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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使我想到城市的“市”，本来就是集市，水陆码头给人们做交易谋生形成的。至于“城”，除了皇上住的紫禁城，也应该是有市坊的；集市固然没有“城管”，那么《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首都开封城里，有“城管”吗？
好像也没有呀。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单位制、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过来，已经没有了社会自治，没有了对社会自治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们被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所说的“权力美学”浸染的太久，太过看重整齐划一和表面秩序，而将“看上去很美”看得高于底层人的生存权？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社会自治的思路（并不排斥政府作用，黑帮占“码头”收保护费之类就要靠政府强力取缔）被否定了，那就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法》，规范“城管”的执法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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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血统论回潮是危险信号
2011年05月30日07：58东方网五岳散人我要评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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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 资深网络评论人士
日前，有网帖曝光浙江温州公路管理处9年来吸纳领导亲属60多人，还存在“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情况。新华社记者赴当地采访发现，虽然温州市人事局、温州公管处相关负责人针对网曝“世袭招聘”一事予以否认，声称“自2007年7月以来的公开招聘都是逢进必考，合法合规的，公管处没有参与招聘，都是由温州人事局统一组织”。但在记者追问之下，温州公管处政工科科长林光夫不得不承认，被明确曝光的36人中，有15人的确是温州交通系统领导直系亲属。而这15人中，有7人确实来自从2007年公开招聘起所招收的26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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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一位公管处前任领导女儿的“萝卜招聘”，即设置入聘条件是“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后出生、有驾照等”。按说这条件也不算多么苛刻，生日年月有点儿意思，毕竟也是权限之中的事。往下就更有意思：这个公管处并无与旅游管理相关的职位，而且整个公管处不用出外勤，对是不是有驾照应该没有要求。
根据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招聘制度，公管处并无资格直接招聘哪怕是事业岗位的人员，而是应上报人员要求，经上级审核之后通过人事部门统一招聘、考试才是。照理说这就是某种监督与制衡机制，让开后门的人进不来。但实际上是如何实行的？温州——或更多地方——用的是这种方式：招聘条件是由温州公管处拟定，经温州交通局审核，最后由温州人事局审批。只要有个稍微合理的理由，这些所谓的制衡与监督就都成了摆设，“萝卜招聘”也就是走一个流程而已。
这种制度漏洞其实已不能算漏洞。从制度设计角度说，私招乱聘的情况已被尽力防范。这种制度设计之所以失效，是因为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堵塞整体范围的关系网。如您所知，所有环节要是都出了毛病，设计得再良好的制度也不过是光明正大走过场。而这么做的机构，完全可以凭借这种制度为自己辩护。原本分权制衡的设计，最终变成相互卸责的工具。
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是，哪怕违反相关条例，代价也相当低廉。关于这种官场世袭制的报道，这两年并不少见，最后不了了之的占绝大多数，最多有几个不甚合格的“官二代”下岗，而其长辈依然稳坐钓鱼台。我们大概可以合理推断，他们再次上岗也不是难事。
这种被称为“官二代接班”的现象，在温州这个地方倒是有了另外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一些领导在单位干了几十年，让子女进来是人之常情。不设这些条件她不一定能考上，设了自然把很多优秀大学生排除了。”这是某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与当年功臣子弟有个世袭爵位的意思差不多，仿佛这些领导这么些年没有领过工资。而现代社会，所有社会资源与公务职位都是公共性的。温州这种拿着公共资源报答领导的理由，居然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友邦是不是惊诧不太知道，倒很令本邦人士惊诧莫名。
除“报答论”外，有句话可能更说明问题。对领导直系亲属参与招聘，温州公路管理处的官员解释：“这个不能说明问题，他们从小在父母耳濡目染下，立志报考交通系统，所以考上的人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大概就是血统论的另一个变种。没想到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近亲还在繁殖，且成为可以公开说出的理由。
从不断发生的这种现象来看，很多学者担心的社会阶层板结的情况正在发生，无论“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都在使自己的阶层对其他社会人士关上大门。财富传承还有可能改换方向，但权力传承由于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板结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想要打破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而温州相关官员的解释，使得这个信号的危险系数更为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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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消息封锁不住人心 2011…06…21 19：08：36 浏览 55186 次 ｜ 评论 29 条
日前，因家属卖问题粽子被揭露而率队冲击报社的沈阳沈河区工商局长杨晓松，被沈阳市纪委驻市工商局纪检组正式立案调查。6月8日，杨晓松之子杨济维所开设的面包店因问题粽子而被《辽沈晚报》揭露，杨晓松妻子便带人到报社追打记者，后来杨晓松本人也亲自出马，开两台公车（不带工商标志），不仅扬言和记者“单挑”，更动用多方力量封锁消息。当时，出于愤怒，这家报纸的很多记者都用相机、手机进行了拍照和录影，有人在微博上还对此事进行“直播”。然而，杨晓松仍然摆平了诸多媒体，尽管多位记者愤愤不平，但辽宁省内几乎所有媒体均对此保持沉默。倘若不是有人在天涯社区等网络论坛上发牢骚引起新华社记者注意，工商局长赴报社打人一事似乎就被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危机公关”。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当地所有媒体闭口不言呢？不消多说，杨晓松动用的力量一定不少，一定不小。什么叫多方力量？那就是各个线上能够用来影响媒体的力量都用上。从行政力量到主管部门，从领导人脉到资本力量，这都是可以造成媒体失语的角色。好在，杨晓松毕竟只是县区一级的工商局局长，能够动用力量封锁本地所有媒体已属难得，而外地媒体他就鞭长莫及了。那么，杨晓松为什么可以让媒体失语呢？这与他的工商局局长的身份必然是分不开的。工商局是所谓的实权部门，辖区内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得给工商局一份面子，这就是说，杨晓松完全可以调动沈河区企业的力量去对所有媒体进行公关。作为省会城市的一个重要区域，沈河区的知名企业一定不少，企业嘛，总是要投点广告的，这些投广告的企业多半会要求媒体建立“保护机制”，依靠资本而建立起来的公关能量是超乎想象的，譬如某大型知名奶企，不就让很多媒体在对其进行监督的时候噤声了吗？
媒体如果不能搞舆论监督，动辄被各种力量封锁，媒体的社会公器之作用，也便逐渐消弭了。这位工商局长在殴打记者之后，本身已经触犯法律，可是他却能够让当地公安部门置之不理，让当地媒体无法报道，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事背后存在利益勾连，存在猫腻之处。工商局长对法律的漠视、对媒体的无行到如此地步，倘若媒体能够掌握舆论监督的自我判断权，杨大局长还敢如此放肆吗？而一旦当时就进行舆论监督，这位问题重重、飞扬跋扈的局长大人是不是可以早点下台，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早点从恶官的管束下早日解脱？
不管是什么力量，钳制合法、合理的舆论监督都是不正义的。通过遏制舆论监督而让官员逍遥，实质上是对人民犯罪，是促使民不聊生；而一个真正发达的、公正的现代社会应当是通过舆论监督、公民监督使得“官不聊生”。官不聊生，人民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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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20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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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浩
“7·23甬温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中国铁道部发言人一句“反正我信”引起社会极大反弹。他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你们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话是对的，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对的。但是，当公民社会到来时，“政府绝对正确”就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生活在独立思考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越来越依靠科学、尊重科学而非听命说教、服从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学会了尊重客观事实，学会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违反常理的谬误；而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懂得了何谓说理、争取和维权。人们需要符合实际的说法，而非草率的搪塞；人们需要既符合常识、又符合严谨科学的结果，而非官员们那种“发死誓”式的咆哮；人们需要通过参与而了解真相、还原真相，而非官员们一味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做法。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公民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开放、透明、公平与公正。一句话，公民社会呼唤公平正义。
“政府绝对正确”不仅误国误民，而且由此而来的绝对权力，就会被少数人得以滥用。在“7·23惨剧”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苗头：在事故远未查清前，是谁下达了清理现场、掩埋出事车厢的命令？是谁急于下达“尽快通车”的指令？又是谁在日前指示对车厢“破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京沪高速铁路不断出现电源短路的情况下，又是谁仍然坚持高铁继续运营？难道领导完全无视“7·23甬温线”事故在京沪线极有可能重演吗？很显然，当“政府绝对正确”陷入极端而忘乎所以的状态时，人们的利益安危是完全可以不管不顾的了。
因此，“政府绝对正确”应该休矣！人民的政府应该更加谦卑、虚心甚至更加诚惶诚恐地听取人民的声音，而非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人民的期许作对。那些自认为“绝对正确”、“绝对权威”的官员，是时候下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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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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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唱出来的生意 2011…07…07 13：55：09 归档在 时政社会 ｜ 浏览 169413 次 ｜ 评论 103 条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6月，整个华夏大地都浸透在激昂的“红歌”声中。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亲身参与的“红歌”赛就有两次——一次是本单位内部搞的；另一次是我们单位所在的集团组织的。
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言，不容置疑地认定，只要让“红歌”以及红色文化铺天盖地般地占领人们的精神生活，就必然能有效地加深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恐怕是简单和不负责任的。或许，缅怀光荣历史有时候的确能够激发巨大的自我认同和自豪感（这方面最典型、也最成功的，往往是以悠久伟大的历史传统培育人们的国族身份认同）。但在另一些时候，引导人们过分沉湎于往昔（特别是经过精心加工的神话般的往昔），又总是很容易触发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原教旨情绪，进而使他们对没有神话光环护佑的当今社会现实生出强烈的不满和疏离感。因此，这很可能是一柄双刃剑。而这个问题，也的确有待科学冷静的评估。
客观地说，假如不是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手段，而是由各级基层党组织牵头主导的话，这类“红歌”会的首要效果是活跃和丰富了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文化，为日益冷漠化的职场关系提供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平台。对许多单位的“80后”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是把“红歌”会当作一次难得的展示才艺的愉快聚会，而并不十分在意表演些什么具体内容。而且，由于这类演出大多是集体性的，又都伴随有比赛和奖励，就更加有助于促进员工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独立创新意识。我曾经听到一家企业的老总（他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由衷地对他的管理团队说：“今后这类活动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