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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女人起初犹豫着，最后冲出屋来，似乎也看不到我的存在，在这样一个时刻，她当然会看不见任何人或物。所以，她撞了我一下，我一直呆在门口，我是旁观者，我是被这场景迷惑的使者，女人撞我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像雨中潮湿的瀑布，也许她披着长发，那黑发垂到腰部，不错，她就是柔软的瀑布，她穿着吊带裙，赤着脚，看上去，在之前，她已经躺下了，或者刚洗完澡，她身上散发出一阵芬香像是桂花，又像是桃花的芳菲。她赤脚滑过楼梯时，我仿佛看到了她的迷惘和无助，她在追，她能够追上那个男人吗？
我回到房间，因为在我房间里有一个露台，我可以朝下看去，如果身体趴在露台上－－我就能看见那个男人或者看见那个女人。在这一刻，我似乎已经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他们的命运之中。因为我是被两者所碰撞过的一个人，能够在一刹那之间的碰撞感受到他们的分离在眼前。这种恋人似的分离，我尝试过，它是一种剧痛，是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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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趴在露台上朝下望去，女人终于追上了男人，我不知道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女人用赤脚耗尽了，或者缩短了多少路程，才在楼下的庭院中追赶上男人；我不知道面地抵触。
从黑夜的角度看上去，这种男女之间的抵触是多么令人绝望。然而，抵触是无法回避的，正像他们最初的相遇，两性之间的相遇导致了热恋，迷失到厌倦，他们因时间的流逝，时间的真实，时间的空洞，时间的虚掷而在厌倦。所以，在那个男人的脸上我已经看到了活生生和厌倦，而在那个女人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词汇，它就叫：颤栗。
女人伸出手去拉住了男人的箱子，这个时刻显示出分离是他们抵抗的核心。然而，男人看上去注定是要离开女人的，男人伸出手去拉了一下女人的吊带，那吊带仿佛随着女人的身体颤栗，在往下滑落，就像倾斜的残枝一样在呼啸中顺着山坡滑落而下。然后，男人松开了女人的手，这一次女人没有抵触，她摇了摇头大声说：”你走吧！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男人是在这个女人最后一个字的垂落之中转身离开的，这一次，很奇怪，女人没有继续追，她赤着脚，夏夜的赤脚踩在旅馆的大理石阶梯上，那样的纤弱，那样的一种颤栗，已经被她的身心所控制住的一种颤栗，顿然间笼罩住了我。
女人伫立着，抱着双臂，她也许在啜泣，那些晶莹的泪顺着面颊流动。然而，黑夜掩饰住了一切，不久，她就回来了，顺着楼梯，因为夜太静了，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她的赤脚踩在楼梯上的声音，仿佛纸片儿在飘动。随后，她房间的门关上了。整个晚上，我都在失眠，简言之，整个晚上，我都在陪同那个女人失眠。那个穿吊带裙的女人本已经同男人住在旅馆，却又突然降临了一场巨变：男人拎着箱子一定要离开女人。这个故事太世俗，却发生在我们的午夜，在睡眠中变成了分离。
第三章 朋友的故事
1974年 像庄稼一样疯长的恋情
当我乘坐一辆手扶拖拉机去看望我的知青朋友时，我刚进入12岁。我的知青朋友叫梅姐。我从认识她的那一天就称她梅姐。当时我们住在镇公所，她到镇公所开会时，我认识了她。梅姐穿一双塑料白凉鞋，穿一身没有领帽的黄军装，出现在她所插队的大队正等候着我，从她身后冒出一个青年男人，温柔地看了看梅姐，同时也看了我一眼。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看见梅姐和这个青年男人一块到镇里来赶集。那个青年男人叫吴哥。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假期，我没有像以往一样通知梅姐，就悄然地出现在了那座孤零零的知青土坯屋外。
那是一个午后，一个炎热的午后，我把头轻轻地倚靠在窗口朝着知青屋看去，我看见了梅姐正在解开衣扣，也许她想午休呢。然而，吴哥出现在梅姐的身边，他好像从一团暗影中慢慢走出来。12岁的我能够感觉到他焦灼的等候，就在他的手慢慢地放在梅姐的肩头上，我突然把头埋在了泥墙上，这一幕我曾经看见过，在我父母的卧房之中，父亲也是这样把手放在母亲肩头上的。
在我父母的卧房之中，我无意之中看见了母亲滑下来的没来得及穿的胸罩，在我父母的卧房之外，我无意之中倾听到了一种细密的呻吟，仿佛是一阵欢快的泉水的流动声，常识告诉我说：有一种事情现在发生了。所以，我的身体从泥墙下开始向着前面的麦地移动。在这样的时刻，我必须隐藏。
当我把整个身体隐在麦地里时，我的人性在培植着我的身心之花，我咀嚼着一根已经变金黄的麦杆，那种清香沁入我的心胸。我就这样隐藏在大地的迷宫中。直到我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已经走出了知青屋。我钻出了麦田，朝着我的朋友梅姐走去时，她根本不知道我已经在麦田里隐藏了好长时间。
隐藏。各种各样的隐藏：只为了把身体藏住，在日后的岁月里，在各种场景中，当我学会隐藏的时刻，一定是我已经尝试到用身心孕育秘密的时刻。我们为隐藏而付出了一切代价，因为在任何隐藏里，我们都在学会人类的一切技巧和手段。因为惟其在隐藏里，命运会变得周转不息，或者维持原状态生长下去。
在这里，梅姐和吴哥显然恋爱了，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尝试到了爱情，同时，浮现出了他们在那个午后双双走出知青屋的那一刹那里：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时刻，他们羞涩地走出来，也许他们尝试到了性爱。这是每一对青春期的男女在爱情之花绽放时必须尝试到的一种历程，任何男女都无法回避这一历程。总之，当我仰起头来在麦田中看到他们时，仿佛看到了他们像庄稼一样疯狂生长的爱情。
之后不久，我在镇医院的石阶上突然碰到了梅姐和吴哥，我到镇医院找同学时看到了他们。梅姐的脸散发出苦涩的笑，吴哥的脸也散发出苦涩的笑。事后，我同学告诉我说，我的知青朋友梅姐到医院作了一次堕胎手术。一刹那间，我的胸部仿佛吸入了一只飞蛾，它在我火热的、模糊的胸膛中飞舞着。
我又来到了知青小屋，吴哥怀抱吉他，正在弹奏着一曲我从未听到过的歌曲。那是秋叶凋零的季节，梅姐脸上出现了忧伤，那时候梅姐才20岁。吴哥21岁。我盯着梅姐的腹部；她有过短促的生孕，那个时刻对于她也许是喜悦，也许是磨难，也许是幸福，也许是伤口。然而，那个时刻已经离梅姐远去了，明天，吴哥就要先回城去，他已经解决了回城的一切手续，这显然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时刻。
他们不顾我的在场，在吉他曲的哀伤音符之中轻轻地依偎着，而当他们依偎时，我又走出了知青屋，我又开始隐藏在外面，那广袤的田野的庄稼地正在收割之后散发出一种荒凉。我和20岁的知青朋友梅姐站在村口送走了她的男友吴哥。这个故事告诉我说：时间之谜源自我们的一次离别之苦，它绵延着和解除了笼罩在我们身体中的一次缤纷的锁链。
1982年 偷情者的遭遇
我女友王小丫的偷情生活开始于1982年夏季。当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是第一个了解这个秘密的人，所以，我劝诫着她，我甚至搬出了文学史和世俗史中所有的偷情者的悲惨遭遇，然而，当我描述这些遭遇时，王小丫的眼睛一片明亮。胸脯起伏着对我说：“我就是爱上他了，没有办法，我无法阻止自己去会见他。”
在小小的县城，一个偷情者注定会有一批偷窥者，因为一个县城的世界实在太小了。王小丫就是这样不停地变换着地址－－与她偷情的现实世界会面。有一次，王小丫事前对我说能不能把我的房间借给她几小时约会一下，我皱着眉头，因为我看到了王小丫眉宇间的沟壑，毋庸质疑：爱无藏身之处已经成为横隔在她面前的最大的沟壑。玲珑、秀气的王小丫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偷情这条道路。所以，当我把钥匙递给王小丫时，我对她的遭遇充满了怜悯。
那个星期天的黄昏，我站在我房屋之外的广场上徘徊着，我置身在那些家庭组合的散步队列中，置身在若隐若现的男女的影子中，我徘徊着，我也在窥望。因为这是王小丫出现的时刻，也是那个男人出现的时刻。我想藏在我的世界看看那个让王小丫神魂颠倒的男人的模样，我想由此判断王小丫偷情的世界到底是荒谬还是幸福。
我从不把这种偷情放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去评判。因为我是诗人。慢慢地出现了王小丫，她穿着喇叭裤－－那是我们不久之前请上海的裁缝夫妇缝制的摩登喇叭裤。为此，王小丫差一点爱上了那个上海裁缝。不过，我总是提醒她说这个男人看上去年龄太大了，像王小丫这样的女孩子，大概特别容易喜欢气质成熟的男人，所以，王小丫注定要爱上一个有妇之夫。这就是王小丫的遭遇。
王小丫在不远处出现，她的衣作，她的色彩，她翘首期待的目光，她的犹豫，她的勇敢都是她爱上一个男人的佐证。终于，一个男人朝着王小丫走来，但他和她的目光只对视了一下，看上去，他们仿佛是一对陌生人。那个男人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高大，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然而，我知道王小丫爱上的是一个外科医生。
我只给了王小丫两个多小时，我之所以限制时间是为了让王小丫的偷情简约一些，我知道越是简约的东西越是安全的东西。我现在明白了，我除了做一个窥视者之外，我也是一个守望者。我之所以徘徊在外，是为了防范别人进入王小丫的世界。我脆弱极了，仿佛与那个有妇之夫偷情的是我，而不是王小丫。我脆弱的神经让我体验到了四周筑起的墙壁，而我就在这些墙壁下面漫步着。
两个多小时的漫长足可以让广场上的人们逐渐地散去，我现在明白了，当我渐渐地看到已经越来越少的散步者时，我明白了，从本质上讲，我希望王小丫在这两个多小时的世界里获得她幸福的时刻。我就这样屏住呼吸，当我再一次看手腕上的表时，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王小丫是在两个小时过去十多分钟走出来的，那个男的已经在她之前离开了。王小丫把钥匙递给我，脸上洋溢着一种像飘忽的云彩一样的无边幸福。我不知道这种幸福到底能延续多久。王小丫的偷情世界依然在日后延续下去，就在王小丫和那个男人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奔赴一座200公里之外的火车站的那个秋天，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王小丫了，当她在火车站目送着一列火车运去，迎候着一列火车降临时，那个男人准时地来到了她身边。然而，还没等他们走进月台，一个女人的手伸出来抓住了男人的手臂，这个像幽灵般折射出幽蓝色的光班的中年妇女冷笑了一下低声说：“我终于抓住你们了，我终于抓住狐狸的尾巴了。”就这样，王小丫偷情的世界在火车站的一列火车进入月台时结束了，那个男人比王小丫所想象中的要怯懦十倍，比王小丫所想象中的爱情要苍白一千倍，就这样，王小丫偷情的遭遇结束以后，她从火车上出走了。
1984年 我的历练我的伙伴
从1984年开始，有一个叫杨的男人总是从滇西的另一条道乘长途客车进入我生活着的县城。他当年30岁，而我22岁，他从客运站下车以后，总是到客运站旁边的旅馆事先住下来，然后，穿过永胜县城的那些像血管一样纤细无比的小巷，而当他穿越小巷时，我毫无预感，我正在文化馆的那间单身宿舍小屋写诗或者看书，那一个时期，文化馆宽松的环境为我提供了这种条件。然而，那一时期，也正是我生活中最单纯或毫无目标的时期。杨出现在我的单身宿舍门口时，仿佛一封信，一封从邮差手中到达我手中的信－－洋溢着1984年我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而且杨也会给我写信，写信的周期很短，有时候一星期一封，有时候三天或半个月一封。但杨每一次到县城来看我，总是出其不意地降临。杨降临时总是有理由，比如：他会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棵树下或者在一根绳子旁边伫立着，我在他梦中总是同那些缤纷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比如，花朵、河流；比如，绳子，鞋子和赤脚。每当他在梦中看见我时，总会使他毫不拖延地搭上一辆客车，来到我身边。
杨总是会给我带来书籍，在那座小县城无法买到的书籍，有弥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