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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结婚才四五年呀，我俩都觉得没劲了，为一点小事就要吵，总觉得不顺心。
最近，我们开始懒得吵架，也就懒得说话，回到家各人做各人的事，像两个陌生人。我不明白，当初的爱情，当初他对我的吸引都到哪去了？……”我首先劝她重温一下当初相爱的情景：怎么会爱起来的？爱他什么？又以什么方式去爱？而这样的重温，使我的朋友比较理智、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当初偶尔遇见他一见钟情地感到他的形象、气质很符合她想象中的“他”，便情不自禁地爱起来，还把内心的理想点燃了，使爱的火焰越烧越旺……所以，有人很尖刻地指出：人的热恋时往往愚蠢。我的理解是，相恋中的人完全感情化了，理智变得毫无作用，没有头脑，没有眼光。当然，不会有冷静的分析和客观的审视。而爱情一旦套进婚姻的契约之中，人与人建立了关系，开始了日常生活，那么理想的“他”，很自然的又回到你心里，你天天面对的、朝夕相处的是那个实实在在的他，你会发现，他并不完美，也不完全理想。于是，你的热情不知不觉地减退了；于是，爱情就犹如完成了某种使命一样地悄悄撤离了。而好的婚姻，将会以感情、亲情代替热恋时的爱情。婚姻之所以能维持很好，很重要的一点，要具备一种善于调整你对对方的想象和期望的能力。
正是这种能力，才会使你心中的爱不枯竭。
但是，真要做到爱与被爱的不中断、不枯竭谈何容易！人，最难把握的恰恰是自己，是自己的感情。因而说来说去，爱情似乎仍是个谜！
把一切交给时间
海外星云
储子
如果不经历那件事，我不会知道“时间”不单是抚平伤口的安慰剂，也是是非曲直的检验师。
三年多前，我在一家民营电台任职，台内有位同仁剽窃友台的节目，从访问到主述，全部完整播出，且该节目还获“新闻局”每集6000元的委制经费。我写了一封检举信到“新闻局”。没想到“新闻局”竟然把信寄回公司。接着电台老板带着那位被检举人，亲往“新闻局”解释。
可想而知，老板脸上无光之余，要炒鱿鱼。幸得爱护我的长官保荐，方得苟延残喘下去。
被打成“黑五类”的日子不好过。与“被害者”有私谊的同业一见到我就满脸不屑——“告密者”，我的脸上写了这三个字。而同事们也在我的身后议论纷纷。
只因为一封我自认为动机单纯的信，使我的人格、私德全部打了个大叉。
我真的错了吗？难道不必付出、坐等收获者，可以永远捡便宜？现实社会难道没有公平正义？在那最无助的时刻，支持我的是知我甚深的几个姐妹。大家在数落了我这傻大姐的糊涂作为后，仍以无比的同情及爱心做我的后盾，让我在晦暗的工作阴霾下，仍得以看见丝丝亮丽的阳光。
而我，既然检举别人的作弊，自己更要行事端正才行。于是我加倍努力跑新闻，上山下海，勇往直前，不敢有丝毫怠惰。大约一年后，当初向着“被害者”而对我不齿的同仁报我以亲切的笑容，也不吝于与我交换新闻了。
令我欣慰的是，他们都承认我当初的看法没错。那位被检举者待人接物的势利现实，一如阳光下的融雪，终至底层裸露，让人看清楚。那一天，我好高兴，原来真理只需等待时间的试炼而已。
后来，奇迹发生，我入围了金钟奖的新闻采访奖。对南部小电台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耀。入围名单揭晓，当初保荐我留下的长官立刻跑到教堂谢恩，而我则快乐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这样的际遇也许算不得东山再起，但是从人格被否定、到怀疑是非公理何在、以至兢兢业业的日子，最后终见到友谊的双手与成功的果实，心路历程颇为辛酸。
回首前尘，时间真是个神奇的魔术师，经它过滤，没有人可以伪装而不被发现。任何对错、是非，一一接受考验——我那鲁莽却真实的检举信即是如此。
如果，你正逢生命难关，别泄气，时间会帮你抚平伤痛的。□
白领箴言
中国之友
阿忆博士
策划人语：近年来，人才流动的限制变得宽松，人们对“跳槽”的传统偏见消失了，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增多了，这说明时代给我们这代人寻找理想职业的机会是丰富的。但另一方面国家劳动部的统计又告诉我们，中国仅企业界富余人员就有2000万人，而农村富余劳动力高达1。5亿。在一个同时充满选择机会和激烈竞争的时代，你将如何设计人生？在自我设计的时代里谢韬（1963年生于北京。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留校任团委政研室主任。1987年后历任美国普华会计公司北京办事处会计经理、香港迪生集团北方总经理。现任普华（新加坡）公司中国部经理）：中国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这里不像美国，30多岁的时候你已知道50岁是什么样子，而且要考虑自己的养老保险金了。在中国，如果我问你：“你的明天会是怎样？”你根本无法回答，因为我们的选择太多了。是出国还是继续留在国内，是在试验室里从事科学研究还是投入商潮，是在国有企业享用安稳还是跳槽去合资公司，这些选择使人眼花缭乱。这是中国经济比美国更为活跃的地方，而在这种蓬勃的局面中，每一个人下一步该如何走，明天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便成了重大的人生课题。
在社会剧变中，中国出现了更多前所未有的新职业，出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我们毕业的那个时代，大多数人要靠给机关或者企业打工开始起步，然后再慢慢寻找更好的位置。而现在的许多学生却是，一出校门，便做老板。时代交给今天的人们更多的幸运，我们的确不该错过。如果你在这些机会面前犹豫徘徊，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去参加应聘，那么我想给你一个忠告：你缺乏的素质，别人也缺乏。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30岁之前误了许多时间。我在香港进修会计课程时，常听人说：“35岁退休。”在那里，青年人赚到足够的钱后，便开始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
西而自卑。
不要完全相信招聘启事上对于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的限制，当你有了一门特别拿手的本领，招聘单位一定会放宽标准。
要很好地准备自己，不要责备自己行动晚了。我常拿股票交易作比喻，因为你入市早晚并不重要，关键是在炒股之前你是否具备了证券知识，是否对股市有了深刻的了解。有了这些，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赚到钱，不在乎早晚。
不要怠慢现在正在做的工作，不管你将来是不是要调离。如果你是会计，不要只是天天例行公事地翻看帐本，要做个有心人，多想一些问题。这样做3年，我敢保证你会和别人做3年大不一样。当你厌倦了这个工作想跳槽时，你会发现，你比别人更有功力。
一个人在20岁出头的时候，很难判断哪个职业更适合自己，但是不必焦急，你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一个目前自己喜欢的行业，不妨先做起来试试。30岁以前的工作好还是不好，不该考虑钱的问题，它的标准只有一个：是不是能学到许多东西。
最终你所找到的理想职业，它的收入多少、工作环境如何、社会地位怎样，这些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找到最适合自己性格的职业，你干这行时会感到开心，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不断寻求新的工作，正是为了找到这样一个位置。既然时代给了我们自我设计的自由，我是不会辜负它的。
策划人语：许多契机编织在你的人生剧本之中，这个剧本好坏取决于你心中怀有的信念。人们在机会面前的表现各不相同，有的人丢掉它，走进滑铁卢，有的人却能在山重水复之后看到柳暗花明。如何等待机遇，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比任何主题都更有意义。
再坚持一下朱思旭（1963年生于广东。1983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7年毕业后进入广东白云山制药厂。1990年任广东白云山集团驻京办事处主任，1994年后升任白云山集团华北及华东地区总管）：我在广东一个极其偏远的山区长大。当地有一句土语，叫做“老蔗头”，意思是甘蔗每年都要被人砍一次，砍光以后遇到春雨，它又会生出新苗，长成甘蔗，然后又被人砍掉，但只要有雨，第二年它又能长出新苗。我这个人在童年少年时代，就像“老蔗头”一样，历经劫难却又顽韧不息。
那个地方就业机会极少，如果不通过读书走出来的话，便永远不会有出息。当地人十分保守，所以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恋着一个女孩子，为了得到这个人，我只能去上大学，提高自己的地位。（很遗憾，她最终也没能成为我的太太。）在当地，能不能考上大学是喝粥与吃饭的分水岭。如果考不上大学，只能蹲在家里喝粥，考上了便有米饭吃。为了这个低级的目标，我暗暗发奋。那里的教育水平极低，我无法指望老师的帮助，只能自己苦苦地准备，前前后后足足考了四次，才进入北大。
在北大读书时我是自卑的，原因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
在当时极不自信的情况下，我把身体上一个小小的缺陷，看得万分严重。我家乡医疗条件很差，由于母体奶水的问题，我的眼睛生出许多眼屎，家里没有钱治，过了一年我的双眼变得一只略大、一只略小，从此以后怕见生人。心理自卑是因为自己来自山区，到了大城市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自认为知识面、言谈举止、衣着方面都不能与城市学生相比。那时，我很孤独，又不具备与城市女生交朋友的资格。那种自卑是深深刻在心上的。再加上有一年的英语考试不及格，心里更加难过。我曾找到一条铁轨，试图自杀。
后来我看了秦汉主演的一部电影，叫《汪洋中的一条船》。主人公腿断之后却很坚强地熬过来了。这是我从强烈的自卑到积极进取的一个转折点。再后来，我看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它使我从艰苦的逆境中奔着一点光明走过去。
此后，每当我遇到困难，我便对自己重复那句名言：“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之中。”
我毕业后去了白云山制药厂。刚到任时工厂分给我的工作是在宣传科写黑板报，这对4年正规的中文培训来说，是一种亵渎。每逢节庆日，我还要亲自扛着大旗搞庆祝才摆脱了苦境，却又进入了新的苦境，内心十分悲痛，曾几次想调动。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忍下来，并且积极地做好每一项不起眼的工作。不想，这反而使我得到了一步步提升，终于成了一名高级职员。
回首往事，假如当时我真的自杀了，或是吃不下一时的苦而离开了白云山，那我的今天便不存在了。这使我想到，一定要对自己怀有一个希望，特别是那些真正的苦孩子，希望就是一切。
策划人语：在刚刚走出校园大门、真正靠近大众的社区时，你是不是触到一种坚厚的隔膜？你找到了打破这种隔膜的办法了吗？你是否在学校里便意识到学习与社会实践需要交融、相互助长？而在工作中，你感到知识不足时又会怎样？推倒隔墙谭军（1964年生于黑龙江。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毕业留校任团委宣传部部长并兼读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1989年辞职后辗转数家企事业单位，3年后领办奥地利亚奥文化发展公司并任授权董事长兼总经理。1995年后出任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人们常说，影视作品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制作完之后再也无法改变，其实人生也是如此。
回首大学时代，我时常感到遗憾：一是荒废了许多时间，无可挽回；二是与社会的联系不够充分，那时太容易满足于校园生活了。
不过好在北大9年生活，我一直在团委工作，相比之下，与社会接触更多一些，这使我闯出校门、投入商海的时候，能够较为轻松地找到校园文化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平衡点。
我很幸运有这么一段漫长的经历——带着读书人的头脑，频频瞥到纷杂的校外世界。这使我坚信一个道理，就是：做一件事，完全围绕这件事本身去做，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过去人们常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做诗如此，读书也是如此。如果上大学期间作好融入社会的准备，那么机遇就会偏爱我们，现实也更容易接纳我们。
教育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性教育，一类是生活教育，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过于强调前者。当然，技能知识是建功立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