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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白人还是有的，至少顾炎武就认为明初江南民田税额甚轻，因为重科田只是抄没田。只不过到嘉靖中期，欧阳铎行牵耗法，结果抄没田与民田均税，那时才赋税大重——即便民田与抄没田均税之后，江南田赋更重了，但相对于明朝其他地区，江南仍然是饿死人以及造反最少的地区。显见每亩七八斗甚至一石仍然没有超过税收极限。
其实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表明明朝赋税实在是很轻——清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期间只有二千万人口和六百万顷的田地，尚且能征收１万两白银和六百万石粮食的赋税，甚至高于明帝国至少六千万人口和七百万顷田地的正常赋税。这样一比较便可得知，明朝的赋税额度上调空间至少还能翻一番。
不过，朱棣并不打算将江南的田赋调得更重——来自后世地朱棣自然认同民富才能国强的观点，涸泽而渔绝不可行。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民富的同时，朝廷的税收政策别出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民富而国弱的怪现象。
为了获得好名声，朱棣带着矜持的笑意告诉杨荣：他决定不专门指派管庄人员去管理皇庄，而是委托户部派遗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皇庄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每年将田租交纳给宫廷使用，作为皇室的费用开支。
朱棣的这个想法再次获得了杨荣等人地齐声称颂。
同时，为了避免上梁不正下梁歪，已经有些飘飘然的朱棣决定带个好头：作为皇庄的所有人，皇帝也同样纳税！
当朱棣得意洋洋地宣布将来皇庄也同样纳税时，本以为会再一次获得底下人的赞颂，却没想到杨荣象是受到了极大惊吓似的，失声道：“臣万死不敢奉诏！”
在朱惑地目光下，杨荣组织了一下词语，严肃地说道：“皇上愿意拿出钱来分予天下子民，那自是皇上一片仁慈之心！然而皇上也应遵道，也得依三纲五常仁教义正，这万里江山世界才治得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上如何能够象普通小民一样向户部缴纳赋税呢？！微臣以为，皇上关心天下子民，尽可以从皇庄收入中划出钱来给予户部或是直接用以救济灾民，但是皇庄缴税一事……臣请皇上收回成命！”
听到这里，朱棣总算明白了杨荣的顾虑。
封建社会中皇帝之所以能够对天下臣民生杀予夺，其理论依据便是天授皇权。既然是“天授”，那自然得和神秘主义密切结合起来。否则，如果所有人都知道皇帝只是个普普通通地人，没有任何神秘色彩，那还有谁愿意遵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三纲五常封建伦理？如果皇帝也和普通人一样纳税，那么“天授皇权”的权威就会受损，进而动摇封建统治地基础。
事实上，直到二十一世纪诸多已经实行君主立宪的王室仍然享受着免税待遇——若是和普通平民一样缴税，又如何能够凸现王室地特殊？
其实封建社会中皇帝或是国王都不同程度地保持着神秘性，相比较而言中国还不算做得很过分。
太平洋某岛屿上的国王，不与普通人见面，甚至双脚不得沾地。结果当时的欧洲人一直误以为那位国王是一位政治犯。
再拿日本来说，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但中国也曾闹出过册封日本幕府将军为日本国王的误会——即便美国用军舰大炮轰开日本的国门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仍然以为幕府将军便是日本国王——用后世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这便是装B装成了傻B。
细细思量之后，朱棣觉得杨荣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朱棣却仍然决定坚持让皇庄纳税。
因为，皇庄纳税将会对明朝未来的财政税收带来极好的影响。有了皇庄纳税的榜样，那么由皇帝所赏赐的王庄以及贵族庄田也将失去避税的理由。历史上的明朝中后期，有一个现象是大量的自耕农带着田产自愿投入王庄、贵族庄田充当佃农用以避税。这些流失的税收加起来，数额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坚持让皇庄纳税，如何才能避免损害皇帝的神秘性呢？
第十三章 怪人周煜
与熊掌如何兼得呢？
……
朱棣突然灵机一动，说道：“杨荣，这却是你想左了。（皇庄纳税，并非朕本人纳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若说皇庄属于朕，难道整个天下哪个地方又不属于朕？若说皇庄属于朕便不收税，那其他地方收不收税呢？”
“况且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哪里瞧得上皇庄的那点子收入？事实上，皇庄收入只是用来供养皇宫中的宫女、宦官等人——既然皇庄提供的收入并非给朕享受，那么皇庄又为何又算作朕之私产？如此，皇庄有什么道理不缴税？……也罢，将之称为皇庄容易令世人误解，将来那些庄园的正式称呼就叫做宫庄。”
这纯粹是强词夺理，可尽管朱棣信口雌黄、一派胡言，杨荣却反而觉得更难措词反驳了。想想，皇帝挖空心思地要缴税总比拼命收刮民财要好得多，杨荣咽了口唾沫，最终闭上了嘴。
朱棣为自己辩言奇思妙想而得意非凡，于是谈兴更浓。
将抄没田改为皇庄后，由于佃农的实际负担未必减轻。为了安抚佃农，朱棣打算再出台一项推恩令。
这份推恩令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核定确认后，宫庄田租永不加租（这和清朝的永不加赋是一个意思，其潜台词便是永不减租）。
第二，宫庄的佃农拥有无限期耕作所租土地的权力，即永佃权。永佃权世代相承，可出租、典押或买卖。
永佃权有利于佃农经济独立性倾向地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地削弱。因为。无永佃权地佃农在土地上种植什么作物通常由地主决定。而有永佃权地佃农则可以按自己地想法处理。此外。佃户还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佃耕地土地上进行土壤改良。使原来贫瘠地土地成为肥沃地土地。有利于作物种植地扩大和土地收益地提高。
第三。规定宫庄地佃农可用分期付款地方式赎买他们所佃种地土地。分期付款地年限弄长一点。就年吧。这样一来。每年需要支付地数额便不会超过佃农地承受能力。若干年后待宫庄地佃农彻底赎买了土地。那便可以实现耕有其田地目地。
值得注意地是。在永佃制下。田地产权分离为两层。不由同一人执有：业主握有所有权。称田骨或田底。业主没有田地地使用权。只有受益权。即收租权；佃人握有田地地使用权。称田皮或田面。田皮地所有人如果不愿自己耕种。也可以将田皮出租给其他农户。坐收若干地租。相对于田骨业主所收之大租而言。田皮所有人收取地田租称之为小租。是为二地主或三地主。田骨与田皮形成了两种不同地物权。互相独立。田骨与田皮各有自己地市场。也各有自己地行情。由自己市场地供需情况所决定。
原来地历史时空中。田骨地所有人有收租权。同时有向政府纳田粮地义务。田皮地所有人有耕种土地之权。只纳租而不负担田赋。由于朱所进行地赋税改革中增加了浮动田赋地概念。因此田骨地所有人只需要担负基本田赋。而浮动田赋则由田皮所有人承担。
之所以让佃权所有人缴纳浮动田赋。并非因为朱棣本人就是田骨地所有人。因此做出有利于自己地决定。真正地原因在于：既然田租已经固定不变。可产生变化地只是田地产出。那么浮动田赋由田皮所有人缴纳自然比田骨所有人缴纳更为合理。反之。若强行规定基本田赋和浮动田赋均由田骨所有人负担。那么地主们就不可能接受永佃制——相较而言。佃农如果拥有永佃权。则缴纳地田租比没有永佃权要少。拥有永佃权后。佃农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扩大再生产。改善生活和积累财富。所以。朱希望永佃制能够得到推广。
由于永佃制地田地产权分离成受益权和使用权。第三人若强行以永佃人申报地浮动田赋地十倍价格强制购买该田产。却只能购得该田产地使用权。这自然不合适。因此朱只得亡羊补牢再追加一道指令：规定浮动田赋细分为甲类浮动田赋和乙类浮动田赋。田产受益权和使用权为同一人地缴纳甲类浮动田赋；田产受益权和使用权为不同人地缴纳乙类浮动田赋。如此。便不至于误导购买田产地人。
朱棣兴奋地讲述着自己地构思，却苦了一旁的内阁学士杨荣。
历史上常出现倚马待诏的现象，那是因为开国皇帝总需要打仗，在战争期间诏令，一旁的文臣只能倚马待诏。朱虽说勉强称得上马上皇帝，但现在又不是御驾亲征！说是微服私访，其实还是以游玩为主。当初皇上在六位内阁学士中单单挑选了杨荣时，他还得意得不得了。可现在，杨荣却只能暗叹倒霉。
朱棣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的构思，弄得杨荣实在是苦不堪言——杨荣记忆力超群不假，但他昨夜没睡好，又需要将这些长篇大论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暗自感叹着命苦，却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杨荣回头望去，他眼尖而且记忆力又好，立时指着后面说道：“那人不是昨天带头和林知县打擂台的粮长吗？”
朱棣皱着眉想道：这人急匆匆地象是逃命的样子，难道常州生了什么变故不成？
朱棣一声令下，于是侍卫们便将周拦了下来。侍卫习惯性地对即将靠近皇上的陌生人进行搜身时，竟然搜出周随身携带着的三千贯大明宝钞。
周以为遇上了拦路抢劫，吓得惊嚷鬼叫差点没尿裤子。这次跟朱出来的侍卫都是精挑细选的，而周明显只是个普通人，可两名侍卫架住周一个人，却几乎被他挣脱——一个人在危急时所爆的力量固然极大，但侍卫担负着皇上的安全，若是被周就这么挣脱了，后果不堪设想：轻则可能被处罪，重则甚至可能族诛。所以，尽管周挣扎得极为激烈，但那两名侍卫终究还是制服了周。
由于周一直拼命挣扎着，惹得一旁的纪纲大怒，于是踹了他一脚。
“老实点！”
接下来生的事令朱棣大为愕然。纪纲的话一出口，就听见周先是出了一声人怪叫，紧接着，他居然哭了起来。那哭声非同凡响，惊天动地，而且一阵紧过一阵，竟是伤心
哭法。
一般来说，一个人若是情绪异常，等他哭一会儿自然会停下来。可大道上不时会有行人经过，为避免误会，朱棣只好打断周，问道：“你不是常州县的一个粮长吗？携带大量现钞一副急匆匆地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是犯罪潜逃？”
听到这个问题后，周瞪着眼睛看了朱棣好一会儿，一边打着噎一边问道：“你不是拦路地强人？”
朱棣笑道：“你看我们象强人吗？”
周终于确定自己不是遇上了拦路抢劫。
昨天杨荣穿着官服，况且周也不敢盯着钦差多看，因此竟然没有现他的身份。不过，朱的行为举止自有一番气度，一旁训练有素的侍卫又彰显出主人身份地尊贵，所以周总算慢慢止住了哭声。
渐渐平静下来后，周带着哭腔老老实实地答道：“大人，算命先生说小的近日必有大难，只有往南方走才能避开这次灾祸，所以小的就变卖了部分家产去南边躲灾。”
朱棣并不相信周的这番说辞。当时听林海说过，这周家中也不过一千余亩土地，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官田。这三千贯现钞，总得卖个两三百亩地才能筹到。两三百亩土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脱手？
听到朱质问，周长长叹了一口气，象是想要把心中的郁闷忧愁全都从这口气中吐出来似的。
“谁说不是呢？买家知道我急着用钱，拼了命地压价，结果只花了三千六百贯就买了我两百五十亩地……放在平日，那些地怎么着也能卖上五千贯。”
“去南方避难用得着携带这么多现金？”
面对朱棣再次质疑，周嘴里好象含着一颗苦橄榄似的，嚅动了一下，小声暗哑地解释道：“大人您不知道。我今年真的是命犯太岁！算命先生说我近期有祸事，一开始我还将信将疑。可大前天常州知县追缴税粮时我才知道，那个算命的别看貌不惊人，却真真正正是个神算呢！”
说到这里，周又连连叹气，听得出他确实是后悔到了极点。
“刚刚听到父母大人正强行追缴拖欠赋税时，我想着这大约便是算命先生说的灾难了。”
“说起来这些年来一共也只不过拖欠了四百贯，可小人也真是吃猪油蒙了心，仗着妻舅是常州知府，便拉出知府大人和父母官大人打擂台。谁料父母官大人根本不卖知府大人的面子，两边居然弄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