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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犯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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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吧!》里那个怎么也不肯在国外背叛妻子的丈夫简直到了洁癖的程度,他为了给妻子买那件性感的“带胸口袋的女装”,甚至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求什么?他在竭力保持什么?他在为什么挣扎?还有《我的补肾生活》中那个知道了丈夫背着她自慰还给他补肾的妻子,她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复杂!那是我们无法探寻的深海——她的绝望,她的无奈,她从绝望之海下终于凫出的力量,她的勇气,她在黑暗之下寻找亮点的惨绝,冲击着我们固有的一切精神防线。
  他的长篇小说《抓痒》9,更是证明了他在书写当代生活真相上的出色能力。在这个长篇里,通过嵇康和乐果这对夫妻貌似幸福美满、其实冷漠贫乏的生活悖论,陈希我所要拷问的,依然是肉身的沉重、灵魂的痛楚、存在的疾病等命题。而这正是陈希我的意义所在:当生活日渐变得肤浅,当写作不断被经验所奴役,叙事如何才能获得新的难度,如何才能在贫乏的经验中成功突围,使之接上存在的通道,这已成为当代写作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陈希我的出现,为小说疏离表层经验、深度介入当代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他的《抓痒》,以变态喻示常态的匮乏,以反常呈现正常的尴尬,从而直抵现代人的精神核心。他把卑微黑暗的经验推向一种极致,在他的审视下,生活获得了存在的重量,情感也走向了有意味的精神事件。在陈希我所洞见的生存之“痒”中,生存尊严的恢复与生存耻辱意识的建立,是密切关联的。他仿佛在告诉我们,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没有经过追问的经验也不值得记住。这样的发现也许会令人感到不安,但你必须承认,《抓痒》的确为我们敞开了一个严峻而又长期被遮蔽的活着的难题。
  
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4)
新房被布置得一片通红,令人窒息,几近暴力。漫长的仪式。拜天,拜地,夫妻对拜。主持人在说着祝他们一生恩爱白头偕老之类的废话。天知道呢!那些老夫妻们,他们厮守了一辈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会厌烦吗?所以才叫“厮守”吧!是“厮”着“守”着。需要毅力,需要坚忍。在坚忍中,彼此心死了,然后体会到了死的苍凉:没有这个,你就永远没有了!所以才需要庆典吧!这是盖棺仪式。
  那些新娘,妆化得多么艳丽!她真的长得这么漂亮吗?像公主。她能保持多久?这婚纱是租来的,即使不是租来的,她能长久穿着它吗?即使是头婚的年轻的新娘,她很快也要沦为烂肉的妻子,大腹便便的孕妇,手脚麻利的母亲,理所当然进进出出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主妇。那坐在卫生间马桶上的老婆早已经失去了窥视的价值,还有那家常便饭地对着丈夫脱光的身体。同样的一块肉。10
  这样的文字,像是在揭发生活的隐痛和伤疤,当那些外面的饰物被除去,显露在我们视野里的,其实是一片难堪的景象——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可作家的使命,不正是要持续、坚定地追问生活底下那个精神的核心么?存在的真相,常常隐匿在经验的丛林里,不经过追问和逼视,它永远也不会显形。因此,陈希我的小说,并不是按照经验的逻辑来设计的,他遵循的是存在的逻辑,他所要描述的也是存在的图景。读他的小说,我总想起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阐释卡夫卡的那段话,他说:“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诉讼,从处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裁决转向那种不可避免的裁决。”11——我认为,陈希我的小说也是“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的作品,至少,他一直在这样努力着。他向存在极致进发的方式,使他能够看到生活下面坚硬的部分,看到黑暗之下的光,这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比如,同样是写“不幸”,一些作家可能就流于展示艰难或残忍的生活场景,把“不幸”理解为遭遇上的苦难,但陈希我笔下的“不幸”,因着他有沉潜于生活底部的能力,这个“不幸”就不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以此来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变化,但陈希我却把从人的本性上说往往不可能去征服的欲望,理解为我们肉身的沉重,灵魂的残疾,他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大绝望。
  陈希我小说中的妄想,疯癫,自我折磨,吸毒,假性性交,补肾,这些近乎惨绝人寰的变态,正是导源于他所指认的这种大绝望:在绝望中要想继续生存下去,那你惟有付出变态的代价。二十世纪的文学,从卡夫卡开始,作家笔下的绝望者,最终几乎都走向死亡——死似乎成了绝望惟一的结局。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先锋作家身上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从绝望走向疯狂,直至死亡,它一直是先锋文学的母题之一。陈希我的出现,为存在的绝望拓展了边界。他不愿意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人物内心的绝望,因为即便是死亡,在苦难重重的人类生存中也已经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死不了、却只能变态地活着的悲惨景象。德国诗人胡腾有一句诗说:“心灵觉醒了,活着便是件欢快的事。”反过来说,心灵若昏睡乃至死亡了,那活着便是件恐怖的事情。陈希我之所以不让他笔下的人物轻易地死去,就是为了用他们变态地活着的代价,来进一步暴露我们生活所面临的深渊状况。
  四
  说到变态,我想起若干年前陈希我的那部长篇小说《放逐,放逐》12。他在里面写了虐恋,这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涉猎虐恋的作品之一。人在绝望的时候,只能靠虐待和受虐获得生存理由,我印象中涉猎此类题材的作家有王小波。可是,王小波的虐恋是对政治压迫的一种反抗,而陈希我笔下的虐恋则更多的是关注人性本身。《放逐,放逐》有一个颇为深刻的结尾:一对通过虐恋建立起感情的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女子把碎玻璃扎进老头的心脏,老头居然仍引导女子逃亡,直到他估计女子已经安全逃脱,他当着跑来的人们的面,将玻璃尖刃更深地扎进自己的心脏,喊道:我自杀!
  ——可以说,这种虐恋意识一直在陈希我的作品中闪烁。特别是到了短篇小说《我疼》这部作品,他对虐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放逐,放逐》。在《我疼》中,那个总是感觉身体疼痛、害怕性交给她带来更大痛苦的女孩,居然缠着男人成就她这样的痛苦。虐恋就是这样的特点,“他所怕的就是即将发生的事,就是他要迎上去的事,就是他在虐恋活动中为自己所安排的事。”13所以,《我疼》有力地塑造了一种奇特的疼痛的形状——它看起来是来自肉体的风暴,其实正是精神疾病的生动写照。那个女孩在疼痛中磨碾,这是一种极深的肉体体验,在疼痛中,人性的脆弱、荒谬和悲哀昭然若揭:“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我们的人生何尝又不是如此?还有那篇《绑住我吧!》,光标题就已经很明显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婚姻是需要捆绑的。捆绑无疑是一种痛苦,一种苦难,男主人公解脱苦难的方法是把自己捆绑得更紧。“受虐者的逻辑是:鞭打我,这样我就可以宣泄而且不必为此负责了。”14于是他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离了婚。还有《晒月亮》中的两个无望的小恋人,他们的虚拟做爱勿宁是一种彼此间的折磨。这是爱吗?虐恋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满足,因为感到了深层的危机。那个《我的补肾生活》中的“我”,总是喜欢用“掐”,用“揭秘”来表现他的爱,不也是危机的驱使?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看来,虐恋的逻辑是“我痛苦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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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5)
如同一个演员在表演自己的悲惨状况,表演自己如何经受折磨(这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受虐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表演。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有着这种对人性柔弱的揭示;卢梭的《忏悔录》和波德莱尔的诗作更是展示了人类受虐的幻想;基督教早期的使徒自愿受难,他们遭受残酷鞭打时,一直在面对着一个观众:上帝。被爱和受难在信仰的层面被结合起来了。可是,陈希我笔下的人物没有上帝,只有变态。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拿什么来拯救你的变态?
  这是一个极端的追问,而陈希我走的正是一条极致化的写作道路。他的尖锐和坚决,旨在唤醒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觉悟。陈希我似乎在说,当麻木、变态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标。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不仅像现存物一样可认知,而且他自身自由决定什么应该存在。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15当陈希我在作品中将现代人的处境指认为一种精神变态的处境时,很显然,他使我们加深了在一种没有信仰的状况下,人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的思索。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垂直关系(人和天,人和上帝)被贬低,人的水平关系被抬高了。可是,人的地位获得自我提升之后,并没有给人的生存带来幸福,它反而把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深渊之中。德国学者孙志文在《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一书中说:“目前看来,我们已被包围在一个再也碰不到上帝的世界。人对于新得到的自由觉得满意吗?上帝不再干涉个人和社会生活之后,人是不是找到更深的内在生活?人现在是不是能够更深刻地感觉到人际关系?人现在是不是更有智慧、更情愿割舍自私而能积极地为一个更好的明日世界努力?现代人是不是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了解生活中所有的作为,甚至各种困境的意义?现在有谁可以托付我们的生命、盼望、忧伤?给未来学家?给科学家?给主张科技专政者?给艺术家?给诗人?给教授?给经济学家?给历史学家?给政治家?若假定现代人的疏离,其发生之根本原因为人不能够在科学、科技所塑造的现代世界中看出上帝的临在(暂不论是何理由造成这个现象),这假定有没有道理呢?”16即便是喊出“我们杀了上帝,我们是他的谋杀者”的尼采,也不得不用隐喻的方式承认,离弃了上帝,人类的生存将陷入阴沉与怪诞:“太阳已经被消灭了,夜已降临,天愈来愈黑,我们在无尽的虚无中犯错。地球松脱于太阳,我们被剥夺了所有坚固的支撑,我们前仆后跌,步履踉跄。”17尼采感觉自己被抛入了孤独的深谷,再也找不到避难之所了,于是,他警告我们:人所肩负的是人力永远无法负担的重担。
  陈希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尼采的这一警告。他的变态母题,丰富了当代文学对存在的探索,使文学重新站立在灵魂的面前,获得了提问存在的能力。借着陈希我的努力,现代人的生存问题再一次强烈地摆在我们面前。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我们要从哪里才能找到拯救的力量?卡夫卡的困境是:有天堂,但没有道路。陈希我似乎更决绝,在他那里,天堂与道路均已陷落,人世间只留下了一堆非人的事物,它来自变态的心灵。
  人已经不能以正常的人的方式活着了。用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的话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看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不禁要问:那些随同消费社会一同快乐的作家们,他们有什么理由快乐呢?难道那些精神的重担,真的可以轻松地从我们的肩上卸下?陈希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地从这些快乐的写作人群里抽身而出,独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里艰难地前行。他的写作,或许不能给现代人疾病丛生的生存提供拯救的力量,但他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存在的疾病本身,看到了现代人的精神伤口,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的力量?雨果说,人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会黯然神伤。今天,我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就不仅是黯然神伤了,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痛苦、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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