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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开的。直至50年代,毛主席在与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当代学者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由于张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与南通已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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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张謇纪念馆
张謇纪念馆
军山·张謇纪念馆
军山略成南北走向,至北段,又延伸东去,折颈之处,便是大山门崖。大山门崖在山北,为普陀岩,其岩叠出如屋檐,其下可避风雨,上军山一般从此入,故称山门。其上刻“大山门崖”四字为民国年间所刻,其东石壁有测量海平面的刻记,门西有张謇《气象台新路记》一文刻于石上。普陀岩上方旧有一枝庵,为军山咽喉,山路即从庵前而过。普陀岩东为大小山茶湾,大湾在东,小湾在西。
此处岩壁之上,昔时长有众多山茶,花型大,故称大山茶湾。小山茶湾处,花型略小。当山麓皆水时,山花倒映水波,非常美丽。王业有游山茶湾诗:峭壁锁苍藤,危岩泻白练。
雨后看山茶,红飞霞片片。
普陀岩左(向西)为狮子窟。此处岩穴陡峭而中凹,左右嵬磊凸出如蹲狮;故称狮子窟。该处旧有水观庵;凌录宿水观庵诗云:“结宇傍岩曲,云热石灶冷。樵人止此宿,钟前发深省。风涛泼户狂,月露临窗靓。减寐出幽眺,身杂栢竹影。”水观庵往西再上,旧有浮杯庵。狮子窟南数十步的军山东南麓,有穿风洞,清虚高旷,形若二门,可南入而西出,又称石门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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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从事实业的原因
1895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对腐败的满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政治改革,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他认为,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就应当正视现实,勇于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所以,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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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张謇的名言
张謇
“父教育而母实业”是张謇的名言
张謇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混乱时代,“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引张謇挚友刘厚生语)。张謇是一个有抱负、务实、进取的人,回归后潜心建设地方,他所从事的社会事业涉及很多方面:
(1)创工厂。自1895年开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
(2)开农垦。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大兴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农田水利,建立产棉基地,发展农业;其后又办了大有晋、大资、大豫和大丰等盐垦公司。
(3)发展交通。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张謇辟道路、兴河运,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轮20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10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网;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为了加强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张謇还修建了港闸公路,等等。
(4)修水利。南通一带屡有水患,张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运用科技治水,修堤筑崨并举。
(5)办教育。张謇言“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张謇开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设主要包括:1902年自筹资金建设通州师范学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书馆;1909—1912年办商业与医学两所专门学校;1914年建图书馆等。
此外,张謇还振兴商业、改善环境、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于南通一地,开花结果,泽及后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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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思想转变
张謇
从张謇与孙云锦、吴长庆、李鸿章这三个淮系重要人物的关系入手,通过剖析张謇在淮系幕僚期间的人际交往,来考察他在这一时期——亦即他爱国主义世界观形成的初始阶段——思想活动的轨迹。
一、张謇与孙云锦
孙云锦,字海岑,安徽桐城人,是咸同年间名满江淮的桐城名士。曾先后参加湘军(约咸丰十至十一年)、淮军(约同治四至五年)幕府,深得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及李鸿章李鹤章兄弟信赖。他曾一度辅佐身为淮军亲军统领的李鹤章,且两人关系尤为相得(注:孙孟平辑:《桐城孙先生遗书·附年谱》稿本,藏安庆图书馆,按:孟平为孙云锦长子,与张謇交甚笃。张謇并为之作《校次孙开封集后序》(见《张謇全集》第212页)惜未编全而孟平早逝。80年代中,余在安庆图书馆所见,仅杂文录存及所编年谱(过简)耳。另:孙云锦与李鹤章关系,参见金松岑编《淮军诸将领传》稿本,藏上海图书馆。)。在淮军的组建和淮系的崛起过程中,孙云锦曾出过很大力气,是淮系的重要人物。
1871年,在署理江苏通州知州任上,孙云锦识拔了一位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大有建树的人物——张謇。张謇祖籍通州,到其父张彭年因兼祧外家吴氏,故迁居海门。张謇幼时颖异,被乡里目为神童。其父望子成龙心切,辗转托人,认如皋一张姓为同族,张謇遂“冒籍”参加县学考试,一举得中秀才,时年方16岁。风声传出,张謇为如皋人大肆攻击,并一度被县学羁押三月余。从此惹上了与如皋张氏纠缠不清的金钱讹诈和债务纠纷,前后历时近三年。张謇眼看家产荡尽,父亲心力交瘁,气愤之极,便于1871年11月向前来视学的江苏学政彭久余自行递禀,要求革去功名,“褫衣顶回原籍”(注:《啬翁自订年谱》见《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六卷日记,第833页。),彭立刻批请通州知州查复。孙云锦是一个爱才若渴的人,当即传询张謇晋见。不巧的是,张謇到时,孙恰有事外出,于是张“候客厅一时许,屡有觇余”(注:《归籍记》,《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上),第136页。)而张则“未尝徙倚,足未尝移易尺寸。”(注:《张謇存稿》,《南通县图志·杂纪》。)从而给孙留下较好的印象。经过孙云锦的努力,最终将张謇拨归通州原籍,算是通州的秀才。许多年后,他在为孙先生作的《七十寿序》中深情地回忆:“謇贯通州而居海门,弱岁为人所苦,所谓冤与弱之一。微公拯之植之,不能有今日。”(注:《桐城孙先生七十寿序》,《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上),第334页。)诚如张謇所言,孙云锦对他不光是“拯之”,而且还“植之”。1871年当年,张謇新从海门训导无锡文士赵菊泉授学,奉师命“尽弃向所读之古文”,而重点改学桐城派古文(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33页。)。以桐城家学渊源著称的孙云锦,对此很是赞赏。
1873年底,孙云锦得知张謇乡试未中,而又家道艰难无力向学时,便主动邀请张謇到他新任职的江宁发审局担任书记(实际是幕僚性质的私人助理),次年二月张謇正式进入孙府,“执弟子礼”。为了给张謇一个较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先生馆余别院,兼与其二子东甫孟平,亚甫仲平共学,给余月十余金。”而当时,“先生发审局差,俸月才五十金耳。”(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35页。)从1874年春到1875年冬,在孙府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张謇不仅学问大进,而且增加了历练,拓展了交流,开阔了眼界。通过孙先生的关系,张謇先后结识了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绣、惜荫书院山长薛时雨、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以及洪汝奎、杨德亨等著名文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张謇的才气和个性,来宁之初,他即投考钟山书院,考官为丹徒韩弼元,将张文“摈不录”,张即“负气投书,求示疵垢”,但没有回答。于是他又“借他名再试”,结果钟山、惜荫两书院的山长李联绣、薛时雨皆取为第一,并先后传见,同时也批评了韩弼元。此事为孙云锦得知,索观书稿后说:“少年使气,更事少耳,须善养。”并代张謇向韩道歉,使张謇又惭愧又感动,获益匪浅。除了砥砺文学,张謇还伴随孙云锦赴淮安查勘渔滨河积讼案,赴江阴鹅鼻嘴炮台查勘工程进展。负责该项工程的,是号称儒将的淮军庆军统领吴长庆,他对孙云锦执子侄礼,对张謇则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当孙云锦1875年冬因河运差委暂时离宁,吴长庆千方百计将张謇罗致自己幕中。此后,张謇虽然离开孙府,但仍书信通问,往返不绝。孙云锦回任江宁知府时,他虽在庆军军幕,仍一如既往,协助老师整理文案,起草书信;当孙云锦在1882年初因猫儿山命案牵涉暂时系狱,他即前往探视,并表示“公如被冤,愿生死从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页。)对于这位集恩公、幕主、老师三位于一体的孙先生,张謇始终充满了仰幕和感戴之情。入幕之初,孙云锦对他的教诲“为人必从有据做起乃成”(注:张謇日记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记:“海师来谈,谓为人必从有据做起乃成,此见道语也,敢不服膺。”《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0页。),他奉为终生服膺的圭臬,并身体力行。
1887年,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再次邀请张謇入幕相助。这时正值黄河郑州决口,张謇奉孙之命与其子孟平乘舟由开封至中牟查看水势,归后作《郑州决口记》,指出官吏贪墨中饱,河堤年久失修是此次决口的主要原因。随后又以“论河工”五次向当时的河南巡抚倪文蔚致函(注:参见《张謇全集》第二卷经济《郑州决口记》及《论河工五致倪中丞》诸函,第1-9页。),情痛词切,议论得法,很受倪氏重视。倪文蔚是安徽望江人,进士出身,同治六年为李鸿章调入淮军襄办营务,是淮系重要官僚,和孙云锦有同乡袍泽之谊。他属意孙希望能将张謇延至自己幕中,并请张代拟《疏塞大纲章程》。在《章程》中,张謇力主参用西法,乘全河夺流,复禹故道。但当时督办河工大臣,除倪外,尚有李鸿藻和李鹤年,一河三公,政出多门。张謇见意见不被采纳,而孙云锦亦以年老要求致仕,于是师生二人于年底年初先后返乡(注:据张謇日记,张约在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中旬,孙约在该年正月各自返乡。《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279、282页。)。
1892年2月,孙云锦与世长辞,讣告传来,张謇“为位而哭”,泪如泉涌。在祭文中,他深情地回顾了孙夫子的一路扶持。“悯其未学召置门下,念其有亲而资分俸余。”认为自己“不见吐弃于贤豪长者,而人间犹知有謇也其人于泥尘之底,谁之赐欤?呜呼公乎!”(注:《祭桐城孙夫子文》,《张謇全集》,第468页。)在挽联中,他又写道:“师无疚乎亲民官,所见去思,旧政寻常皆治谱;我何为者报恩子,悲来横集,行年四十尚公车。”(注:《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下),第553页。)既客观表述了孙云锦一生为官清正,为百姓思念的业绩;又委婉地感慨自己在恩师谢世前,尚未走完科举的最后一程。在他的倡导下,通州士绅合词上禀督抚,请将孙事迹奏付国史《循吏传》,并以之配祀通州“名宦祠”(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1页;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孙麻山先生传第八十八,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12页。)。算是完成了学生对老师的最后一