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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名士兵摇了摇头，说道。另一名士兵过来把一个水壶递给了罗科索夫斯基。
“唉，就是这个52军。他们本来是驻防在波兰的前线部队，后来调给了东方方面军。敌军的奔袭作战发动得很突然，在炮火遮蔽掩护下偷袭。52军奉命出击，可是在运动当中与方面军司令部失去联系了九个小时。就是在这九个小时里。敌军改变进攻方向把52军后路断了；52军的补给也被切断，战场制空权也被敌军夺去。”罗科索夫斯基捧着水壶喝了一口，接着说道。
“那我们的其他部队呢？敌军在进攻初期部队并不强大啊？其他部队完全可以增援52军，绕到敌军后面去啊。”第一次听到关于苏军在战争初期失利的真实情况。瓦西里不仅诧异起来了。
“你不知道，瓦西里，我们有些部队在机动途中居然被自己人阻拦，在通往前线的高速公路上，全是逃难的民众。好象是52军一部。被难民阻拦了两个多小时。结果，唉，结果部队被敌军全炸烂在路上了。”罗科索夫斯基说完后，恨恨地喝了一口水。
瓦西里默默地看着他。眼中转动着泪水。苏联士兵们的心也变得沉甸甸的。
瓦西里不禁想起，一座城市在即将面临华军攻击时。他站在广场旁高楼上朋友的房间窗口看见楼下蜂拥逃跑的人群的景象：整个城市像是瞬间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和私人的财物以最快的速度运出这座城市。满大街疯狂鸣笛的汽车、拥挤践踏尖叫的人流。试图维持次序的警察徒劳地挥舞着手喊着。好象每个人都对保卫自己的家园失去了信心。周围的人们突然变得如此的自私懦弱，他顿时对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感到悲哀。他的朋友和他目睹了这一幕，晚上我他和朋友喝得烂醉。整个晚上他都在诅咒这个城市。第二天，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朋友已经从八楼跳了下去。
“后来。”罗科索夫斯基打断了他的回忆。“后来战斗就变成了一场无序的撤退。几百万人口的撤退、工业的撤退，整个乱成一团。我们前往敌军突破口增援的部队根本就没办法按计划向前运动，只能随着群众徐徐向后撤，沿途组织一些迟滞敌军的运动战。直到后来才有机会开始实施运动中打击敌军后勤补给的有效作战计划。”
“那我们守着这座城市是不是像宣传里说的，能起到打乱敌人进攻战略的目的？还有，现在我们还能坚持多久？”一名苏联士兵终于忍不住问罗科索夫斯基这个问题。
罗科索夫斯基沉默了。
在司令部的时候，霍特就问过他这个问题。罗科索夫斯基说斯大林同志让我们坚守着，那就没错，管他能守多久，这不是把敌军牵制住了吗？。可他自己也总觉得这个回答并不合理。因为华军在进攻苏联城市外围阵地的时候并没有早早把他们合围，而是留出向西的一面，他们机动力极强的主力机械化部队则继追着他们的撤退部队赶了下去。
华军这种“围三阙一”的打法让苏军将领觉得疑惑，虽然在苏军坚守城市的初期在城市里的机动防空部队给华军空中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造成华军前锋部队在缺乏空中支援的情况下进攻力量大大削弱，而且华军的补给线被迫增长了上百公里。但在防空力量逐渐消耗殆尽后他们还在坚守阵地，那是为什么？要知道在华军逐渐增强的空中力量火力支援下，他们的进攻使得苏军前沿阵地的防守部队伤亡惨重啊！。。）
（六百）“一贯正确的人”
华军后来全面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他们的补给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苏军仍然有机会撤走，可为什么不走呢？况且前一段时间群众早就转移了，只剩他们这些机动力还不错的部队，这时候转移不更好吗？这样他们还可以伺机攻击华军前锋部队薄弱的后翼。
而当当防御和反击作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罗科索夫斯基也就没时间细想这些问题了。现在，他伏在一名苏军士兵的后背上，这些疑惑又爬进了他的脑子里。
罗科索夫斯基现在也没能完全弄清楚斯大林同志的意图，不过他想斯大林的战略企图决不仅仅是拖住华军进攻步伐这么简单。因为用几个军再加上多个预备役师和10余万多后备役部队，国防委员会把一共将近80万人马放置于这样的一块死地，进行这样的战役，应该会有更深的战略企图。他猜现在苏军应该还有一半的部队具备完整的战斗力，特别是主力部队，应该还有很多部队没有投入作战！
想到这里，罗科索夫斯基又感到信心十足了。
此时还在逃命中的罗科索夫斯基并不知道，他和亿万苏联军民所崇拜和敬仰的伟大领袖，精神已经接近崩溃。
这些日子里，斯大林并没有为坚决掌握局势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步骤和行动。他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这股急流卷裹着。身不由己。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支撑点，以便站立起来，振作起来……
战前他是个毫无过失的人间上帝，如今却是一个在仅仅一两个月之内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计划、构想、战略估计统统垮台了的、不知所措的“领袖”。两者之间真有霄壤之别……这是连斯大林这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似乎一直在等待他的亲信、军事领导和人民把种种不满向他发泄，因为他是各种失误、输掉同中国的这场“赌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军队干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祸首……但是苏联人民在致命的危险时刻站得很高，他们并没有同自己的领袖算账。苏联人民的“宏伟气魄”是如此崇高，在这悲惨的时刻，他们并没有着眼于找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人。人民经验的智慧要求把这件事交给历史去做。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写道：“俄国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个阶层中……都表现为不记仇。”
斯大林心理上震惊的顶点是他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陷落消息的反应。斯大林看完总参谋部早间战报就到自己别墅去了，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因为斯大林很难接受战争开始才两个月这座重镇就沦入敌人铁蹄之下的事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去找他。没有资料说明这“神圣的三位一体”谈了些什么。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讲话。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帮助斯大林摆脱了心理上的震荡。直到7月3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才决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战争才刚刚开始。许多人已经明白，战争将是十分艰难而长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讲稿。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些词句和论据来向人民解释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失败、入侵、和平条约的破产。在讲稿的页边空白处有斯大林用铅笔写的标注：“为什么？”、“敌人必将被粉碎”、“应该做些什么？”。这看起来像是国家的头号人物发表纲领性演说的提纲。斯大林在讲话中陈述了联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6月29日决议的基本观点。
斯大林在讲话中用了许多时间来解释。实际上是替自己辩解，为什么华军能够侵占苏联的大片领土。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一句话：“问题在于中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全面动员，中国用来对付苏联的3多个师已经开进到苏联的边界上，而且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只是在等待出动的信号，而苏联军队则需要动员和向国境线开进。”斯大林说的敌人的精锐师团已被击溃是明显的谎话，他还谎称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在谈到中苏条约时，只字不提丢人的“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许许多多致命的失误——这都是很自然的。当斯大林说到应当“按战时轨道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时，他的口气已经坚定多了。他首次把这场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号召“建立游击队”，“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在反对“野蛮的中国人和他们的残暴军队”的斗争中，把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结束讲话时，宣布“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周围……”
斯大林已经习惯于由他自己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了，而人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由于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讲话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仿佛是简单明了地回答了人民为之苦恼的各种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当时能看得比较深刻，而且看出战争初期的悲剧是斯大林专权的结果。不计其数的牺牲是“一贯正确的人”一再失误的结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和严重的罪行，但是由于他所创立的体制，这些错误和罪行在人们的观念中却离奇地变成了救世主的丰功伟绩。战争初期的悲剧的主要罪犯之一，准确地说。罪魁祸首，却居然继体现着人民的希望。这可以说是信仰在“起作用”。苏联人民的气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周的惨剧之后还能挺得住，并且还没有崩溃。然而这是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做代价的。斯大林的“伟大”向来是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是以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为基础的，以数不尽的受害者为基础的。
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6月3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7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斯大林每天工作16至18个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积极地处理苏联国内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一直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俄国的后方、华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一些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
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