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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晚间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放著名现代流行歌曲演唱家吕乐之音乐晚会的实况录音片断……
我们高高地竖起了我们的耳朵，听那女人说：吕乐之早在数年前就以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民歌博得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近年来，他发愤努力，艰苦训练，成功地将民歌演唱法和西洋花腔女高音唱法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世界上从来没出现过的新唱法……他的演唱使近年来走红的流行歌手们相形见绌，他用自己的艰苦劳动和得天独厚的喉咙重新赢得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爱戴。世界著名的声乐大师帕瓦罗蒂听了吕乐之的演唱后，眼含着热泪对记者们说：这是人类世界里从没出现过的声音，这是抚摸灵魂的音乐……
在一阵阵的疯狂叫嚣中，他唱了起来。他的声音让我们头皮阵阵发麻，眼前出现幻影。他的声音不男不女，不阴不阳，跟“老婆”的切除了子宫和卵巢的老婆骂“老婆”的声音一模一样。
劳改农场那边又响起了也许是枪毙罪犯的枪声。我们是不是站在你家门前敲过门板呢？也许真是幻觉，即便在真幻觉里，我们也感到恐惧。
我的写作还能成长（1）
文无第一？摇武无第二
新京报：如果让你在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时候，说一句最想说的话，感谢一个最想感谢的人，你会说什么呢？
莫言：最想说的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也是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好多遍的话。与这句话意义有关的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也是我父亲反复教导过我的。
在我的文学道路上，帮助过我、扶植过我、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很多，我不好从中选出一个来。但我在心里，一直在念叨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恩情和友谊，是支持我写作的重要力量。
新京报：你这些年来获得的大大小小的奖项，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无从统计了，获奖和你的写作之间形成一种什么关系？
莫言：尽管说了实话会显得很不近人情，但我还是要说，得奖和写作，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第一，不会也不应该把得奖当作自己写作的动力，第二，得奖并不会使他的小说变得好起来。已经写出来的小说不管得奖与否，是好是坏，已经无法改变。还没写出来的小说，甚至必须与得奖小说大唱反调，才会有价值。
黑色老树？摇抽出绿枝
新京报：这次的获奖作品《四十一炮》是你的第九部长篇，你说过在过去的作品里，了解你必须要读的是《丰乳肥臀》，《酒国》在形式的实验上做得比较成功，而《红树林》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作品，对2003年的这部《四十一炮》你自己是如何评价的？
莫言：让作者评价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残酷的问题。但我也不忍心不回答你。博尔赫斯说，写出来的作品，一旦发表了，就尽量把它忘记。我没有博尔赫斯那样彻底，所以对《四十一炮》还是有点印象。《四十一炮》是一部成长小说，这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说，这部小说写了一个“炮孩子”叙述自己的成长并在叙述中成长，第二层意思是说，这是我的写作成长过程中的一部作品。
这样说立即就面临着被讽刺挖苦的危险，一个写了二十多年的人，他的写作还可能成长吗？一个年近五十的人还可能成长吗？这是多么荒诞和无知啊！我也看到过一个年轻人写的文章，题目叫做“莫言老树抽新枝”。他的文章是在讽刺我老不知趣，但我看了这个题目大为感动。我马上联想到了意象派诗人庞德那首著名的《地铁车站》：“人群中出现的那些脸庞：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可以模仿着写一首《莫言新作》：“嘈杂吵嚷的《四十一炮》：黑色老树上抽出的绿枝。”———这个评价可是够高的了，自己夸奖自己，有时候也很必要。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的写作一直在成长，而且再成长的可能性还非常大。
莫言：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事件。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们村子里一户人家，儿子被炮打死了，儿媳也因病去世，撇下一个男婴。姥姥把这个男婴抱去抚养，最后，这个老妇人的乳房竟然又神奇地恢复了分泌乳汁的功能。山东籍作家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里有这样的情节，马尔克斯也讲过类似的故事。本来我在写《丰乳肥臀》时要使用这个情节，因为别人用过了，只好放弃。可见，这种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说我的写作还有可能成长，就不完全是在说梦话。
肉是象征？摇又是食物
新京报：“四十一炮”是这部小说章节的划分方法，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罗小通又用四十一颗炮弹炸死了老兰，四十一这个数字的用意何在？“炮”的意思是什么？
莫言：《四十一炮》的章节划分，现在看来，有人为的痕迹，这里边有巧合，也有削足适履。小说中过分精巧的结构，其实有技巧至上的塑料气味弥漫其间。司马迁说“大盗不动干戈”，巴金说“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没有技巧”，这是值得我检讨和反思的。
至于“炮”，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吹”，或者是“侃”，“少年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说可以归类到“少年侃”里，样板是那部《麦田守望者》。我唯一可以沾沾自喜的是《四十一炮》的叙事是在虚与实两个层面上穿梭游弋，而《麦田守望者》始终固守在现实的层面上。
新京报：在《四十一炮》里，你通篇描写了主人公罗小通对肉的迷恋，我想在这部小说里肉不仅仅是肉，那么“肉”是什么呢？
莫言：肉是肉，也不是肉。肉和灵，是互相依存又相互排斥的对立统一。肉又是欲望，是人的本能，但精神的升华总是建立在本能和欲望的基础上。肉是象征，又是食物。我在写的时候，只是感到这个“肉”是一个丰富的意象，至于其中的内涵，那就不需要我来解释，我的解释，实际上是为自己画地为牢的愚蠢举动。
我的写作还能成长（2）
新京报：在这部作品里你选择了罗小通这样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讲故事，你小说好像经常从孩子的视角来讲故事，为什么选用这样的叙事方法？
莫言：说句投机取巧的话：不是我选择了这个视角，而是这个视角选择了我。
“煞有介事”区别时尚
新京报：以前说到《檀香刑》的语言选用了可以朗诵的口语的方式，而在谈到《四十一炮》这部小说的语言的时候，你使用了“煞有介事”，是什么意思？
莫言：涉及小说的声音，这问题很复杂，我曾经想过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也曾经看到过上海一个评论家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但最终是触到语言、意识、思维、思维材料等许多非常专业的概念的墙壁上而懵头转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听过一部在广播电台连播的小说，感到非常好，但把这部小说买来阅读时，感觉非常差。也就是说，播音员的声音，可以给一部平庸小说增添许多光彩。但有些在文本上看很好的小说，未必适合朗诵。我写《檀香刑》时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韵文，其意是想和当下时尚的那种翻译小说腔调区别开来，是想用自己的腔调说话，并不是要让电台去连播。
至于《四十一炮》中叙事主人公的腔调，那就是一种炮腔炮调。其实，故事的讲述者，都是“煞有介事”。你不“煞有介事”，如何打动读者？
《丰乳肥臀》？摇清算人生
新京报：在你的作品里最有争议的恐怕是《丰乳肥臀》了，但是你多次谈到它是你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这么看重这部作品？
莫言：这部小说，我之所以看重，主要是因为，我的小说，大概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是《十三步》《酒国》这条路线，技术至上，超现实的成分很多，将社会性的内容深藏其中。另外一条路线，就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这样的小说，注重地域、环境、历史、家族、命运等比较传统的小说因素。
《丰乳肥臀》是沿着《红高粱家族》路线发展下来的那种小说的一个总结，这里边有比较多的我的人生体验和故乡、家族等原始素材，是对自己进行清算的一种写作方式。
新京报：《丰乳肥臀》出版以后，遭到很多强烈的批评，可能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看懂你要表达的东西？据说，最近又新出了增订本，你作了哪些修订？
莫言：至于别人是否看懂，那是别人的原因。写作过程，其实就是《诗经》上说的“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过程。《红楼梦》比《丰乳肥臀》好九千九百九十九倍多，但我十几岁时，根本看不进去。比起《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对于一个野孩子来说，《红楼梦》那是太不好看了。
《丰乳肥臀》修订本，主要是把过分累赘的地方作了删改，语言上作了加工，章节上重新划分。
残酷作家？摇温柔欲死
新京报：很多人评论你的小说写得过于残酷，像《檀香刑》我确实只翻了几页，就不敢看了。
莫言：我知道你根本就没看过《檀香刑》，你是人云亦云。因为，《檀香刑》中被人认为是“残酷”的那些描写，是到了书的二百多页之后才出现的。“记者从来不看书”，你们看不过来，这可以理解。而不看书又要评书论书，这是你们的职业需要，也可以理解。
这是半开玩笑的话，你不要认真。但你发表时不要删去这段，因为这很好玩，是我作为被采访者的一次温柔的反抗。我们这些作家，被你们这些记者，像橡皮泥一样，捏了几十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几句反驳的话，希望你们也有点雅量，不要删改。
新京报：我是当代小说忠实的读者，你的小说我当时确实翻了，但我确实没有看下去，就是觉得语言很嘈杂，还有就是觉得太残酷，看了会很长时间心里不舒服。
莫言：那让你来采访我，真是难为你了。
接着说，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做“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意思是说，即便猫头鹰报告的是喜事，人们还是不喜欢它。也有人说，“一次为盗，终身是贼”。我写了几个残酷情节，就成了残酷作家，你没看到我小说中那些温柔得要死的情节吗？
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体。我相信当年在菜市口处决戊戌六君子时，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但那些刽子手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这样，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
我这样写，是希望人能认识自己。回家问问你爸爸，让他给你讲讲“文化大革命”时，有多少善良的百姓，变成了残酷的帮凶。当然，在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背后，还站着一个集团，这些人，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
我的写作还能成长（3）
新京报：有一位作家说，我们总是书写人性，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小说里是不是应该有人性的理想，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莫言：我的小说中，当然也写了理想和希望，《檀香刑》中，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我让那个身怀六甲的孙眉娘活了下来，这难道还不是理想和希望吗？我曾经在小说结尾处写上过“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样的理想之歌，可惜让编辑删去了。真是遗憾，他们的武断，毁了我理想主义作家的名声。
城市局限？摇怕谈思想
新京报：你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涉及了你的故乡山东高密，你觉得在你的写作中故乡是什么？对于你的写作这个资源是无限的吗？
莫言：现实中的山东高密，和我小说中的山东高密，基本上不是一个地方了。至于写作中的故乡，实际上是关于故乡的记忆，而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记忆的过程，就是创造故乡的过程。
至于所谓资源，好有一比：假如故乡是一片树林，而树上的鸟是资源，那么，总会有鸟飞来飞去。今天飞来西伯利亚的天鹅，明天也许飞来马来半岛的金丝燕，当然也允许东京的乌鸦前来筑巢。
新京报：你是否想过题材上的突破，比如你已经来北京这么多年，你是否能够关注城市人的焦虑和困境？
莫言：我生活在北京，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来看，也算北京市民。但我内心里不敢把自己当成北京人。城市人的焦虑和困境，我大概地知道一些，但我并没有去研究，这是我的局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