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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黎寿昌、邓仲康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压迫、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中去，用黎寿昌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黎寿昌、邓仲康们的“共有主义”，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和阶级专政。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当时的一位少中会成员说，“斯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布尔什维克们有《血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在同一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布尔什维克们的机关刊物《中华青年》。
对于中国青年党来说，他们真正的政治诉求是希望中国走“国家主义”的道路。其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直为党员所坚持。曾琦作为青年党党魁，曾如此解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含义：
“国贼之定义：国贼者何？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吾人可发现若干之国贼，为国民之公敌，其在欧美日本有绝对不能生存者，在我国乃如蔓草之滋长焉，此吾人所为腐心切齿，而志在必除者也。”
“国贼之种类：国贼之种类本难悉数，估依上述定义，举其最显著如下：1，盗卖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2。营私舞弊，祸国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4，朝三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5，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6，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7，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8，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9，倚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
“强权之定义：强权者何？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是也。其方法有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吾人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有自称为列强之英、法、日、美、意诸国，最足以为强权之注脚。盖其侵凌弱国，有如虎豹之对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强权之种类，大别为下列四种：l，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占领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国化的教育是）；3，经济侵略政策（如掌握经济命脉之关税盐税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来华传教是）。”
从曾琦对“国贼”和“强权”的描述中，其实看不出中国青年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建党宗旨，有专指苏俄和布尔什维克的意思。但是，此时的青年党人，已经看出了苏俄向中国输出**的危险，因而曾琦在《醒狮》周报上，曾详细讲述了青年党与共有主义者们在“外抗强权”问题上见解的不同：
“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有主义之苏俄发出，……而吾人信仰国家主义者，则万万不能与之苟同，其理由第一、为吾人认定列强之对华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当分别对付，如土耳其之所为。断不能同时反对，遵苏维埃之号令。第二、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在吾人自身尚受羁绊之际，恐无余力及此。第三、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主义帝国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主义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将何辞以对？故不如改为‘外抗强权’，表明吾人但求‘保护本国’，并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压力相加之强权国家，不问其为何种制度，吾人皆当依‘民族自卫’之原则，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则国家主义者之天职也”
“不错，现在日本对我国的威胁，要远远的大于苏俄。”另一位青年党党首左舜生说道，“你们大家看看这西原借款的条件，一半是交通银行的借款，名义上是为了稳定我国的金融体系，实际是想要控制我国的金融命脉，扶持我国政府内部的亲日势力。关于东三省的各项借款，其目的是想要巩固和扩张他们在东北的势力。铁路借款，是想要将手伸到京汉线和京浦线，而关于军事方面的，是想把手伸到我国的军队建设和军械制造方面。这可是当年‘二十一条’第五号里面的内容啊其用心险恶如此”
“而且这借款多数还打着民间借贷的名义，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错，从来在中国存在的所谓‘日本民间力量’，其实都不是真的民间，只要是日本人插手的事，肯定就没有好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能还坐在这里了。”曾琦起身说道，“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让段政府下台换上一个好人做的政府”
“我党成立未久，势单力孤，这件事是国社党那边最先发现了，倒不如我们两党联合行动好了。”有人提议道。
“国社党首倡科学、民主、自由，亦以国家主义为圭皋，与我党宗旨相近者极多，此次不妨联手行动好了。”左舜生表示了赞同。
“进步党是自袁世凯复辟以来唯一跟皖系结盟的文人政客集团，这一下和段政府分道扬镳，所以他们那边，我们也不妨暗中通报一下，他们那帮人都是老牌的政客，长于政争，把他们也发动起来，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
“我们手里虽然有证据，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把这事看得太容易。”曾琦说道，“段祺瑞是‘再造共和’的元勋，在袁世凯死后上台执政，他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他自己的那个皖系，而是整个北洋系。即使在北洋内部，也大多这样认为。现在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存在内部的派系，但尚未明显分化。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麾下的第一号北洋人物，而且没有参与洪宪帝制，还颇有微词，上台执政之后，不仅北洋系一致拥戴，就连南方也表示认可，‘北蔡南杨’无一人有异词，甚至于原来属于海外**党系统的一部分人也表示可以接受。单单一个贿选，是扳不倒他的。想要扳倒他，必须要着落在这借日款的目的上才行。”。。。
（二百二十三）示威
“这一次咱们青年党打头阵，风险其实是很大的。”左舜生叹息道，“弄不好可是会血流成河的。”
“冲突肯定是会有的，但血流成河应该是不至于，现在已经不是前清那会儿了，袁世凯尚且不敢如此，更何况他段祺瑞了。”曾琦说道，“他如果敢这么干，就更应该尽早把他推下去，免得为祸天下。”
“是啊就象今日之苏俄，如果当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杀死，这苏俄便也不会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了。今日之俄民，当不会想到，他们在所谓**成功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天。”有人感叹起来。
“所幸咱们中华现在还没有沦落到那一部。”
当会议最终结束，具体行动方案也基本确定之后，已经是深夜了。
看着阴沉沉不见一点星光的夜空，曾琦的心头也禁不住沉甸甸的。
1920年6月4日，清晨，北京，居仁堂，中华民国大总统府。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东北还我主权”
“打倒亲日卖国贼”
听着窗外远处传来的阵阵示威学生们发出的吼叫声，黎元洪有些无奈地看着副总统冯国璋、国务卿徐世昌和财政部总长梁士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段芝泉这一次借日本人的钱花，果然借出麻烦来了。”徐世昌叹息道。
对于段祺瑞从日本人那里借款的事，黎元洪徐世昌等人虽然知道得不甚详细，但却也不是一无所闻。
自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后，寺内正毅的私人特使西原龟三来华，在中国政府高层频繁活动，特别是在西原龟三主持的日元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是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旅大和中国的东北地区，而日本对中国主权的蚕食，并没有停止的意思，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废除。所谓中日亲善能看得见的成绩，也就是这西原借款。
但是，对于滚滚而来的西原借款，一些知情的人都不约而同的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照从前的借款的惯例，但凡这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从一开始，借款的消息在中国政府内部走漏之后（以这时的中国政府，绝对保密的事情是根本做不出来的），人们就开始怀疑段祺瑞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至于那些跟段祺瑞靠得并不近的军阀政客就更不用说了。
而当报纸上最终披露了段祺瑞的西原借款内幕之后，民间的猜疑和焦虑，一下子演变成了失望和愤怒，并如同火山爆发一样的喷涌了出来。
报纸上披露的关于西原借款的内容中，最为要命的是，着重点明了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祺瑞政府，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支持段祺瑞成立私人武装打内战
“日本人的钱，是那么好花的么？芝泉糊涂啊糊涂”一身军装的冯国璋用拳头用力捶着大腿，痛惜地说道。
听了冯国璋的话，屋子里的中**政要员们全都忧声叹息起来。
此时的徐世昌，听着外面的阵阵吼声，目光又不由自主的落到了桌子上的报纸上。
报纸上那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无一刻不刺痛着徐世昌的神经：
“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张、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活着，寅吃卯粮，动辄就滥发公债，维持局面，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发了公债也没人买。显然，这样的中央政府，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而有了西原借款，一切便都不同了。”
“虽然说，在西原的参与策划下，日本寺内政府及原敬政府的对华策略，从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强横，呈现出怀柔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大隈内阁想要拿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这个过程，显得动作柔和一些，不太象明火执仗的硬抢。这种柔和的‘拿’，被掩饰在大笔的日元后面，让当权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
“尤其让我等中国人感到痛心的，是日本人竟然借此借款的机会，插手我们中国的军械制造和军队事务当中这本是‘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那时候，日本用武力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现在凭借着大把大把的日元，也都偷偷摸摸的实现了听说准备编练的中央军，军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清一色使用日本的教练。我们不难看出，这中央军的编练，其实就是日本军队的翻版不仅经费来自日本，军队的编制是日式的，教官是日本派来的，武器装备也全部采用日本的，连拖炮用的马，都从日本进口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军事现代化，初学普鲁士，后学日本，本不奇怪。那时中国的很多军校、讲武堂，甚至连校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按道理学的只是如何做士官，兵头班长，结果回国之后，都当了将军。但是，象中央军这样，武器装备、军队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