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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姆痛斥戈林，说他不该离开柏林，更不该有“叛国”行动。科勒为他的首长辩护，但格莱姆却不以为然。他宣称，戈林的行径是辩解不了的。说完，他便奔柏林去了。
苏联红军包围柏林之双钳已差不多要合拢了。定在１０时３０分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在阴郁的气氛中等待希特勒的到来。希特勒已六神无主。后来，德国官方通讯社的海因茨·罗伦茨报告说他刚收听到某中立国家宣布的一条消息：苏美两国的军队在穆尔德河上首次相遇时，他们之间便发生了争吵，在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俄国人指责美国人侵犯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占领区的协定。听到这一消息，希特勒才一改常态。
他笔直地坐着，双眼闪闪发光，“先生们说”他说，“这又是我们的敌人不团结的明证。假若明天敌人仍有可能闹翻，而我今天便求和，德国人民和历史必然会称我为罪人！”
说话间，他似乎又浑身有了力量。“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因为在德国问题上分赃不均不是每天——呀，是每时每刻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
他把脸转向克莱勃斯，微微一点头，示意他会议开始。这位陆军总参谋长便开始汇报，其间两次被希特勒打断：温克哪里去了？回答是一句腼腆的“没有报告”截获的消息令希特勒担忧。在尔后的一小时内，他又大做白日梦，梦想另一个奇迹会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他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出于自保的意识必是要反对赤色分子的时刻已经到了。“若盟国在旧金山（参加首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正在那里集合）果然出现分歧——会出现的——而我又能在布尔什维克巨人身上某处给他一击，转折点是有可能出现的。这便有可能令其他人相信，只有一个人能遏制布尔什维克巨人，而那人正是由我代表的党，是现在的日耳曼国家。”
德意志通讯社的报道是不正确的。美苏两国的前锋部队之间并未出现分歧。其实，他们是在次日，即２６日才相遇——当时，是两名美国巡逻哨兵分别在易北河上的斯特热拉和托尔高与红军联系上的。两军的汇合把日见缩小的帝国切成了两半。
半日过后，温克将军的部队好像在前去解救希特勒。电台报告他正在稳步前进的消息，使柏林人振奋了起来。等得最焦急的是希特勒。他指望温克至少能将战役拖至５月５日，使他能与拿破仑同一天死去。这是个妄想。温克只有一个兵团，即第二十兵团，在朝首都攻去。而它的任务又只限于打到波茨坦，为柏林的卫戍部队开辟一条退却的走廊。温克的大部分兵力正攻向东面——违反元首的命令——以解救被围困的第九军。
当晚早些时候，另一位赤胆忠心的将军也冒死向元首报告。他就是里特·冯·格莱姆。此时，他正驾着一架小型观察机，沿着树梢，低空飞行在战火纷飞的柏林市内。头顶上空，一场恶战正打得激烈。突然间，驾驶室的底板上出现了一个洞，格莱姆倒下了。正当飞机失控、朝地面栽下去时，机上的唯一乘客汉娜·莱契连忙探身向前，抓住了操纵杆，稳住了飞机。飞机在通往勃兰登堡门的宽阔的大街上安全着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占了一辆车，把格莱姆弄进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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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姆的左足受伤。伤包扎好后，他乘担架下了地堡。
半路上，他们碰到了玛格达·戈培尔。她吃惊地睁着大眼，说任何活着的人都能找到这个地方。她先前虽未见过汉娜·莱契，却也拥抱了她。还啜泣起来。片刻后他们在狭窄的过道上碰上了希特勒。他低垂着头，双臂不停地抽动着，目光迟钝。但，格莱姆的报告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生命。他抓住格莱姆的双手，转身对莱契说：“勇敢的女人！世界上毕竟还有些忠诚和勇气存在！”
希特勒把戈林拍来叛逆电报一事告诉了他们。“是最后通牒！一份货真价实的最后通牒！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你瞧瞧我要经受什么吧：没有人履行效忠的诺言，也没有人顾及荣誉。没有什么失望或叛卖我未曾经受过的——这次尤其如此。”
他停往了口，好像说不下去似的。然后，他眼睛半开半闭，注视着格莱姆，用比耳语稍大一点儿的声音说：“我现在宣布，你是戈林的接班人，就任德国空军总司令。我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向你表示欢迎。”
两位新来者深受感动，要求留在地堡内，以弥补戈林之欺骗所带来的损失。同样受感动的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他们的这一决定，将会在德国空军的历史上名留青史。
４月２７日拂晓，柏林已完全被包围，最后的两个机场也被红军占领。尽管如此，当温克拍来电报说，第二十兵团离波茨坦只有几英里之遥时，地堡内顿时出现了一阵乐观情绪。戈培尔办公室立刻在电台宣布，温克已抵临波茨坦，并预言他将很快来到首都。温克能做到的，别人为何就不能？“局势已经改变，肯定有利于我们”他告诉柏林人说，“美国人正朝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变就在眼前。我们一定要坚守柏林等待温克的部队前来。不管代价有多大！”
每天在电台上广播的战报，泄露了温克的确切的位置。他大惊失色：“明天我们将寸步难移了！”
温克朝他的参谋长喊道。毫无疑问，俄国人必定也听到了这些广播的。他们必然会集中一切力量攻击他的阵地。他说这几乎是出卖。
在午间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表示对温克完全信任——他称温克“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但在片刻后，他似乎又觉得救援的希望非常渺茫，说：“我今天想躺下歇一歇，安静安静。除非俄国坦克已开到卧室前，否则就别叫醒我，让我作作准备。”
可是，他马上又希望俄国人会在柏林流血致死，然后，他马上又引用了黎希留（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国政治家——译注）的富有哲理的名言，作为会议的结束：“我失去了什么！最宝贵的记忆！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或迟或早，这乱七八糟的一团，终将全部被抛在后头。”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将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一个矮小的眼中带着倦意的小兵胸前——他刚炸毁一辆俄国坦克。这个小兵默默地转过身，朝走廊走去。到那里后，他倒在地板上，立时熟睡。克莱勃斯的两名副官高声抱怨局势之难熬。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伸开双手，亲热地扶住他们的肩膀。希望还是有的，温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会解围。“元首最困难的时刻，你们仍留在这里，保持对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调地说：作为报答，他会给你们大庄园的。这两个副官张着大嘴，不敢置信。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历来受到鲍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怀疑。
当天，汉娜·莱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戈培尔的住所内。戈培尔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划脚地说，戈林元帅是个无能之辈；由于他愚蠢，他毁灭了祖国，现在呢，他却要领导全民族！这本身便证明，“在内心深处，他历来空虚，历来是个卖国贼。”
戈培尔像讲经的牧师似的抓住椅背宣称，那些留在地堡内的人们正在制造历史，正为帝国的光荣，为德意志这个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献身。
莱契觉得，戈培尔太做作了。她钦佩他的太太。在６个孩子面前，玛格达总是高高兴兴的；待她觉得控制不住时，她便出外。“我亲爱的汉娜”她说，“你得帮我，让孩子们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两者都不再存在，他们便没有立足之地了。”
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刻自己会手软。莱契给孩子们讲了她的飞行经历，还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学会后，便唱给阿迪叔叔听。她也去看了爱娃·勃劳恩。她觉得，爱娃是个浅薄的妇人，整日忙着修染指甲、换衣裳和梳头。莱契见元首公开与一女人同居，想必吃惊不小，因为她佩服元首，可说是五体投地。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忆起了往事。他谈到了１９３３年为了取得政权而作的妥协，以及这个局势如何延续至兴登堡逝世的情况。这又使他再次保证留在柏林。他说，他这样做后，便可严厉地对付软弱分子。“不然我就不会去行使这个道德权。在危急关头如果我从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时时去威胁别人。现在，我必须服从命运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会这样做。船长要与船一起下沉。”
在晚间的碰头会上，柏林军区司令赫尔慕特·威德林将军，试图让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围，防御圈正迅速地缩小。他说，靠空投给养已不可能了。他继而谈到了民众和伤员所受的苦难，但希特勒却对背叛了他的人们的抱怨不感兴趣。“许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无法想象，我给他发过命令的党的领导人，居然不执行命令。这便把结果全给破坏了。作为个人，也受苦受难。个人的责任范围越大，就越有必要服从命令。”
他忆起，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曾给他说过，服从命令只限到将军一级。他讽刺说，“这是个允许用虚伪的报告去躲避不妙之局势的制度，尤其是出现困难时。”
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他不想让斯大林将他关在笼子里展览。“我决不能让俄国人施奸计用坦克将我生俘。”
同时，他又不能离开柏林。连他自己都拒绝在祖国的心脏指挥战斗的话，他怎能叫人去为祖国献身？
有一次，当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时，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被叫到室外听电话，他被告知，据美国报纸报道，“一群高级纳粹分子，虽未经希特勒批准，却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刚向西方投降。通过瑞典政府转达的希姆莱建议，走漏了风声，但报上并未点名，也未泄露消息之出处。
瑙曼回到会议室后，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把这消息告诉了他。希特勒小声与戈培尔交谈了几句。柏林军区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来到客厅，发现鲍曼、元首的副官和两个女秘书正在聊天。由于在会议室内受诘，威德林（他的部队称他为“瘦皮猴卡尔”便把希特勒拒绝听取的事情通通说了出来。他说，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及时离开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鲍曼在内。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会议室后，威德林将此建议重又向克莱勃斯提了出来。克莱勃斯也接受此建议，答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详细的突围计划。
在５０英里外，在温克的第十二军军部，一名报务员正向威德林发电：“十二军之反攻在波茨坦南面受挫。部队正拚死自卫。建议突围来我处。温克。”
报务员在等待对方的确认信号。没有任何信号。
（６）希特勒最密切的盟友也末日来临。自施科尔兹内救他脱脸后，墨索里尼便在考虑用某种“意大利的政治解决办法”去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他派遣他的儿子维多里奥，带着与西方开展谈判的口头建议，去找米兰的总主教。梵蒂冈将此建议及时转给了盟国——但遭拒绝。
墨索里尼未将此举告诉希特勒，因他近来与他联系很少。他也不向记者们隐瞒他的观点：他不同意希特勒向俄国发动的“夸大狂式的”进攻。他承认，他不过是德国的阶下囚罢了。他自己的运星已经损落。４月２５日，他离开米兰（他的车队只有１０辆车）前往北面，最后一次与其忠心耿耿的“黑衣队”见面。车队中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小车，挂的是西班牙的车牌，里边坐着的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我只认命”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会怎样，但我不能对我的命运提出疑问。”
墨索里尼未带妻子同行，把包括丘吉尔来信在内的全部文件交给了她。他希望，这些文件能使她与孩子们一起安全地通过边境。“如果他们阻挡你或伤害你”他说，“你就叫他们将你交给英国人。”
２６日拂晓，墨索里尼一行沿着科莫湖西岸（尽管天下着毛毛雨，这湖光山色仍美不胜收）弯弯曲曲的道路北上。车行２５英里后，他们在一家旅馆中歇息，等待３０００名黑衣队员前来与他们汇合。但一个也没有前来；次日，他们只好继续北上。他们在东戈附近被游击队俘获，游击队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处死；另一派则主张将他们交给盟国。双方发生了争吵。４月２８日，米兰来了３名行刑队员，把这一问题解决了。他们用手提机枪射杀了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贝塔西。
到了那天上午，东线的德军已几乎全部解体。部队的指挥员也几乎公开叛变。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