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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更何况李斯乃是今日筵席的主人，忽作此悲凉之语，众人莫不失色，不敢接话，惟有善祷善祝而已。
常言道，知足常乐。细究之下，这话却未必确切。人一旦知足，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道永恒的难题：接下来，何以遣有生之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富家女黛西用她那充满金钱的声音说道，“我们今天下午做什么好呢？还有明天，还有今后三十年？”
咄咄逼人的道路，将吞噬怎样的脚步？颠覆何等的性灵？
李斯可谓知足也，知足之后，烦恼即生。好在，自寻烦恼的人，总能够找到烦恼。这不，李斯的烦恼，很快便已降临。
且说李斯的家宴过后不久，又有嬴政做东，在咸阳宫置酒，大宴群臣。
群臣轮流举觞，歌功颂德，为嬴政祝寿。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群臣久在官场浸淫，当然都是个中高手。于是乎，酒连酒，话赶话，人比人，给嬴政戴的帽子越来越高。然而，等到仆射周青臣一开口，群臣莫不心如死灰，知道这场高帽比赛的冠军已经产生，好你个周青臣，高，实在是高。
周青臣的祝寿词是这样的，“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嬴政大悦，心想，周青臣这人没别的缺点，就是喜欢实话实说。
嬴政这一高兴，群臣自然加倍欢乐。偏在这时，有人不知好歹，站起身来，厉声斥责周青臣道，“周青臣，你面谀陛下，究竟是何居心？”
群臣大惊失色，循声望去，乃博士齐人淳于越是也。
周青臣大为窘迫，一时竟不知如何应答。嬴政闻言，脸色也难看起来，沉声问道，博士何出此言？
淳于越知道，他方才的话也把嬴政得罪在内，他却并不惧怕，高声说道，“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还望陛下明断。”说完，意犹未尽地补上一句，我这人没别的缺点，就是喜欢实话实说。
经过淳于越这一番激烈言辞，咸阳宫内的酒香飘飘变成了硝烟弥漫。嬴政沉吟片刻，目视李斯，道，博士所言，丞相计议之。
李斯本欲当场反驳淳于越，但嬴政既然命他计议，他便也不好立即表态。回到府中，李斯犹然愤愤不平，恨不能像后世刘邦一般，解淳于越之冠，溲溺其中。竖儒！何足以与论国之大道！
愤怒过后，李斯冷静下来，开始认真考虑应对。
废封建、立郡县，是李斯在政治上的得意之作，意在立法百代，流芳千古。如今，淳于越高唱反调，力主效法殷周，重树封建，全面推翻李斯当年的决策。淳于越意在何为？
淳于越之欲封建诸侯，和当年王绾之欲封建诸侯，事同而心异。王绾倡封建，是为了镇守新得的六国土地，以维护帝国的稳定统一，是基于现实的功利。淳于越倡封建，则是在借古代以说事，拿先王来压人。
圣人见微而知萌，见端而知末。李斯之所以能在秦国数十年屹立不倒，正得益于他非凡的洞察力。淳于越的“险恶”用心，又岂能瞒过目光如炬的李斯。
对于淳于越的突然发难，李斯的第一反应是，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间的矛盾终于爆发。然而，再深入一想，李斯却眉头紧皱，淳于越他，竟是要托古改制！
李斯冷笑起来。淳于越，你们这些儒生，成天都在祖述尧舜，宪章汤武。今日何日兮，尔等犹食古不化，搬出殷周先例来，言之凿凿，以为道理大过天，岂不可笑！
远如尧、舜，孔子、墨子俱道，而言辞大异，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能复生，谁可定两家之真伪？近如殷周之治，无人亲见，加以史册乏征，诸君又何以知之？特想当然以欺世盗利耳！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不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尔等假托圣人之言，臆想先世之治，挟古以自重，贵古而贱今。其意不问可知：借复古之名，行改今之实。
姑且不论先古非尔等所能知，就算先古真如尔等之所言，那又如何？古人何足贵，前代何足法？今日之帝国，乃三王五帝不曾有。今日之天下，乃千古未有之变局。嬴政和我李斯，斩辟出个新天地，锻造出个新宇宙。即便尧舜复活，也当在嬴政面前俯首。即便周公再世，也当在我李斯面前低头。
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师主张法后王。俱往矣，今日之世，只可法今王，法皇帝嬴政，法我李斯。
公等碌碌，见识短浅，不足以谋大事。帝国之舰，一往无前，直至万世。尔等要么顺从，要么走开！
当年帝国废封建、立郡县，乃是李斯一手操办。如今淳于越旧事重提，公然反对李斯的既定策略，要求重树封建。照理，这事不该交由李斯计议，李斯应该避嫌才是。然而，嬴政仍然选择将此事交到李斯手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嬴政的态度：他仍然站在李斯这一边。
于是，李斯发起了他标志性的强硬反击。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第二百四十九章
李斯于是上书。
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螅c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精妙，姑录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强。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8226；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8226；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8226；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不到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