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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许你丢掉它
钟玲
北风根根针尖似地刺着施老伯的喉头，他忙把蓝棉袄的领口扣上。他进了公园藏室，取出扫把和畚箕，然后走到秋千旁边，待要扫地下的落叶，忽然他瞪大双眼，惊奇地望着正前方：那张长椅上放的是什么鬼东西？黑色的大包裹？谁留下来的？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包裹？他定睛一瞧，才看出黑色包裹顶端有个人头，短短的黑发，是个男人。施老伯想，自己真是老眼昏花，明明是一对情侣，两人裹在男朋友的黑大衣里。公园是情侣流连之处，但是一早八点半，在阴暗的黑云下，吃着冷风谈情说爱，以前倒没见过。大衣里的小天地一定热烘烘。施老伯油然怀念被窝里老太婆胖敦敦的身骨，可是她已经去了，去了两年了。施老伯拿起扫把畚箕就往回走，自己还是不要打扰这一对恋人。
他走到公园另一端去扫水沟，沟水清浅，落了一堆堆黄褐色、橙红色的叶子，他扫到一处停下来，见到沟里散着些纸屑，有揉成一团的证件，有撕成碎片的名片，一定是什么人清理他的皮夹子。他用力一扫，扫把带起一张照片，又飘回透亮的”“沟水中，一张脸平贴在水面上，向他微笑，是张女孩子的小照。施老伯拾起照片：黑白照，有点泛黄，披肩的长发，清清秀秀的五官，施老伯信手翻过来，背面题了字：亲爱的国材：永远不许你丢掉它！
你的丽云ｘ年ｘ月ｘ日他似笑非笑地弯弯嘴角，照片由他手中飘落，落在水沟里一大堆落叶中。
永远的家
海峡
刘晓梅我们中国的“家”字，按象形意思，是屋顶下有一只猪。所以，屋里永远有一只猪是家庭的基本定义。我想，宝盖头底下同时要写出府上猪仔数目，必定显得人口膨胀，并且“家”里“豕”塞填多了，字型麻烦又不好看，因此“家”字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按发明中国字的仓颉先生看法，“家”里只代表性地填进一只豕，已经算简体字了。
以上是我考证训诂后的想法。说得更明白些，“家”里有只永远的猪或者家里永远有一只猪这个字，除了象形，它的会意转注和假借的作用是更重要的。也就是一看到“家”字，你就能会意出来那宝盖儿底下不止有猪，还有永远存在的其他东西，譬如永远的丈夫、小孩和狗之类。
永远的丈夫是这样的：永远追问“钱去了哪里”；永远在你做好晚饭后才告诉你不回来吃饭（爸爸回家吃晚饭？！）；永远答应“帮你”拖地，但是永远要“等一下”；永远在朋友面前抢付帐，并且永远抢赢；永远给太多小费；永远赞美别人的小孩（以及老婆）；永远在打完牌后，藏输藏赢不说实话；永远觉得你身上肉长错地方；永远以为崔苔菁才算女人；永远指出你应该心满意足；并且，永远永远永不认错。
除了一个（一个嫌太多，两个会疯掉）永远的丈夫，家里从地板到天花板，处处充塞着永远的气息和实体。
孩子是这样的：永远不肯吃早餐；永远在上学前找本子；永远在晚上十点叫肚子饿；永远在客人面前实话实说（“我妈妈说你是多嘴婆”之类）；交待事情，永远要说三遍才听得到；永远觉得你偏心；永远在开学前赶作业；洗澡永远溅一地水；永远认为你烧的菜不及汉堡包；永远在游泳时喝一肚子水。篇幅有限，他最后一个永远，是永远长不大。
除些以外，还有永远在你洗澡时才响的电话；永远在你痛骂她儿子时出现的婆婆；永远做不完的家事；永远在掉毛的狗，以及永远觉得你噜苏的所有家人。
如果你未婚，有个家伙执起你柔嫩的小手说，永远爱你。祝福你，你将会有个永远的家。
永远的朋友
吴芊
1读你的时候，心中总是渐觉一种温馨——像与一位难觅的知已，畅诉只属于彼此相互的秘密；也像在静夜的月光下，与恋人轻轻拥揽、喁语，共同描绘着人生里那段最美丽的轨迹。
于是，我知道这种温馨该是永恒的；像永恒的日月、永恒的山宇。
2真的不能想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怎样的一种心情与你第一次相遇的。你会怪我么？然而，你知道的，在心中的感觉骤然增多的日子里，你便成了我的永远的心灵的慰藉了。于是，我月月渴慕见到你—盼着你来舒解我的抑郁和孤寂；盼着你来分享我的快乐和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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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喜欢你的淡雅和酒脱，也喜欢融入你身躯的那些作者们的文字。然而，我更喜欢去感受、体味那些文字下面曾包容着的怎样的一种丰富的经历和怎样的一种缱绻的思绪。
4总是在万籁俱静的时候，才与你栖息在夜空下、星光里；与你一起享受在喧嚣的白昼里无法得到的静谧；与你陶醉在缓缓涌动的忘我的交融之中。
总相信那些作者们是赋予你灵魂的，于是我便把灵魂交给了你。
5我庆幸在你的千千万万个同伴之中选择了你。
在你的潺潺如流水的婉转之中我学会了去领悟作者们对人生的细腻感受；在你的铮铮如铁骨的壮烈之中我学会了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去放弃，而是拼搏。
我喜欢你的清新、闲适；我喜欢你的躁动、激昂。
你是永远矛盾着的生命的记录。
你是播种着智慧播种着希望的殿堂。
你是风霜中永远烯着的不灭的诱惑。
你是丽日里吹醉游人的一阵清风。
勇敢来自锻炼
祝您健康
窦国祥
我在俄罗斯工作期间，对于俄罗斯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培养少年儿童的勇敢精神，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培养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来实现的。
我去过新西伯利亚市、伊尔库茨克市和规模较小的戴希脱和波拉茨克等地，见到任何一个居民区、居民点、或是几幢住宅楼中间，都有各种体育设施，单杠、双杠、吊环、荡板、滑梯、秋千、转轮、球场等，一出家门就可锻炼。
西柏利亚的气温常在零下35~40℃，终日不断的鹅毛大雪、刺骨的寒风、冻僵的大地，这时的室内，由于有暖气，温暖如春，只要穿一件薄毛衣就行。但是，孩子们不愿呆在家里，宁愿在冰天雪地中活动。年轻的妈妈用车推着婴儿在阳光下散步，或是干脆把车和婴儿搁在那里，自己去干自己的事；两三岁的幼儿自己就在雪地里爬。我住在医院的宿舍里，每天见到这些小孩在雪地里玩，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妈妈和别的人很少去担心他们是否跌坏了，总是让他们玩个够。五六岁以后的孩子，就开始做更为复杂一些的运动。坐在装有滑轮的木板上，或是站在滑板上，从高处向低处迅速滑下。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不过五岁的男孩，在下滑时，滑板撞在一个树桩上，他被撞倒后跌得鼻子出血，额头鼓起一个大血包，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扶他，他坐在地上哭了几声后，又爬起来继续运动了。更多的女孩子喜欢穿着溜冰鞋，轻轻地舒展着自己的肢体，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令人羡慕。也有的女孩，不过七八岁，胆子很大，从八九米高的斜坡上往下冲刺，然后稳稳地站住脚跟。
我有很多次，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生怕她们摔倒，跌成骨折，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1991年圣诞节，我是在新西伯利亚市度过的。孩子们把雪堆得是有四层楼那么高，然后一个个从顶端往下滑，再爬上，再往下滑，一刻不停，没有一个孩子落伍。这些小朋友的体力是很强的。有几次，我见到几个小孩在雪地上躺着晒太阳。我跟大人说，这样要冻坏的。他们笑笑说：“没有事。”严寒锻炼了人的耐力，也锻炼了意志。
西柏利亚的春天十分短促，到处都是冰雪消融后的泥泞。雪停了没有多少时间，就进入初夏时节，孩子们便欢快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到密密的森林中去采集野果、蘑菇、蕨菜等；到河里、湖里去游泳，去乘汽艇遨游；到儿童乐园玩各种游戏；到草地上去野营。在伊尔库茨克市医院附近，也有教授日本柔道和中国气功的培训班，一些学生课余也去学习。那里的署假放三个月，孩子们经常随父母到外地疗养，旅游，晒黑一身皮肤。当时日照长，到午夜后太阳才下沉，小孩多半一直玩到天黑了才回家。他们吃得很简单，菜很少，有的只吃黑面包和牛奶，但由于重视锻炼，体质的确不差。有的孩子还被安排到部队去过夏令营，经受更严格的磨练，显得勇敢、
悠然下山去
南风窗
栖云
森林中举办比“大”比赛。老牛走上擂台，动物们高呼：大。大象登场表演，动物们也欢呼：大。这时，台下角落里的一只青蛙气坏了，难道我不大吗？青蛙嗖地跳上一块巨石，拼命鼓起肚皮，并神采飞扬地高喊：我大吗？不大。传来一片嘲讽之声。
青蛙不服气，继续鼓肚皮。随着“嘭”的一声，肚皮鼓破了。可怜的青蛙，至死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登山队员，一次他有幸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在6400米的高度，他体力不支，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时，我们都替他惋惜，为何不再坚持一下呢？再攀一点高度，再咬紧一下牙关。
“不，我最清楚，6400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都没有遗憾。”他说。
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联想起人生，一个人不怕拔高，就怕找不到生命的至高点。任何事情都存在突破口，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穿越突破口，抵达更高的层次。”“如果说挑战是对生命的发扬，那么明智该是另一种美好的境界，是对生命的爱戴和尊敬。一个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命运会给予他惩罚。
那样，揣一根坐标尺上路该是何等重要！它能督促我们不懈努力地攀登，又能提醒我们恰到好处地戛然而止。
仰之弥高，那是笨蛋的愚蠢和贪婪。一个智者，此时此刻，也许悠然而从容地下山去了。□
尤今看人生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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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今
背后那双眼那一年，我读中二。
清楚地记得：当时《南洋商报》有个服务版，每周都拨出一定的版位，让读者免费刊登“征求笔友启事”。
我是个终日把自己囚禁于文字的女孩——既爱读，也爱写。握在手中的那管笔，仿佛藏了千军万马，老是呼啸着想冲出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是个木讷口拙而又孤僻离群的人，因此，以笔交友，对于社交生活一片空白的我来说，充满了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一日，鼓起勇气，以“漪佩”为名，拟了一则“征友启事”。
两周过后的一个早上，才踏出房间，便听到爸爸喊道：“过来。”
指着报上的那则征友启事，问道：“这漪佩，是你吗？”爸爸那张好像“发霉面包”的脸，使我本能地起了战栗性的惧怕，以细若蚊子的声音应道：““是。”
接下来那一周，信件惊人地多——不是一封一封地飞来，而是一叠一叠地涌来，信箱几乎都被撑破了。
爸爸坐在身边，拆信、读信，然后，成堆成堆地用像皮筋子捆起来，表情肃穆地嘱我拿去丢掉。我倔强地忍着眼泪，照他的指示做。信从十多层楼上往垃圾桶扔下去时，发出了闷闷的声音，我明显地感觉到悲哀像一阵黑黑的风，冷冷地掠过我挂了一块铁的心。
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件事一直是我心里很大的一个疙瘩。它连同生命里许多快乐与不快乐的事儿深深地埋葬在我记忆的底层里。
事隔30年，在接受资深记者黄丽萍小姐的访问时，爸爸忽然提起了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说：“我怕她误交损友，所以，不让她回信。”
听到这话，眼前立刻浮起一个瘦小的背影。她站在垃圾桶前，把信一捆一捆地往下丢，长长的脸，满满的都是怨；细细的眼，湿湿的都是泪。可是，这女孩，没有想到，她的背后，有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如同照明灯一样，为她照亮前面的道路。
等意识到背后有这样一双温暖的眼睛时，这女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而且，她也正以同样的目光，注视着她自己的孩子哪！
幸福的饮料记不清那是多少年前的旧事了。
台湾已故散文家钟梅音女士随同夫婿余伯祺先生旅居新加坡。
一日下午，到她坐落于加东的寓所造访她。天南地北，不知时光流逝。时钟敲响六下时，余伯祺先生下班归来了。温文娴淑的钟梅音女士立刻站了起来，替他接过了公事包，搁到收拾得纤尘不染的柜台上，然后，施施然地走进了厨房，倒了一杯茶，双手递给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