一生中的各个部分转变为一列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听到别样的声音，看到别样的色彩。在这些声音和色彩背后，我们能够发现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或许就是福柯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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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品选读
福柯的思想的最大魅力恐怕在于，他对人文历史进行重新考察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往往是与人们早已视为公理和常识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又非常有道理。他的思想因此也就振聋发聩，改变了人们的观点，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
他的思想当然是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的。福柯一生著述颇丰，不过倒是没有李银河多。但是他们俩的作品毕竟不是一个类型，也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福柯流传较广的几部作品有《疯癫与文明》、《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我没事的时候，也爱拿些书来读。时而就会在书中发现一些亮丽的句子。而这些句子的创造者往往就是福柯。他能经常说出一些令我着迷的话。后来，我就开始寻找他的作品来读。到现在为止，他的作品我大都通览了一遍。在感到有很多收获的同时，也觉得福柯的作品简直是太难懂了。很多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我发现有这种感觉的，还不止我一个。那天，我在看王小波的杂文，他也承认，他买了一本《性史》，但是却没看懂。其实，西方的思想家中，许多人有这样的毛病。就说康德吧，写了本关于理性批判的书，但里面的话太晦涩了。说实话，我很反感这种故做高深的表达方式。我想，这也许是他们的作品流行不起来的原因吧。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敢说自己是真正理解福柯的思想了。但即使是一知半解，我还是想不揣冒昧，按照自己的理解，将福柯的作品解释一二。或许你们也能像我一样感受到福柯思想的吸引。到那时，有人就会去自己阅读，这也正是笔者描述福柯的目的之一。
在福柯的众多作品中，我选择对《疯癫与文明》做一些解读。原因在于，《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第一部作品，福柯的许多思想已经在这部作品显现出来，这些观点贯穿于其后来的作品中。另外，国内的许多学者对福柯的其他作品做过解释，而对《疯癫与文明》的解释则较少。最后，《疯癫与文明》中直接涉及了一类边缘群体，那就是疯癫者，并描述了他们所受的遭遇。也就是说，它与本书的内容比较合拍。因此，笔者将尝试把《疯癫与文明》的精彩论述解释一二。
作品与作者
福柯的文化边界研究与其社会边缘心理是相辅相成的。福柯曾到精神病院工作，从而能够深入地观察病人。福柯自称，他感到自己与病人非常接近，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区别。福柯说，对疯癫者实施监禁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实。使他震惊的是，这种做法竟然被医生、患者双方当做绝对不容置疑的东西保存下来。然而，福柯发现，它绝不是不容置疑的。它是漫长的历史形成的结果，只是在19世纪才形成的结果。
于是，福柯对疯癫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弄清楚，疯癫是如何被人们定义为疯癫，疯癫者的自由表达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又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像现在这样对待的。经过他不断的思考、翻阅档案，一部有关疯癫史的著作诞生了。
大体内容
中世纪前期，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没有人对其加以非议和指责。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渐渐地，黑夜降临，一个对于疯人来说的灾难性的历史正在拉开序幕。
从对疯人不同的迫害方式上来看，近代疯癫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11世纪至16世纪）；二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三是现代社会，也就是建立精神病院以后至今（19世纪至今）。
（一）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11世纪至16世纪）
在这段时期里，疯人开始受到了排斥和驱逐。在说这件事情以前，我们先来谈谈为什么疯人会在这段时期遭受排斥和驱逐。中世纪的时候，西方正流行着一种可怕的疾病，叫做麻风病。这种病可非同小可，它比我们现在社会的“疯牛病”和“非典”可厉害得多。疯牛病和非典的危害虽然也不小，造成了大约上千人的死亡。可与麻风病比起来，还不算什么。麻风病传染性极强，而且在当时只要染上该病，也就只能等死了。因为这种疾病，欧洲死亡的人数占到了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如果这种病再严重一些，那欧洲人可能就要灭种了。那个时候，人们每隔不久就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属、朋友、同学、邻居等突然死去。所以，人们对这种疾病充满了恐惧，把麻风病人隔离起来。中世纪末期的时候，麻风病在西方销声匿迹了。不过，那时侯的人还很愚昧。人们觉得他们排斥麻风病人的办法，得到了上帝的认同，所以麻风病才会消失。因此，麻风病消失后，那种社会排斥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关于麻风病，还有需要补充的一点，那就是许多麻风病人的样子很可怕，他们形状各异。人们认为，这些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后来，人们发现了各种举止怪异的疯癫者。于是，疯癫者开始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承受社会的排斥。
人们用船（被叫做愚人船）把疯癫者送到大海，然后把他们送到另一个世界。当然，大海很危险，疯人有可能在海上丧生。不过，这就不是大家关心的事情了。
其实，有关隔离的经历，我也间接地经历了那么一回。2003年那年，正是“非典”肆虐的时期。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淡忘了，但是如果回到当时，很多人会被它搞得寝食难安。那个时候，我正准备与同学出去旅游。不过很快，我们学校就封校了，不让到外地旅游，连进出校门都要受限制。我们当时也很都理解，知道那是非常时期。那时的校园，每天都在消毒，一大堆人戴着口罩，有些人则是边跑边唔着嘴，好象非要跑到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安全似的。偏巧在那时，我们楼的一个男生正好得了感冒发烧，他以为自己得了非典，整个人都吓得没了魂。他想向他从前那些朋友交代些后世，可谁敢靠近他啊？离他三公里的地方看到他，都要躲起来。我平时与他不大接触，也就没在意这些事，结果一次被他逮了个正着。我只好任倒霉，强忍着听他讲“遗言”。没想到，他还是个孝子。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死了，希望你帮我照顾父母。”这种情形平时只在电视剧中能碰到，怎么今天让我遇到了？唉！那我也得先答应啊，你看他那种眼神，绝望而又充满期待，谁能拒绝啊？后来，他被送进医院观察，观察了一个多月后出院了。当他再见到我时，非常感激地对我说：“还是患难时候见真情啊！”表情有些激动，又补充到：“我啥也不说了。”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古代西方人为什么要隔离麻风病人，又为什么要隔离疯癫者。
同时，福柯还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疯子的观念和态度。15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疯癫主题取代了死亡主题，说明人们开始关注疯癫，并且对他们的态度是轻蔑、排斥和驱逐。“过去，人们一直因疯癫而看不到死之将至，因此，必须用死亡景象恢复他们的理智。现在理智就表现为处处谴责疯癫，教导人们懂得，他们不过是已死的人，如果说末日临近，那不过是程度问题，……疯癫与死亡本身别无二致。”③
（二）古典时期（17…18世纪）
时间如水，转瞬即逝。转眼间，到了17世纪。人们对待疯癫的方法又有了新的变化。上面说到，麻风病在中世纪末消失了，人们把疯子装上船，送往另一个世界。但是，大量的麻风病院却空闲出来，应该把它们如何利用呢？后来人们觉得这些地方适合疯癫者、穷困的流浪汉和罪犯。于是，一个新的对待疯癫者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叫做大禁闭。
17世纪，法国产生了大量的禁闭所，1657年，法国国王下令，把一系列的建筑设施和福利机构合并起来，建立“总医院”，所有这些地方都被用于收容巴黎的穷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即不论健壮或伤残、患病或正在康复、病情能否医治”。④总医院创立时，其目的是禁止行乞，而不是给被拘留者提供某种职业。同时，被关进巴黎总医院的10人中就有1个是疯子。至于某个人是不是疯子，也完全由上层人士说得算。把穷人、罪犯以及疯子关在一起，说明人们对疯子观念的变化：即把疯子和穷人、罪犯看成一类人，他们都是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能力的人。所以，人们把他们关在一起。而这种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迎合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需要。商业经济需要有工作能力与工作效率。
因此，福柯指出：“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它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⑤福柯又继续指出，总医院是一个道德训诫机构，就是告戒人们要勤奋工作、不能懒散，失败者会被关押起来。
那么，被关押在这里的疯子又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德波尔特（Desportes）在《关于照看疯人问题的报告中》描述了18实际末比塞特尔的单人囚室：“这些不幸者的全部家具就是这个草垫。他躺下时，头、脚和婶子都贴着墙。石缝里滴出的水渗透他全身，使他不能安睡。”关于萨尔佩特利耶尔的单人囚室，他写到：“冬天一到，这个地方更可怕，更经常造成死亡。当塞纳河水上涨时，这些与下水道处于同一水平的的小囚室不仅有损健康，而且更糟糕的是，它们变成大批老鼠的避难所。每到夜晚，它们就袭击在禁闭的不幸者，咬能咬到的任何人。那些疯女人的手、脚、脸都被咬破。这种伤害很严重，已有几人因此而死亡。”⑥
这一时期同样有一些表达疯人的文学作品。福柯认为，从18世纪下半叶，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疯人形象重新出现在文化中，如狄罗德所描绘的“拉摩的侄子”：“你知道我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这种文学形象暗示，非理性的幽灵又在社会中开始游荡。禁闭所被看成是这种现象的发源地及扩散中心。那个黑暗王国的夜晚充满着外界无法接触到了欢乐；那些憔悴委靡的面孔背后是恣纵放荡。人们对那里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从那里出来的人比以前更加“不知廉耻”。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开始出现了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萨德病狂（性虐待）。这是西方想象力的一个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善妄、欲望的疯狂以及爱与死的对话。绝非偶然的是，萨德病狂这个以任命命名的独特现象就诞生于禁闭之中。萨德（色情作家）的全部作品的主调就是城堡、地窖、修道院和孤岛的意象。这些意象实际上组成了非理性的栖身之地。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所有与萨德同时代的有关疯癫的作品和恐怖的文献也都先后出自禁闭的据点。
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非理性（也就是疯癫）在18世纪后期又开始出现在社会中，它们的发祥地就在那些黑暗的禁闭地点，但是它并不象中世纪以前那样受到人们容忍和尊重。17…18世纪是欧洲的理性时代。这些非理性的意象使人们感到恐慌并更多地加以排斥。
（三）现代社会（19世纪至今）
时间继续向前，转眼到了现代社会，也就是19世纪以后。启蒙思想们开始宣扬“平等、自由和人道”。医学也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一种新的秩序正在来临。
在古典时期，疯子和罪犯一起被关在了监狱之中。而到了19世纪初，精神病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