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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察当时其他六个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差不多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变法自强活动，但一个共同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变法进行得像秦国这样彻底，也没有一个国家变法之后像秦国这样坚定不移、持之以恒。一位我十分尊敬的智者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考察历史上的胜负，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制度的胜利！”诚哉斯言。
这一点，理应在今天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高度评价。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国的成功，极大地得益于武器的先进。
这种理论断言：秦国采用了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锻造出的锻铁刀剑远远优于其他国家军队使用的青铜兵器。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套说辞很难得到现代考古发现的支持。
事实上，我国发掘出古代兵器的六十三个战国时代包括秦国遗址表明：铜、铁刀剑的比例为十比一，即铜刀剑为二百七十把，铁刀剑为二十七把，铜刀剑的比例大大高于铁制兵器；
同样遗憾的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铁制刀剑是经过锻造，从而增加了硬度、韧度，并降低了脆性的。
考古发现表明，在战国晚期的金属冶炼技术中，铸造技术的大面积优先应用，远远超过了锻造技术。
考古发现的证据证明：秦国在冶金技术上没有拥有对其对手们的压倒性优势。
上述那种将一个国家对许多个国家的决定性胜利，归因于技术优势的说法，既轻佻又浅薄。它甚至都无法说明，为什么偏偏是秦国而不是别国拥有了这种技术优势；它同样无法说明，为什么秦国军队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曾经遭受过惨败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
看看近三百年来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出之国日本与超级大国美利坚的崛起，再看看几乎与美国拥有同样技术能力的前苏联，我们就会明白这种说辞的要害不仅仅是愚蠢可笑，它的最糟糕之处，是模糊了人们对事物的深入认识与判断。
与此相比较，相关的另外一个事实倒是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秦国始终不渝地对国家法制机制的完善，和在行政、军政、财政等国家管理上对于精确性与标准化的不懈追求。
在此，我们需要回到商鞅的时代。
在商鞅所实行的一系列变法中，有一条法律极其重要。这条法律重新确定了二十个等级的帝国爵秩与等级，规定了“见功而与赏”的系统化制度。
制度规定：只有那些立有战功和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才能够获得爵位、奖金、田宅等封赏，而且还可以做官。其官位的高低、封赏、俸禄的多少，与功劳的大小相对应。使普通平民甚至奴隶，都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获得社会的尊敬。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世袭贵族、宗室的特权地位与基础。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对于动员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地建功立业，具有极大的作用。与此相应，商鞅变法中还贯穿着“刑无等级”的法制精神。为此，商鞅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时，秦国太子驷犯了法，商鞅无法惩治太子，便对太子的老师予以刑事制裁。结果，十年后，这位太子即位，成为秦惠王，他杀死了商鞅及其全家。然而，即便如此，秦国却并没有改变这套法律制度，始终坚持按照这种法制精神治理国家。
司马迁记载说：这套法律制度坚持实行十年后，秦国人民欢欣鼓舞，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林中没有盗贼，家庭里食用充足，秦国城乡大治。
这种先进而健全的制度及其法制精神，在战国七雄中，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都闪耀着耀眼的光辉。面对那一切，今天的我们实在应该感到惭愧。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法律与行政规定，其对于精确性与标准化的追求，足以让今天那些大而不当的法规制订者脸红。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10）
比如，秦国政府规定：布匹和货币一样可以成为交换媒介，其中布匹必须符合长185厘米、宽58厘米的规定，否则不许使用。
帝国政府规定：地方政府官员使用的量器如升、斗，使用的衡器，如尺子等，误差在1％以上的，该地方官员都要受到处罚。并且，早在统一天下之前，秦国政府就率先实行了度量衡、战车、兵器及其零部件与实用器具的标准化。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细致的规定。
事实上，当这种高度精确化与标准化的追求，应用到行政上时，其含义甚至可以看成是效率的代名词；
若应用到军政上，则毫无疑问是军纪严明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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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用到财政上面，它表现出来的一定是公平与效益。
事实上，假如没有高度的精确性、标准化及其相辅相成的理性化管理，我们根本就无法想像那蔚为大观的兵马俑怎么才能做得出来。
秦国做到了这一切。这肯定是其他那六个混乱不堪的国家的最大不幸。
下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帝国的疆域，“东至于海及朝鲜”。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海岸线的变化，那么它的东部边疆，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其东北部，延伸到了朝鲜的乐浪郡，已经接近今天朝鲜的平壤。
“西至临洮羌中”。临洮在今天的甘肃省岷县。当时秦国的西北部边界，是在今天甘肃省兰州市以西。“羌”是一块很大的地方，包括现在青海、西藏的部分地区。
在西南方向，秦朝的疆域，达到了四川成都平原以西的地区。也就是说，当今四川比较发达的地区，已包括在内。
“南至北响户”。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北响户”不是一个地名。晋代文学家左思有一篇很长的赋叫《吴都赋》，其中有一句是描写南方景色的，“开北户以向日，齐南冥于幽”，这两句就是根据“北响户”来的。这里的“响”是“向”字的意思。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北温带，冬季室内能有充足的日光是很重要的。所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房子，都是在南面开窗。“南冥”指南部边境，当时指日南，在现在越南的北部。那里接近热带，又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的时候，太阳在北面；冬天也不冷，对阳光的需求不像北方人那样迫切。所以，那里有的房子是向北开窗的。这对于北方人来说，是很稀奇的事情。这句话告诉我们，秦国的南部边界，已经到达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实际上已经包括了现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个别地方深入到越南的北部接近河内的地方。
“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河”是黄河，虽然秦始皇曾经宣布把黄河改称“德水”，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后世的承认。所以，离秦朝不远的司马迁仍旧称它为黄河。黄河的后套，是黄河最靠北的一段，秦朝的正北方边界，就是这一段了。它与现在华北地区与蒙古国的边界已经很接近了。
而在东北方向，即辽东方面，大约从现在的沈阳北部到内蒙的阴山山脉，直到呼和浩特一线以外，形成了整个秦帝国的北部边界。
这就是秦朝的版图。它几乎囊括了当今华东、华北、华南和华中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了东北、西北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而这部分地区，正是当今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换句话说，当今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秦始皇的时代，就已经得到了开发，并被包括在帝国的版图之内。
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历百余年，秦国六代国王的梦想在嬴政的手中实现了。这是秦国的大事，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嬴政自己更认为这是建立了亘古未有的功勋。
天下一统之后，他把丞相、御史等人召集到一起开会，相当踌躇满志地对他们说：“现在，六国的国王全服了，天下从此统一安定。可是，如果‘国王’这一称号不改，就不足以表达这一伟大的成功，也不足以把这伟业传给后人。请你们讨论一下，应该怎样称呼才好？”
宰相与博士们纷纷发表了马屁意味极浓的意见，大意是说：“五帝的时候，中国地方不过千里，外面虽然服从中国的治理，但他们时叛时服，天子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全国都成了大王的郡县，天下一统，这是亘古未有的事。三皇五帝的功业也赶不上陛下。古代有天皇、地皇和泰皇的称呼；泰皇是最高贵的。所以，我们给大王上尊号为泰皇。”
嬴政想了想说：“把那个泰字去掉。古代有三皇，有五帝，就合称为皇帝吧。朕是第一代皇帝，称为始皇帝，以后的皇帝，就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千秋万代直至无穷。”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幸的是，从公元前221年即秦王嬴政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嬴政变成始皇帝开始，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嬴政死掉，在十二年时间里，秦始皇确实是把天下人当成了他的奴虏。驱赶奴役，横征暴敛，无止无休。
据肯定不够精确的统计，当时全国大约有一千八百万到二千三百万人口，除去一半的女性，再除去老人和孩子，全国的青壮年男子大约应该在一千万人上下。结果，被征用服徭役，修建各种工程和征战的人口，达一百八十万人以上甚至达两百万人，大约占到五分之一左右。不用多么聪明的头脑都可以看出，这个比例实在是高得有些离谱。就像今天，我们四五个男性朋友当中就有一个人被征去服无偿的劳役，而且常常是有去无回。此种情形应该是足够吓人了。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11）
从历史资料来判断，秦始皇这个家伙把好事与坏事揉到一起干，让人很难作出黑或者白的判断。他当了十二年的秦始皇，大体上，招人痛恨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时期干的。
修驰道，并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分天下为郡县治之，是大好事，凭心而论，中国人应该为这些工作感谢秦始皇。
统一度量衡，叫做“一法度衡石丈尺”。“度”是测量，“衡”是重量单位，“石”是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当时，有的地方一石是四斗。这种容量单位，解放初期还在我国农村通行使用，长达两千多年。
不仅仅是制定统一的标准，而且还向全国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件秦国的方升。它就是秦国的标准容器。
这个方升的侧面刻着三行字，写的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及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其中前一句话是记事的，那时有个习惯，往往把一些重大的事情铸到铜器上。它记录的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齐国的使节来进行访问。后面一句就是记录这个方升的来历。这一年的十二月乙酉日（9月7日），大良造商鞅根据旧的容量单位铸造了这件标准容器，今后都统一按这个标准执行。
有趣的是，在这个方升的背面，又刻上了五行字：
“二十六年，皇帝兼并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之。”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也是记事的。说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皇帝兼并天下，诸侯和百姓非常安定，立号为皇帝。皇帝下诏给丞相王绾，指出度量衡不统一，使大家无所依从。今后都按这个标准执行。
当年商鞅制定的量度标准，只能在秦国通行，现在统一了六国，秦始皇又重新颁布了这个标准，在全国统一执行。有了这个标准容器，就不会发生异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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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至今保存完好的方升实物，部分地说明了秦国标准化工作的认真程度。
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帝国还统一了全国车辆的轮距，就是两个车轮间的距离。那时都是木轮车，走在土路上。车行路上，压出两条深深的辙印。如果车的轮距不同，就会增加车辆在道路上行走的困难。所以要制定出统一的车轮轮距。这就叫“车同轨”。
此后，秦始皇下了很大力气，依靠李斯等人，统一了当时的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很早，传说是黄帝时代的仓颉观察了鸟的足迹以后，按照那鸟爪子抓出的样子造出了汉字。究竟是否如此，我们找不到坚强的考古证据的支持。不管怎样，汉字从产生，发展到秦始皇的时代，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其间，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人书写出来，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在秦始皇的时代，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