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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始末（3）
*年 *月*数量
隆庆六年（1572） 六月2，525，616两
十月2，833，850两 十一月4，385，875两
万历三年（1575） 四月4，813，600两 六月5，043，000两
万历五年（1577） 四月4，984，160两
（据樊树志《万历传》）
上列表格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统治集团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势必要带来的社会进步。但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还是要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价。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所以，他活着一天，威风一天，加之年轻皇帝不得不依赖和不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谁敢说声不！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
看来，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这位政治家是感受到的，对其处境像明镜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会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后有话，万历不到三十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独立特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57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64岁，耿定向72岁，李贽75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靡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厌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我记不得是基辛格，还是别的外国政治家讲的，权力具有壮阳的作用。或许如此，张居正手中权力愈大，其性饥渴愈甚，但年岁不饶人，不得不求助于药物维持其性能力，得以肆意淫欲。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称，张“末年以姬妾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由于“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据说，这是名将戚继光为拍他的马屁，贡献他一种叫腽肭脐（海狗肾）的媚药所致，服药以后，热发遍体，即使数九天气，也戴不住帽子。因此，万历年间，首辅不戴，百官岂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内，光头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
张居正始末（4）
此公对于漂亮女子，从来是不拒绝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员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会笑纳的了。明代官员，工资虽是中国历代最低，但贪污程度，也是中国历代最剧。张居正观赏之余，爱不释手，同时，又摇着脑袋，有一点不满足感，巡抚忙问：“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张居正说：“若得真人如斯，可谓两姝并美了！”果然，这位巡抚还当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仅形似，而且色艺双绝，送到相府，成为首辅的床笫新宠。
据说，万历不再是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得知他的首辅府里，美女云集，佳丽环绕，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这把年纪，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余，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甚乏艳福。所以，我一直认为，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刻翻脸，从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这种隐忍下来的怨狠，一旦得到宣泄，那绝对是可怕的报复。
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难免要被后人诟病，根据（万历野获篇），应该是纵欲过度，药物中毒。王世贞的诊断，也认为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王世贞求官碰过他的钉子，心存嫌隙，绝对可能。也曾著文讥讪过他。为了巴结冯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称自己为“门生”，斯文扫地，一至于此，也太丢人了点。不过，对张居正病情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前者关乎人格，后者只是风流，在淫佚成风的明末社会里，王世贞没有必要栽他这赃。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因为抄不到万历所想像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更好一些。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
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钤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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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圃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鲁迅与曹聚仁的通信中，感慨过“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论述过“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就是说，“圣贤豪杰”与无耻、无赖、无所不用其极的“盗贼之性”，同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能的。
我怀疑明代诸帝的这种无赖基因，是不是从开国皇帝朱元璋承袭下来的？一上台还透着几分英明，几分正确，但都坚持不多时日，便一百八十度地走向倒行逆施的反面。这个埋葬在定陵里的据说腿有点短的家伙，也逃脱不掉明代皇帝的通病。
张居正始末（5）
你活着的时候，他忌惮你，一口一声“张老先生”，循规蹈矩，知书识理，你以为，替大明王朝，辅佐出一位中兴之主。事实不然，你一旦闭上眼睛，你树了无数的敌，就要跟你算账，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为青年，今天的无赖帝王。
无赖行径，成为一个统治者的主流，治国就是一场胡作非为的游戏。
张居正死的当年，朱翊钧自毁长城，将蓟镇总兵官戚继光调往广东。张居正死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崛起关外。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一个政权，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败却常常是转瞬间的事。特别是他搞掉张居正后的数十年间，疯狂搜刮，拼命聚敛，以致民乱迭起，蔓延全国，成不可收拾之势。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若以上表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收入进展态势，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完蛋的。
因为中国为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工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张居正生前*太仓存银数
万历元年（1573）2，819，153
万历五年（1577）4，359，400
万历六年（1578）2，559，800
万历八年（1580）2，845，483
万历九年（1581）3，704，281
*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数
万历十一年（1583）3，720，000
万历十三年（1585）3，700，000
万历十四年（1586）3，890，000
万历十八年（1590）3，270，000
万历二十年（1592）4，512，000
（据樊树志《万历传》）
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据《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被努尔哈赤的后代逼到景山顶上，那棵在“文革”期间锯断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