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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的态度如何？”有人问道。
“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又开始复苏，威尔逊总统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劳合乔治说道，“中国国内的政局不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中国政府担心国内发生**，也希望尽快的结束战争。”
“日本人呢？他们是什么意思？”有人接着问道，立时在会场引起一阵不以为然的晒笑声。
“日本人哼哼日本人”劳合乔治连声冷笑起来，“日本人怎么想，我们可以不用考虑了。”
广西，南宁，两广巡阅使行署。
“这是外交部顾总长转来的急密电报。”一位军官将一份电报送到了杨朔铭的案头，“请将军过目。”
“外交部应该转给边防督办府电报才对，转到这边算怎么回事？”坐在杨朔铭身边的陈炯明笑了笑，明知故问的说道。
“做人要厚道，竞存。”杨朔铭哈哈一笑，拿起电报看了起来。
坐在一旁的程璧光和陈炯明不约而同的观看着杨朔铭的脸色，想要从他的表情变化判断电报内容的好坏，但杨朔铭却没有给他们俩证实自己判断的机会，他很快便看完了电报，随手将电报交给了陈炯明，示意他们俩也看一下。
“德国想要同我国单独媾和？”陈炯明看完了电报，显得有些吃惊。
杨朔铭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
“德国人的算盘打得倒精，”程璧光冷笑了一声，“可惜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初他们同俄国也玩的这一手，俄国人也没有同意。”杨朔铭平静地说道，“在咱们身上就更不可能了。”
早在1915年，德国就曾通过丹麦向俄国发出了和谈的试探，后来又通过俄国皇宫的一位女官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连递信，结果获得了成功。从1916年的7月起，德俄双方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频繁进行非官方的外交会谈。当时的德国试图与俄国单独媾和，以达到分化协约国集团的目的，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但俄国因国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和俄国害怕退出战争导致协约国物资支援的中断，德俄单独媾和未能成功。到了1917年上半年，随着各交战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加剧和国内矛盾的激化，以及民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日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主和派也开始积极活动，以达到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
就在“圣诞停火”之后，德国抢先提出来了“和谈”的建议，德国政府以自己和盟国的名义向协约国各交战国发出了照会，建议举行和谈，但德国人并没有提出来和谈的具体条件，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和平与和解”。在和中国政府的接触中，德国人也没有给出什么具体的价码。
“德国能活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没有英国、俄国那样的盟友，有的只是奥匈土耳其这样的小角色。这些小角色只能壮壮生色，万难拿它们派上什么大用场。”陈炯明说道，“德国是靠着比敌人少得多的资源，两线作战，打垮了俄国，封锁了英国，几次又差点摧毁了法国。德人战力之强，属实令人惊叹。”
“是啊以一国之力独战六大国而不败，这是真正的奇迹。”程璧光也感叹起来。
“这样的奇迹，源于德国的工业潜力，也源于德国的军事系统。”杨朔铭笑了笑，说道，“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指挥参谋体系。德国将领里当然也有蠢货。但是总体来说，德国将领要比英国和法国的那些同行们高明得多。他们也犯了难以记数的错误，但他们毕竟是将领，而不是象霞飞、黑格和尼韦尔那样的花岗岩脑袋。”
“但是奇迹的背后，却是可怕的害难。德国的人力资源已经濒临枯竭。要想正常生产，就不能正常打仗；要想正常打仗，就不能正常生产。德国的资源固然不足，而且战时经济组织的也不如英国和法国。”杨朔铭接着说道，“国人总有一种误解，认为**国家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战时经济应该更强大。其实并不是这样。象英法美这样的民主国家战时经济运转得更均衡，物资分配的更合理，人民受的经济苦难也更少。”
听了杨朔铭对欧战得失的剖析，陈炯明和程璧光都连连点头。
“如今湖南自治已经走上正轨，亏了瀚之全力襄助。”陈炯明听出了杨朔铭话中的深意，笑着试探了他一句，“瀚之打算什么时候助两广实现自治呢？”
“广西底子薄，先等等再说，广东现在就可以。”杨朔铭看着陈炯明，说道，“只是不知道竞存愿意不愿意当广东的省长。”
听了杨朔铭的回答，陈炯明身子微微一震，他看着杨朔铭的眼睛，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做答。
绝顶聪明的陈炯明，当然听出来了杨朔铭说让自己出任广东省长是什么意思。
对于算是广东地方军阀的陈炯明来说，在广东效法湖南自治的前提下出任主管民政的省长，将意味着放弃手中的军权。
“要是广东也象湖南一样的自治的话，省长可是选出来的，并不是瀚之说任命谁就可以的啊。”程璧光似乎没有听出来杨朔铭话里的潜台词，“那时候就不是谁一句话就可以说了算了。”
“选不选得上是另一回事，我只想知道，竞存愿意不愿意？”杨朔铭看着陈炯明，追问了一句。
“当然愿意，”陈炯明痛快地答道，“我只是担心，没有军事上的保证。毕竟湖南自治得成，是有瀚之这个‘高科技军阀’在背后撑腰。”
“竞存说的很对，这其实也是我担心的。”杨朔铭微微颔首，象是对陈炯明的回答很是满意，“好容易确立起来的省宪自治，若一二野心家以武力破坏的话，也是非常容易的。”
杨朔铭当然记得，在原来历史时空的1926年7月，投靠了“广东**军政府”的唐生智率军进入长沙城，使湖南再度沦为南北势力较量的战场；随后，湖南省宪法被废除，省议会、县议会、各级法院均被取消。长达六年的“湖南自治”，就此成为南柯一梦。
而在这个时代，杨朔铭则绝不允许这样的历史，在自己手中重现
“好久没见到松坡了。”
杨朔铭话锋一转，突然说起了远在北京的蔡锷。
陈炯明和程璧光显然没有跟上杨朔铭的思维跳跃，二人对望了一眼，脸上都是一片错愕。
北京，人和医院。
在一间高级病房里，三个人正在进行着热烈的谈话。
“老师这一次去欧洲考察，应该是所获颇丰了。”
坐在床上的蔡锷，轻轻的咳嗽了一声，看着坐在对面的老师梁启超，微笑着说道。
“我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却没想到，竟然会尽覆前论。”梁启超的脸上现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之际，梁启超却动身前去欧洲考察。
由于段祺瑞在幕后的金钱操作，在重开国会之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当中，原本志在必得的进步党人却遭到了意外的惨败，在新一届国会当中，段祺瑞徐树铮为了选举临时拼凑起来的“安福系”大获全胜，在两院472个议席当中，一共获得295席，占了62？5，而进步党只获得了42席，仅占9，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国家社会民主党都占了36席，再就是青年党占了30席，交通系占了10席，剩下的席位为一些小党所占据。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进步党人，本来有心在新国会当中有所斩获，结果却不曾想大败亏输，只剩下条底裤。
中国政治虽然一向号称黑幕重重，但其实是很透风的，研究系的人也不是傻子，当然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梁启超等人在国会选举惨败后心灰意冷，并因此和段祺瑞的皖系决裂。
屡遭挫折的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但这一次欧洲之行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欧战炮火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启超长久以来一直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这一切让梁启超终于转而成为了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日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但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叹息道，“我不知道他杨瀚之现在会怎么看这件事。”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象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黄兴说道，“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变革。此刻实行变革，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克强此言，倒象是苏维埃党之主张。”蔡锷看着黄兴说道。
“松坡万万不可等闲视之。”梁启超说道，“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之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它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它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其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之下。”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启超已经注意到了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
“现在欧美两洲，象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民权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已经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黄兴说道，“苏维埃党人力求除此巨弊，但其法过于粗暴，非我国可取也。”
“苏维埃党人所持之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而总之，即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凡认为不合人道者，皆要重新组织一番。”梁启超点了点头，说道，“讲到国计民生上，其所持之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之一。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们所固有的。讲到实行，共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还是且慢一步罢。”。。。
（二百一十六）手把手教民主
“现今之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以前文明糟粕的牺牲品。”黄兴说道，“目前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便用不着。”
“不错，瀚之以前便对我说过，科学的社惠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物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蔡锷想起了最近北京城里发生的事，不无忧虑的说道，“自俄国革命之后，现今国人无不以谈社惠主义为时髦，以为有捷径可履，大误也。”
听到“时髦”一词，梁启超感叹了一声，点了点头。
对于中国知识界追求时髦产生的恶果，梁启超可以说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主义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兴起社惠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惠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的表现。自严复“天演论”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惠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有主义”。
在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o中的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o种；而在1918年至192o年间，共计约28o种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22o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青年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有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1918至192o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惠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们，也不得不开始谈社惠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惠主义的潮流，真有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