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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容易。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自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
事实上崇祯当时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恐怕还是说多了，对照他堕泪对吴履中私下里说内帑的记载“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崇祯在吴襄面前多半还不敢彻底交代内帑的底细，这七万两只怕还是充门面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一万两都不满。当然也不排除这已经是向官僚太监们募捐后的内帑存银了（关于募捐我们后面再说）。
总而言之，根据上面这些史料的记载，崇祯内帑中确实已经没有银子了。那国库中有没有银子呢？也没有！《甲申纪事》中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
而李自成在进占北京之后。确实掠得大量金银。七千万两也好。三千七百万两也好。那又是从哪里来地呢？从现有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很清楚！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那里严刑逼勒而来。
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说
“（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贼入都止掠金贝。布店独存。至是贼兵数千。挽车数百两。突入各肆。一时席卷。……贼初入城。悬令秋毫无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药。次责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钱粮未纳。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以民情将变告。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
“（李）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谈迁《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毛奇龄在《后鉴录》中也说：“（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宫眷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确实从北京城内掠得7千多万两的白银，但这些白银全部是出于拷掠富商、勋戚、官僚、宦官而来，大概比例是侯门贵族30％，宦官太监30％，所有的官员大臣20％，商人20％，加起来正好是百分之百，没有一点是出于皇宫内帑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内帑在其中占据的比例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皇宫内帑中金银的绝对数量有多少呢，一致的说法是内帑无数万之藏！毛奇岭说的更具体，就是李自成把皇宫里的所有值钱的器具，甚至“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十万”，在他们拷掠得到的财富中千分之一的比例都可能占不到。
那么如何来看待当时的另外一些记载呢？
比如上面引用过的《甲申纪事》作者赵士锦说：“闯破诚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面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贼载往陕西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亦说道：“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策安在也，先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
顾诚还引用过另外两条记载来说明崇祯内帑确实很多。一条是“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
另一条是满清头目康熙的话。“关于明末内帑，爱新觉罗。玄烨有这样一段话：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丁末朔乙卯日‘上谕大学士等……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契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朕自御极以来，酌量撙节，不敢滥费。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
抛开最后一个康熙，前面这三个人，按照顾诚的说法“作者都是明朝廷的现任官员，当时又都在北京”，所以他们的记载应该够权威够可靠了吧！但是且慢，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三个人的说法，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记载本身就漏洞百出，荒诞不经，有些地方甚至是互相矛盾。他们当时在城内或许不假，但是他们的记载本身也都不过是听信传闻，添油加醋而来，根本谈不上什么认真核实。
赵士锦说李自成军队押送往陕西的银子都是万历八年以后，上面有万历八年的字号，也即以前皇帝用的银子都是万历七年以前的，万历八年以后的银子根本没有动用过；而杨士聪则说，这些银子上面是永乐年号。
这两个人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是事实？如果说前者是事实，那么实在对明朝财政状况美化的类似于天方夜谭了。原来万历当政四十年开销的银子居然都是万历八年以前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张居正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了，他忙碌十年节省赢余下来的国库银子也不过是四百万两而已。而万历就似乎更有点受虐癖好了，他顶着文官对他的集体漫骂去收矿税，而他自己用的银子居然只是万历八年以前的，这不是自虐狂么？看来他真是有挨骂的癖好？
如果后者说的是事实，那就更是对明代白银流通使用状况的极端无知了。白银在明代的普遍使用还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白银从海外大量流入中国也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在明代前期，官方征收的赋税大部分也是实物形式，永乐时期从什么地方可以冒出这么多的银子来？编造谎言的人正是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所以才闹出这种笑话。
有趣的是顾诚在引用这两个人的话的时候，都截头去尾，只引两人记载的存银数目，“赵士锦在《甲申纪事》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写道：‘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132＇p285，而丝毫不提这两个人所说银子上的年号之类，大约他自己也觉得荒谬难信，如果完整引用反而使得这两条记载的小道传闻的性质暴露无遗，所以干脆略去（当然在后面他也顺笔也提到了所谓万历八年以后内库银未动，而且还当成了事实根据，去反驳其他记载，大约是觉得分开来引用，能更增添合理性吧）。
至于张正声所谓的“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更是一目了然。九千几百万两的内库银，再加上一半数量的黄金，就算是四千五百万两黄金好了，按一两黄金抵十两白银来算，总和超过了五亿四千万两白银，明代晚期，整个世界生产的白银中流中国的总量都没有这么多！现在好家伙，同等价值的财富居然能聚集到明朝皇帝的内库中去了！稍微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种记载只能当笑话看，并不能因为写下这个记载的人是所谓兵部职方司郎中，并且当时在北京城内就增加合理性！
以上这三个人的记载显然都是出于道听途说，所以才有如此明显的错谬矛盾。而这这种说法的源头应该就是出于李自成军队的刻意编造的谣言，实际上前面引用的一些作者已经记载了谎言的源头，如彭孙贻说“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这意思就是说闯军用严刑逼打拷掠而从官员商人那里得来的银子，却扬言说是从大内获得，了解情况的人都感到痛恨。正因为消息的源头本身就是谣言谎言，所以才造成说法不一，编造谎言本身缺乏明代的财政常识，所以才造成这些记载都荒谬离谱到极点。
至于那些银子上刻印的年号之类，大概也是李自成做的好事
“（李）自成……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
熔铸金银的时候，顺便打上年号之类的，大概并不困难。事实上明朝皇帝收的银子似乎并没有打上年号的习惯，这只能说是李自成等人为了栽赃故意如此了。
顾诚还引用了康熙的话做根据，然而康熙的话又据说是他从太监那里听来的。康熙此人关于明代崇祯时期情形的描述究竟有多大可信度，可以从他造谣说崇祯时期皇宫内有十万太监可见一斑，还还可以从他自我吹嘘一天打三百只兔子的光辉业绩来判断。从这个人的一贯表现来看，若说他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某种需要而撒谎成性的人，应该并不冤枉。这样一个人说的崇祯时期内帑数量，连二手史料都算不上，只能算无根史料。顾诚把他的话拿来当根据，未免是有些失察了。再具体分析他所说的内容，他提到“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契金而逃”，姑且不论真假（其实多半是假的），只这二百万两的数字，和一些人认定的崇祯内帑几千万两甚至上亿两实在相差太远。再如这句话“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似乎明代帑金真是不少，流寇之难原来仅仅丧失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自然是被满清所得了。那被李自成抢劫带走的白银，按照上面各家记载的最少数字算也至少有三千万多两，那满清所得至少在六千万两以上。然而再看后面，就未免令人喷饭，“**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原来这六千万两大部分，满清不是花在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