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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缭�1986年，早在中国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极力阻挡但解放的洪潮其实已经不可阻挡的八十年代，他已带着一本《点燃朝霞的人们》，带着对一个叫作切·格瓦拉的无限崇拜，从中国上海出发，先前往日本长崎，随后由日本转道以色列，成为大陆中国赴以色列的第二个留学生。
他叫陈建平。
陈建平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早的时候，开始于遥远的六、七十年代。
那时，在淮海中路“大同烤鸭店”隔壁的那条弄堂里，他和自己的三个兄弟，总是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共同领略前苏联相对自由的文化和文学，他熟读了《区委书记》、《多雪的冬天》和《你到底要什么》等等小说，那时，陈建平便发现他身处和面对的其实只是一个“狗屁世界”，这个“狗屁世界”甚至还远远没有前苏联来得自由和解放，一种朦胧的想法就这样种植在了他的心头上。
随后是一个叫切？格瓦拉的男子对陈建平的蛊惑。
七十年代初，当他在死气沉沉的7013基地阅读着###作家的作品《点燃朝霞的人们》，他对“切”的人生就有着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男女思想水平的认识，后来，他一直把“切”的传奇放在自己身边，即使到了他已经成为当年梦想摧毁的那个社会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新颖的摩托罗拉手机的视屏上还放着“切”的头像。陈建平不想过一种市民式的简单而平庸的生活，不想在“三十六只脚”或后来的“四十六只脚”的生活秩序中成为陈氏家族的传种接代者。他渴望激荡，渴望呼啸，渴望像“切”、像“萨文比”、像“意大利红色旅战士”那样，能够在“危险的生涯”中砥砺生命。
他的兄弟们也是这样。
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爱滋病研究所付所长的顾孝钢先生，在进入哈佛爱滋病研究室后，经常一呆便是14个小时，那种疯狂的工作状态其实便源自“大同烤鸭店”隔壁弄堂派生的六十年代的激越青春。
陈建平这样说道：我们不是游击队战士，说得粗俗一点，我们没有男人的“卵泡”。但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人生与寻常人有所不同。
因此，陈建平将目光投向世界上最伟大的两大宗教的发源地的中东地区，投向了以色利，在那里，为了一个民族的复兴而正在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充满了他所向往的氛围，而在耶路撒冷哭墙下进行着的祈祷带着他从来梦想的气息。
不过，1985年和1986年期间，中以关系还非常的敌对，早在1972年当中国恢复了她的联合国合法地位而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发来祝贺电文的时候，其时的中国政府将祝贺电文退回举动一定深刻地刺痛了以色列人民的心。陈建平无法直接从中国进入以色列，他想到了日本。
两个人对陈建平前往以色列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一是时任以色列宗教部部长助理的叔叔；其二是日本作家手岛佑郎。手岛佑郎是日本第一个犹太学博士，有着拉比这个崇高称号。当陈建平联系上手岛佑郎后，他请手岛佑郎与他在以色列的叔叔联系，逐一搞定入境签证、奖学金以及每月200美金的生活费。在正式进入以色列国境前，陈建平在日本长崎有益语学院呆了整整一年，1986年即将过去的时候，陈建平终于从日本长崎出发，前往以色列。到了1987年的早春，陈建平继南京小唐进入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之后，成为第二个踏上以色列国土的中国人，他进入了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犹太复国主义现代历史”。
仅仅只有三天，三天时间，在耶路撒冷，这个云集着诗人、斗士、革命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中爆发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
对一个只是希望在西方社会中获取自己个人一席之地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起义让他充满了惶恐，但对陈建平来说，那些熊熊燃烧的火焰，那些在头上呼啸而过的枪弹，那在空中轰隆作响到让你神经崩溃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在被时间、岁月所剥离的墙壁背后突然凶狠地扔出的石头、铁块，正是他内心时常渴望的东西，因为，多年来他梦想的激荡生活现在真的就出现在了身边。
只有希伯莱才有的激荡（2）
生活充满了不安、紧张和杀机。
白天，当他在希伯莱大学攻读“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时候，他得时刻提防一个手雷会扔进教室；夜晚，当他回到家中倒头睡下的时候，他的枕下放着的正是作为以色列国防军中士的象征：装有32发子弹的“乌齐”冲锋枪，一把或许是全世界最好的手提式冲锋枪。
经常地，当他行走在耶路撒冷时，他得时刻提防阿拉伯人兄弟的无意攻击：一个烧得通红的螺丝帽，被用薄铁皮夹着刺破了空气呼啸而来，一旦被它击中，即使不致于立刻毙命，杀伤力也足够可怕。
几乎是一下飞机，陈建平就加入了以色列国籍，而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当然的预备役军人。在每年四十五天的预备役中，每天他都必须手持装有32发子弹的“乌齐”，和战友巡逻在随时可能爆发起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这时，陈建平往往远离了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远离了他酷爱的语言学，远离了这块神奇之土上人类曾经遗留下的文明印迹，以及一个叫作耶稣的男子，以及他对一个充满了罪恶、贪婪、淫乱等等罪恶的世界的拯救。心情极其复杂地，陈建平紧张地行走在土尔卡恩、吉巴利亚等等著名的难民营地，他知道，在这里，云集着巴勒斯坦最强悍的造反者，在这里，随时随地会出现手持武器的“法塔赫”成员，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理解一个来自中国，对激荡生活有着乌托邦冲动的年轻人的内心感受，当他们的冲锋枪口喷出火焰的那刹那，照样会毫不留情地毁灭陈建平，毁灭他从来的，渴望破解人类母语的热忱。
陈建平不会忘却这样的情景：
1989年夏天的吉巴利亚难民营。
陈建平和他的国防军战友，来自俄国的犹太兄弟一起作着例行巡逻。走到一个宽大的帐篷前，他的战友，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竟然从裤子中掏出生殖器对着帐篷中的巴勒斯坦人一个劲儿地晃动。
这个下流而猥亵的举动激怒了帐篷中的巴勒斯坦人，刹那间，老头、老太、小伙子，足有100多人从各个帐篷中发狂似的冲了上来，那架势直要把他俩撕成碎片。
那瞬间，陈建平呼吸急促，他听见自己沉重的心跳，死神仿佛转眼间已到了他的身边，他拼命拉着“乌齐”的枪栓，但不知怎么搞的，枪栓怎么样也拉不开。
他看见战友那张惨白的脸，也看见阿拉伯人那张张狂热的脸，他几乎已经可以闻到他们嘴唇中喷出的气息了，感觉到脖子被死神狠狠扼住后的窒息，就在这个绝望时刻，他听到了枪栓拉开的声响，随后，如同做梦一般，他看见枪口冒出的一缕缕白烟，那么多的阿拉伯人生生地停在了他和他的战友前面，转眼之间，这些有理由疯狂的阿拉伯人全都退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后来他才知道，他将“乌齐”冲锋枪的32发子弹全都发射了出去，出于本能，他的枪口向着吉巴利亚难民营的天空，向着千百年以来这块被不同民族的马蹄、弓箭和火炮所蹂躏了的土地上空。
陈建平还不会遗忘这样的情景：
是在戈兰高地一侧，他和战友们坐在装甲巡逻车四处查看的时候。
前面传来了枪声和骚动的声响。他的战友忍耐不住地跳下了装甲巡逻车，向前徒步而去。陈建平看见战友脱下钢盔的那个大大的头颅，随后，在黄昏的暮色中他看见战友不知为什么飞快地奔跑了起来，再接着，他听见了枪声，是巴勒斯坦的狙击手发出的子弹，战友的头颅整个被子弹掀开，脑浆四溅到战友举起的钢盔中，捧着装有自己脑浆的钢盔，战友足足跑了几十米，才猛然倒在戈兰高地粗劣的土地上。
杀戮让陈建平厌恶，仇恨让陈建平无所适从，而他所追求的激荡也决非暴力一词可以解释，在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世代生死搏杀中，出生于中国上海的陈建平作为整个中国大陆的第二个留学生难以确立自己的立场。
正是在这样可怕并且恐惧的生存环境中，陈建平继续着他的的学业，一直到三年之后，当他的第一任太太从上海来到了以色列，他才毅然决然地中断了在希伯莱大学的学业，先是来到以色列《目标》杂志社担任军事记者，稍后，又来到以色列最著名的媒体之一的《国土报》担任它的东方文化顾问。
时间已是1990年。
在以色列生活多年的陈建平已充分地“以色列化”。
像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每天清晨，陈建平从床上起来，来到街上，用两个谢克尔（以色列币种）买来一个大大的面包，望面包上涂满奶油，随后从10谢克尔一瓶的咖啡中倒出点咖啡在一个大大的杯子中，就着苦涩的咖啡，津津有味地吃着面包。
中午，如同当地人那样，陈建平基本不吃午餐。
晚餐打理，陈建平早有准备。他总是事先烧好满满一锅子黄焖牛肉，牛肉中还放上许多茶叶蛋，每个晚上，他总是从锅里先盛出一大勺子黄焖牛肉加若干个茶叶蛋，将它们放到另外一个小锅里，随后在这个小锅里倒进一些水，再放上一些面条，一顿充满了斯拉夫风味的晚餐就这样完成了。
假如某天晚上陈建平兴致很高，他就会去市场上买来几条以色列特有的鲤鱼，他喜欢吃这种鲤鱼身体中的鱼耔。
陈建平特别地喜欢浓郁的汤水，这是最对他胃口的佐餐东西，遗憾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小屋着的制作无法做到正点，要吃最正点的浓汤必须前往特拉维夫，正是在特拉维夫无数的欧式小餐馆里，他吃到过也许是全世界最诱人的以色列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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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希伯莱才有的激荡（3）
陈建平感受着特拉维夫的那股现代欧洲城市的情调，特拉维夫布满了小剧场、电影院、酒吧、赌场以及充满了性诱惑的脱衣舞场等等空间，他还看见特拉维夫林林总总的咖啡小店，傍晚或入夜时分，陈建平发现有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正在这些咖啡小店中小口呷着咖啡消磨着悠长的时间。
不过，陈建平还是更喜欢耶路撒冷散发出了的历史气息，那种经由时间打磨之后的悠然气息，等到陈建平去了俄罗斯之后，他才发现，耶路撒冷或者说整个以色列有着与伟大的俄罗斯相似的氛围，斯拉夫氛围。无论是高高的白杨，还是带有浓郁加厘味道的牛肉汤；无论是弯弯曲曲的弹夹路，还是穿着长裙在斑勃陆离的老墙下行走的以色列女人，它们都酷似着俄罗斯风格。
当陈建平走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时，他的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白泥糊起来的房子，房子的顶部照例都是园园的，下面覆盖着红色的瓦片，再下面的白墙上则开着狭长的窗子，在这些粗放的建筑背后无一例外都是高高的白杨，它们孤独地耸立在耶路撒冷的天空下，仿佛回忆着自摩西以来的犹太人那部悲怆而不幸的历史。
生活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以中国上海人而不是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中士的第二身份，消消停停地走在它的犹太区、穆斯林区、天主教区以及亚美尼亚区时，陈建平的心情是迥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他对激荡生活的追求依然不变，然而，这种追求显然更抽象、更单纯、因此也更形而上，它没有了身份变化之后的两难选择，没有在暴力、血腥、苦难面前的简单表态，它更多的让陈建平想到的是对人类文化、人类母语的探求之路，想到的是各民族的语言在何时何地开始了分裂，又在何时何地开始了交融。而当他站在铭刻着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哭墙下，再抬头仰视月光下耸立的阿克萨清真寺，他便知道，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在中东这个地区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决不能用一些词语简单地加以描述。
1994年期间，在拉宾领导下，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开始解冻，杀戮终于暂时地中止，和平仿佛就要降临到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就在这时，陈建平从耶路撒冷回到上海，然后转道北京。和他同行的是以色列前国防军少校尼维先生，他们是带着和《国土报》老板德籍犹太人“阿毛斯”的合作使命来到这里的，一个新的故事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
陈建平当然意识到这只新故事与他当年带着《点燃朝霞的人们》而激动前行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对此作的辩解是如同我们在这篇文字开首时就写到的：和平的年代中，枪杆子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当然，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中东地区的和平创始者，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拉宾会倒在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