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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俄战略主动来到中国，1902年10月，在北京遇到了来自东京的间谍川岛浪速，在向其表达了自己的心迹后，被川岛引为同志，并自抒己见：“对俄和对支（指中国，当时日本也称中国为支那——引者注），看似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我们的理想对象是整个亚洲。”＇21＇1889年，日本“政治小说”《浮城物语》作者、时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借文学形式坦露了日本国家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我等生在这个地球上，也就应有横行全球的自由。焉有因为生于日本，便只能活动于日本之理，我等既已生于地球，就应以地球为舞台，成就稀世大业，……西洋人种以地球作为功名之地，而日本人以日本国作为功名之地，岂非不堪痛息？我等今将蹂躏整个地球，席卷无人之地，为日本开拓数十倍之大版图，以献于（天皇）陛下……”＇22＇这一年的3月，他就向日本政府提出把中国福建省划为本国势力范围的主张。＇23＇
就连一向以平民评论家著称，甚至被誉为“国民之声”的德富苏峰（1863…1957）也接受并培养起了浓厚的扩张意识，所不同的是他的思想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流露出来的。甲午战争之后，当听到三国干涉还辽的消息时，德富苏峰愤慨无限，欲哭无泪，“不屑于在已经返还他国的土地上多停留一刻钟”，立即找船从旅顺回国，但在上船之前，特地从旅顺口海滩上抓了一把碎石和沙粒，用手帕包好带回了日本。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这在他的思想历程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原来坚信的“正义”、“公道”等理想因此全然轰毁，“归根到底，必须有力量。力量不足，是什么正义公道都不值半文。”＇24＇于是，他便毅然放弃平民主义立场，转而积极谋求与政府的合作，参与到对外扩张的行动当中来。德富苏峰的“转向”在日本明治后期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但是，德富苏峰的“转向”又是极富讽刺意味的，因为他是建立在“一个强盗的赃物被另几个强盗协力抢去，而这一强盗倍感身单力薄而痛苦万分，遂誓志改日再去较量，并再行盗窃”的逻辑上的。
大陆政策作为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基点与核心，还引发了其它面目各异的侵华思想理论。“无论是大臣贵胄，抑或是政客浪人，从‘脱亚论’到‘兴亚论’几乎都是同一观念体系，虽然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把寻求日本的强大，与欲‘并吞’中国、朝鲜的要求辍合在一起的本质方面，却是一致的。”＇25＇其中，樽井藤吉（1850…？）的“大东合邦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以国家主义为核心，从“宇内混同”方策翻版制造出的20世纪前半期日本政治地图的雏形。
“大东合邦论”言出樽井藤吉1891年5…11月份在《自由平等经论》杂志上刊登的《未定稿》文章。其基本主张是面对世界列强，日本应该与朝鲜“合邦”，与中国“合纵”，定国名为“大东”，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从而振兴东亚。这是日本近代化肇始之初，日本侵华思想从观念向实体化方向推进的重要步骤，是幕末以来所谓“宇内混同”方策与“西进南下”方策以“振亚”、“兴亚”等作为旗帜而更加具体化的产物。所谓与中国“合纵”，樽井藤吉认为，面临着被西洋列强分割的危险，“日本对于清国的开明，承担着指导性的作用”，清朝政府应该与日本联合以抵御西洋。因为日本现有的国力还难以与中国完全地“合并”，所以应该先期实行“合纵”。“大东合邦之事，与清国有益无害矣。”
樽井藤吉对中国创导“合纵”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皇统的一部分。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樽井藤吉辩陈这与欧洲的殖民地方式并不相同。他说：欧洲社会是“异种族混合的”，其文明进步靠“竞争”取得，而东亚社会则是“同一种族繁殖的社会”，应用“亲和”创造同种相和，造成一大势力，以与欧洲相对抗。樽井藤吉的所谓“亲和”概念，日后便被衍化成“共荣”的战略思想，成为“大东亚共荣圈”观念的最基本的核心理论成分。也正因为如此，樽井藤吉以“东亚亲和”面貌现世的“大东合邦论”，标榜“兴亚”的理想，在日本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受层面。
福泽谕吉是这一时期对日本社会侵略扩张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思想是“脱亚入欧”。“为建立今日大计，吾人决不犹豫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振兴亚洲，相反，吾人应该离脱此一队伍，与西洋国家共进退。吾人虽与中国、朝鲜为邻国，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别经心关照，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因为与恶友相亲者则不免共负恶名。吾人应从内心谢绝此一东方之恶友（即中国与朝鲜——引者注）”。＇26＇这就是福泽谕吉的所谓“脱亚入欧论”的精髓，它大大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决定性。当甲午战争真切地爆发时，福泽谕吉按捺不住兴奋，立即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社论，鼓舞人心，引导舆论，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唱赞歌。对于台湾人民的反割让、反统治斗争，他则主张“消灭所有抵抗者，没收其土地属政府所有”，并坚决主张“把台湾变成无人岛”，消灭全岛的台湾居民，或全部驱逐之，使台湾成为日本人的移住地。可以看出，福泽谕吉的“脱亚”思想，其实是一种“夺亚”思想。在当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既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思想武器，又是通过扩大侵华战争并取得胜利后的思想总结和目标再定位。
与“大东合邦论”、“脱亚入欧论”前后，日本侵华思想还有以曾根俊虎、长冈护美为代表的所谓“兴亚会”，以白井新太郎、副岛种臣为首的“东邦协会”等亚细亚主义组织的所谓“兴亚论”。只不过“兴亚论”主张实现日本强权之道在于保存中国，“脱亚论”则认为是在脱离中国，二者的根本点都在于谋求建立一个成为亚洲盟主的强大的日本帝国，立足点都是为了日本的利益。 另外，还有以吉田松阴和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补偿论” ＇27＇和“大日本主义”。 ＇28＇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构建、营造过程中，福泽谕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他不仅相继创建了所谓的“东洋政略论”、“脱亚入欧论”和“补偿论”等侵略思想，虽然面目不同，但是无一不是立足日本民族立场强调对中国进行扩张、侵略的；而且，他还从国民教育的立场出发，立足启发国民精神，培养国民近代国家观念和进取意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宣传、教化工作。因此，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思想解放的伟大作用，跟他对近代日本侵华思想与行动的发展、蔓延的巨大影响同样不容否认。
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日本“一直以极大热情对待抓大陆问题”，竭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果，“或作政治外交上的发言，或采取行动，虽然引起了国内纠纷及混乱，但是其势力终于发展为推动现代日本的动力。”＇29＇这里有三个思想渊源：传统的封建扩张意识，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和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思想。
其一，“苦于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它为谋求生存绝对必要的。”＇30＇民族性内在的向外发展的欲望使日本企图向海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半岛；待朝鲜经营稳定后，下面的猎物就是紧连朝鲜半岛的中国东北即所谓的满洲，占据“满洲”，大陆之梦即可成矣。而且，日本坚持认为“满洲在地理、历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 ＇31＇ “从满洲本身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情况来看，存在着脱离中国本土而独立的条件”。 ＇32＇这种解释明显地是对西方近代殖民扩张主义“理论”的移植。
其二，对中国的蔑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朝野非常鲜明地把甲午战争看做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义战”，是当时世界发展的主流。“日、支两国之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对清国一战，目的正是“在使支那惊醒”。 ＇33＇事实上，甲午战争开始时，日本是以国运相赌的，没想到“老大的帝国”清王朝不堪一击。日本大喜过望，自此以后“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大幅度倾斜”， ＇34＇ “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吉野作造1930年在《对支问题》一文中所言）。＇35＇
其三，对西方侵略的“回应”与“反击”。日本在西方列强的东亚侵略扩张中也深受其害，却同样无力直接向欧美各国反击。因而，它从远距离防御和国家自保的立场出发，把视线转向海外，并把富国强兵当作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同时还“企图通过大力压制弱小邻国来找回受欧美压迫的损失。”＇36＇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于日本为向亚洲大陆扩张势力而急于挤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动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 ＇37＇战争的胜利及与英、法、美、俄等国一系列协定的签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在思想领域，明治维新的启蒙大家福泽谕吉不仅及时地提出了“等待时机不如创造时机”的战争观，而且极力主张“脱亚入欧”，“加入吞食别国者之列，与文明国一起寻求食物；……即加入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侵略者。”＇38＇因此，日本对大陆的觊觎和扩张渗透，包括甲午战争，就当时的东亚局势看还有与国际列强争夺的一环，只不过是建立在对别国的伤害和蹂躏之上的而已。
其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的扩大化和国际化。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内部的原始积累通过新的生产方式的扩展而得以完成，外部的条件则要通过侵略战争来实现。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是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日本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扩张的手段。1894年日本进攻中国不但真实地“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39＇还现实地把日本追求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伸入到中国来。这一实际举动和客观结果与当时福泽谕吉尽快进行资本输出和实业扩张的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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