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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与秦王朝-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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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入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到了满清,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满清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476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其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道,“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有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
    如契诃夫所言,别人的罪孽,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李斯开脱的借口。李斯的焚书,开了皇权政府赤裸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后果,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注:此段引自剑桥中国史秦汉史。
第二百五十章
    说到焚书,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即嬴政三十五年,其由来是这样的:
    且说六年之前,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嬴政并不气馁,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
    于是乎,在术士的小圈子内,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此处皇帝傻,钱多,速来。一时间,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只要术士提出一个idea,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嬴政心中清楚,这四方奔来的术士,泰半都是东郭先生,可是没关系,他不在乎这些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广种而薄收。
    然而,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事已至此,不管好赖,总得给嬴政一个交待。术士们也不傻,自然不会老实承认道,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因为我们术士多了,所以就有了。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于是行起缓兵之计,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
    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以避开恶鬼。避开了恶鬼,则真人自至。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不能接触朝中大臣,否则就不能恬倓,为真人不喜。陛下所居之宫,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陛下做到了这些,就一定可以得到不死之药。
    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让嬴政放弃权力,远离国事,与世隔绝起来,这个要求未免高得有些离谱。按卢生的想法,最好就是嬴政知难而退,不愿配合,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无奈,嬴政已是走火入魔,真信了卢生的话。为了成仙不死,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
    嬴政诚意十足。他首先放弃了“朕”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改而自称真人。又按照卢生的建议,将咸阳二百里之内的宫观,以复道和甬道相连,每个宫观之内,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以乱人视听。行踪所到之处,胆敢泄漏者,罪死。
    帝国的政务处理,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只是嬴政不再出席。群臣奏事,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
    某日,嬴政驾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李斯车骑甚众,心中大为不快。有中人悄悄转告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嬴政知道后大怒,道:“此中人泄吾语。”寻找泄密者,无人应承。于是诏捕当时所有在身边的人,一律杀之。从此之后,再无外人得知嬴政的行踪。
    嬴政此举,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却也让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而在那些术士们看来,嬴政为了成仙,连丞相李斯,他最亲密的战友,都不惜翻脸,可见其对成仙的认真和执着。
    嬴政越执迷不悔,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如果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则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要知道,嬴政可不是《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笨蛋皇帝,他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
    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这次是蒙混过关了,可下次呢?再这么欺骗下去,迟早要出事,而且一出必是大事。富贵诚可贵,性命价更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最早开溜的术士是侯生和卢生。荒谬的是,临走之前,两人还煞有其事地来了一场技术探讨,得出嬴政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结论。而这段谈话,也不可思议地被史册记载了下来:
    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赐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每日批复表笺奏请,重达一百二十斤,不满不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第二百五十一章
    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别人逃跑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你们两个!要知道,我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你二人最寄厚望。凡你们所求,无不应允,凡你们所欲,无不得到。我何曾亏欠过你们?我何曾让你们作难?试问,我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可是没用,可是你们还是要逃!你们当我是什么,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间的冤大头吗?
    说起来,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的同行身上。
    嬴政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先由御史宣读诏书。诏书道,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然而,韩众入海求仙,一去再无音讯。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冀望极深,数年来却毫无所献,徒奸利相告日闻,欺吾仁厚而不忍责罚也。今卢生等不思图报,乃亡命而去,又复诽谤于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诏书宣读完毕,接着就是要老实交待问题了。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发,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于咸阳,使天下知之,以为警戒。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8226;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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